周公之禮

西周初年，世風日下，民間婚俗混亂不堪。

為明德新民，周公親自制定禮儀。周公從婚禮入手，對當時男女交接混亂的狀況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他把男女從説親到嫁娶成婚，分為了七個環節，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敦倫七個環節，並且對每個環節都進行了細化，作了具體細緻的規定，這些合稱“婚義七禮”。

這第七禮——敦倫，即敦睦夫婦之倫，含有指導新婚夫婦依禮行事的用意。其儀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載之理，於是陰陽和諧，乾坤有序，維綱常而多子孫。

敦倫：交配的文雅代稱。原為儒家用語，後為佛家借用，再後轉為男女交合。

佛家：求子三要：第一保身節慾，以培先天、第二敦倫積德，以立福基。第三胎幼善教，以克隨流。（印光大師）

雖然説敦倫是性交的意思，但是專用於夫妻之間，只有有夫妻名分的男女交合才能用敦倫二字，情人間是不能用這詞的。

相傳西周初年，世風磽薄，婚俗混亂。輔佐天子執政的周公為整飭民風，親自制禮教民。周公格外重視婚禮，從男女説親到嫁娶成婚，共分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敦倫七個環節，每個環節都有具體細緻的規定，合稱“婚義七禮”、“士婚義七禮”，為讓“士”人理解如何執行“七禮”，周公遂與妻子一起演禮，現身説法。可演試到“敦倫”一節時，周公之妻拒絕了。敦倫，即敦睦夫婦之倫，含有指導新婚夫婦依禮行事的用意。但妻子不同意演試“敦倫”。躊躇間，周公見到兒子伯禽擺弄的幾個葫蘆瓢，試合兩爿能重新合為一個葫蘆，他靈感頓生。次日，周公把“士”人子弟召到辟雍（學校），講解“婚義七禮”，説到“敦倫”時，他拿出一對原配的葫蘆瓢來，以此為喻：未分之前如混沌一體，剖開之後如男女有別，敦夫婦之倫，就如同把葫蘆瓢重新合為一體，其儀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載的萬物推原之理，於是陰陽合諧，乾坤有序，維綱常而多子孫。從此新婚夫婦均據“七禮”行事，原本的教具葫蘆瓢也在婚禮上被奉為禮器：用根繩子拴住兩個瓢柄，表示夫婦二體合一；又得一仰一合地擺在新房內，象徵男俯女仰及子孫繁衍。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周公制定的婚儀亦漸廢弛，孔子遂重修禮典。修到“士婚義”中“敦倫”一節時，他認為時過境遷，可以省掉。“六禮”於是產生。不過民間照舊把世代相傳的葫蘆瓢置於婚儀中。孔子又順遂民意收葫蘆瓢入禮書，稱為“合巹”，不算婚儀中的正規禮器，而是夫婦“共牢而食”（即共吃祭祀肉食）後以酒漱口的器具。時間一久，不少人認為這是喝“同心酒”的器具；也有人仍學前輩的做法將其一仰一合地放着，哪裏還知曉它的本義呢?

結合初民婚配的發展史實來考察這類民間傳説，似乎不無道理。考古發現，如半坡和馬家窯類型的文化遺存中，都有模擬葫蘆整體和縱剖面的陶製器物，有人就認為這是人類原始的交媾符號；而在漫長的風俗實踐中，葫蘆也經常扮演男女結合象徵物的角色，如有些地區在男女新婚之夜，婆婆要向媳婦贈送葫蘆形狀的“禮饌”，上面既有蓮花一朵暗示女性，又有突起物一個表示男性；有些地區姑娘出嫁時，要佩戴繡有葫蘆的織物；還有些地區流行着在洞房樑上懸掛木勺的習俗，也可看作是葫蘆瓢的演變。此外，後人常稱夫婦同房為“周公之禮”，雖然帶有戲謔意味，但也能説明古人對此事之倫理性質的看重。

周公始創了中國式的法律思想和政治制度體系，完成了“禮”的第三次變革。他從禁酒到制禮，確立了“形而上之禮”的“禮制”理論，他假“祭禮”為“人禮”，用以規範人們的社會地位、等級、行為、人域間的社會關係，他變原始意識中法自然、法天觀念為人法法則，由形式規定本質，用結果掩蓋原因，尋找到並確定了西周社會階級統治的理論原則，還因之創立了西周“形而上之禮”的禮制政治法律制度。這種制度我稱之為“禮法”規範。

