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調元

呂調元，字乾初，1908年出生于山西省靜樂縣西坡崖底村。他先在本村念私塾，1921在本縣高小畢業，進太原中學就讀。在中學學習時，受革命先輩高君宇等人的啓迪和影響，開始閲讀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1929年，呂調元考入北平朝陽大學政治系，後轉學到北平大學法學院。在此期間，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在一次街頭宣傳中被反動當局逮捕，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在獄中，薄一波介紹呂調元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他叔父通過傅作義出面作保釋放，出獄後，呂調元繼續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3] 

1936年，犧牲救國同盟會在太原成立，呂調元任犧盟會組織部副部長、犧盟會雁北中心區秘書。1937年11月太原淪陷前，犧盟總會撤到臨汾，呂調元兼任隨營抗日軍政幹部總校三大隊教導員。1938年2月，山西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團”(簡稱民青，是犧盟會的核心組織)，呂調元任常委，與牛蔭冠一起負責“民青”的領導工作。他在工作中勤勤懇懇，吃苦耐勞，堅持原則，敢於鬥爭。同年11月，閻錫山在二戰區舉辦民族革命青年軍官教導團（簡稱青軍團），培訓部隊的連排級幹部，呂調元任政治部主任。青軍團的學員大多數來自即將淪陷地區的青年。為了把這些人培養成為抗日救國的積極分子和山西軍隊中的軍政幹部，呂調元重視聯繫實際、嘔心瀝血地做好學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同年12月，日軍進犯鄉寧，青軍團移駐吉縣。呂調元請續範亭給學員作報告，提倡艱苦奮鬥的作風，批判當時存在的享樂思想；請楚溪春講徐向前率部在太行山殲滅日軍1000多人的光輝戰例。 ^[2] 

1939年1月，日軍掃蕩鄉（寧）吉（縣）地區。呂調元機巧地説服了青軍團的軍事領導人、教育長劉墉之，把全團官兵、學員帶到晉西北的興縣。在去興縣途中，還有意帶領學員繞道陝北的延川、延長境內，讓大家親眼看看陝甘寧邊區人民的抗日、生產熱情和民主生活氣氛。許多人對邊區留下良好的印象，產生了嚮往之情，使頑固分子的歪曲宣傳不攻自破。青軍團到興縣後，與八路軍一二O師三五八旅教導大隊同駐在城關一帶。兩個單位經常組織聯歡，一起參加羣眾集會，開展抗敵宣傳和文藝活動。呂調元還請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給青軍團幹部和學員作報告，請這個旅的炮兵營派人給學員教練山炮。在呂調元主持下，組織政治教官根據八路軍和抗日軍政大學的教材給青軍團學員講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和《抗日遊擊戰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課。這些活動使青軍團的幹部和學員大開眼界，提高了覺悟。當時，青軍團中新舊勢力的鬥爭卻非常激烈。頑固勢力包括總隊長楊家藩等一批舊軍官，他們策動其下屬經常和政工幹部搞摩擦、鬧矛盾，製造困難。呂調元總是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站在進步力量一邊，支持政工幹部同頑固勢力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直到獲得勝利。同時，呂調元很注意對教育長劉墉之等軍事人員的爭取工作。在他的影響下，劉墉之後來願意閲讀毛澤東的《論詩久戰》等著作，並對頑固勢力的有些活動有所制約。 ^[2] 

1939年春夏間，閻錫山派到晉西北的視察團和青軍團內部的頑固勢力，一再向閻錫山報告：“青軍團‘赤化’了，政工人員進行共產黨活動”。秋林會議以後，1939年6月，閻錫山把呂調元調離青軍團，同時撤換了大部分思想進步的政治教官和政工幹部。1939年9月，呂調元作為黨在犧盟總會領導小組的一員，以幹部訓練委員會第三處副處長兼訓練團民運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積極參與了犧盟會的領導工作和秋林地區的反頑固鬥爭，組織掩護了在秋林集訓的一大批犧盟幹部的撤離。“晉西事變”發生不久，呂調元同梁膺庸、胡西安、張力之聯名發表了《我們對晉西事變的認識和態度》，揭露這次事變是頑固分子向革命力量的挑釁，呼籲二戰區軍民團結抗戰，槍口一致對着日本侵略者。這時，秋林的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牛蔭冠、劉岱峯等犧盟會領導人相繼撤離，留下呂調元等繼續同頑固勢鬥爭。頑固頭子梁化之變本加厲，下令收繳了犧盟總部警衞連的槍支，查封了電台。面對這種情況，呂調元不顧個人安危，支撐着犧盟總部的困難局面。 ^[2] 

