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陶

呂陶生於宋仁宗天聖工七年，卒於徽宗崇寧四年，年七十七。（宋史本傳不著卒於何年。此據將堂守蜀設學時，陶年十三推算）將堂守蜀時，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此買誼之交也）。陶年方十三，一坐皆敬中皇佑進士第，調銅梁令。應熙寧制拌科；時王安石從政，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安石怒謫通判蜀州。哲宗立，除殿中侍御史，上疏論蔡確、韓縝 、章惇之奸。進給事中。從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因入元祐黨籍奪職，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知梓州。致仕，卒。陶著有淨德集六十卷，《宋史藝文志》傳於世。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為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

之後，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訴。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府帥唐介闢籤書判官，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改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忘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説，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範鎮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

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才通判蜀州。張商英為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於朝，軍遂不廢。

王中正為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戾，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榷茶，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榷。茶園本是税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以供衣食，蓋與解鹽、晉礬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税。或往吊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為司門郎中。

元祐初，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玫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為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為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為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

蘇軾策館職，為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台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

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傅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為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況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遷中書舍人。奏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

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奸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複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