周公之禮，是物質力量的最高表現形式，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進行統治的工具。作為階級的意志，它超越於平民百姓之上，服務於姬周宗法統治，具有強烈的強制力。他把姬周集團的意志和利益全部融合於禮之中，以尊尊、親親、賢賢、嫡長世襲、男女有別構成禮之本體。由之者，謂之“民彝”，非之者，謂之“非彝”。結果是“禮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其本質特徵是“保護”與“限制”。

周公之禮，就其組成部分言，主要包括假定、處理兩個部分，而很少明確規定製裁（現代法理學用語）。這説明西周的“刑”與“禮”是分離的。“刑”、“禮”之辯，很早就成為法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據我認為，二者不是同一概念，但二者也不是對立概念。如果説法應該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個部分組成的話，那麼，春秋以前，中國歷史上的禮、刑實是一致的，二者是邏輯關係、因果關係、先後關係，是同一範疇的兩個組成部分（和刑相平列的還有“兵”）。刑、禮分離的法律特徵，在西周史籍中表現特別明顯。《周禮》、《儀禮》是有關假定、處理的專門規範，一般不涉及制裁。而另外，西周的《刑書》（即《九刑》）（已失傳，可從《呂刑》中見端倪），則專門規定了刑罰制度。刑、禮分離，是周公“德治”、“禮制”政策的重要內涵。禮的目的在於“強化”和“保護”，為此，防止犯罪，應是周公“禮制”的創新。一方面，他以懷柔的強化性規範——“禮”掩蓋着殘酷的強制性規範——刑罰、兵伐；另一方面，他利用人們普遍存在的虛榮、自尊心理，根據宗法親宗的宗法制度，強行劃分了人的階級等級，並引伸出了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則。即，禮是對貴族階級的抬高，而刑則是施於平民階級的恥辱。在法律的意義上講，禮是對“民彝”的保護，而刑則是對“非彝”的恥辱。

周公之禮根據其所調整的社會關係，是有關人身行為、生活方式和政體、組織機構及其附屬的實體規範，是治標而非治本的“法人則聖”的人身法法則。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中國西周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曾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紂王，並製作禮樂，天下大治。因其采邑在周，爵為上公，故稱周公。

在周文王時，他就很孝順，仁愛，輔佐武王伐紂，封於魯。周公沒有到封國去而是留在王朝，輔佐武王，為周安定社會，建立制度。武王崩，又佐成王攝政。據《曲阜縣誌》記載："武王十三年定天下，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相武王，成王即位，命世子伯禽就封於魯"。新建立的周王朝面臨着嚴重的困難，商朝舊貴族們準備復辟，而周公輔政，又有違於王位世襲制中父死子繼的原則，引起周室集團內部的矛盾。結果殘餘勢力即與周室內部的反叛勢力勾結起來，他們的代表是紂王子武庚與「三監」管叔、蔡叔等人。結果周公東征平定三叔之亂，滅五十國，奠定東南，歸而制禮作樂。

周公自幼篤行仁孝，多才多藝。文王在時，他以孝仁而異於羣子；武王即位，則以忠誠輔翼武王，一次，武王有疾，羣臣憂懼，卜求先王救助。“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自身替武王之身，且稱曰：“旦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及武王死，成王在襁褓中，周公毅然挑起了“攝行政當國”的重擔，並且教誨開導成王，以其終生輔國安邦。

周公“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來源。儒家思想學説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禮”，也源於周公。《周公解夢》一般相傳為周公所作，人們也就不可避免將周公與夢直接聯繫起來。這也就是夢經常被稱為“周公之夢”或“夢見周公”的原因。

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賢人，洗一次頭時，曾多回握着尚未洗完的頭髮；吃一頓飯時，亦數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賢士。這就是成語「握髮吐脯」典故。周公無微不至地關懷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厲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裏，對河神祈禱説：“今成王還不懂事，有什麼錯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讓我死吧！”成王果然病好了。周公攝政七年後，成王已經長大成人，於是周公歸政於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

後來，有人在成王面前進讒言，周公害怕了，就逃到楚地躲避。不久，成王翻閲庫府中收藏的文書，發現在自己生病時周公的禱辭，為周公忠心為國的品質感動得流下眼淚，立即派人將周公迎回來。周公回周以後，仍忠心為王朝操勞。周公輔佐武王、成王，為周王朝的建立和鞏固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他在受成王冤屈以後，仍忠心耿耿，為周王朝的發展嘔心瀝血，直至逝世，終天下大治。周公臨終時要求把他葬在成周，以明不離開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懷謙讓，把他葬在畢邑，在文王墓的旁邊，以示對周公的無比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