1940年1月，形勢進一步惡化，梁膺庸率領民族革命大學的300名學生撤往延安。就在這時，頑固分子設下圈套，唆使民青中的叛徒任朝逢和張英等人騙取呂調元給延安寫信，並以此為把柄，説呂調元“策動青軍到延安”，將他逮捕。反動當局先把呂調元關押在秋林鎮南河邊東興集一個又潮濕又黑暗的土窯裏，開始給他戴上9斤重的腳鐐。1940年4月，把他轉押在白家塬憲兵司令部偵緝隊的監獄。1941年秋，又把他轉押在吉縣宋家坡監獄。1945年10月，把呂調元從晉西轉押在太原東華門監獄。他在獄中常説：“政治犯坐牢，就是學習知識的好機會。”他介紹在北平坐牢時組織難友們學文化、理論和外語的情形，勸大家抓緊機會學點東西，鍛鍊好身體。他經常向難友們宣講抗日戰爭的形勢，講解前方將士英勇殺敵的情況，以此來鼓舞人們的鬥志。在監獄中，他充滿了樂觀主義情緒，寫了一首詩：

“監獄是我家，鐐銬作玩耍，拼我頭顱血，澆開革命花。” ^[2] 

1946年夏，中共駐太原軍事調處執行小組代表根據重慶談判協議，多次要求釋放囚禁數年的呂調元，閻錫山詭稱“其早已暴病死亡”。之後，他被國民黨特務殘害而死。 ^[1] 

呂調元善於對不同的人作有針對性的工作。他對沒有鬥爭經驗、害怕受刑的戰友説：“敵人的刑罰不過是鞭打、灌冷水、坐老虎凳、燒紅火柱烙，只要頂住這幾種酷刑，他們也就無可奈何了。”他對八路軍的被俘人員説：“你們可真是硬骨頭漢子，敵人拷問時什麼也不説，穿這樣衣服(指八路軍軍裝)的人就是不一樣。”呂調元的鼓勵，大大堅定了獄中難友們的鬥爭意志。他還不忘做看守的工作。他説：“革命者像一盆火，放在哪裏，熱在哪裏。共產黨員像一盞燈，點在哪裏，亮在哪裏。”他堅信，人總是有辨別是非能力的，看守也不是鐵板一塊。不論把呂調元關在哪個監獄，一有機會他就向看守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大多數看守來自淪陷區，都是為了謀生才給敵人幹事的。他們在呂調元的感召下，對“犯人”的管理放鬆了，有的還幫“犯人”秘密傳遞信件、報紙，同外界聯繫。呂調元被捕後，黨十分關心他的安危。通過各種社會關係設法營救，但都沒有成功。呂調元多次對同志們説：“絕對不能以原則換取自由。”“如果卑躬屈膝，損害革命利益，換取個人自由，出獄以後在政治上也成了一個死人。與其出去當個死人，倒不如我就死在這裏。” ^[2] 

1945年冬天，呂調元年逾花甲的父親呂鳴鸞一心想營救兒子出獄。他風塵僕僕，從原籍步行到太原，前來探監。老人先找特務頭子梁化之，要求把關押多年、體弱多病的兒子保外就醫。陰險毒辣的梁化之假惺惺地説：“放呂調元並不難，只要他寫一個東西，認罪自首，就可以放出來和我共事。”之後，老人來到監獄，一見到他的獨子，老淚縱橫，泣不成聲。為讓兒子出獄，他轉達了梁化之的原話。呂調元聽後怒不可遏。他説：“我在犧盟會一向主張抗日救國，沒有犯過錯誤，對國家、對山西人民無罪。我無罪可悔!”他安慰父親説：“你老人家應該為有我這樣的兒子而驕傲，不應該為兒坐牢痛哭、悲傷。你回家以後好好保重身體，勝利就在眼前!”呂凋元面對風燭殘年的老父，意味深長地説：“我雖不能侍奉你，但我相信會有人照顧你的。” ^[2] 

1946年春，駐太原軍事調處執行小組的共產黨代表多次要求閻錫山釋放囚禁多年的呂調元，但遭到拒絕。閻錫山為躲避軍調小組的檢查，白天把監獄裏的政治犯分別押解到杏花嶺的樹林中或山西大學的教室裏臨時囚禁。呂調元早已識破敵人的詭計，坐在地上堅決不走。他説：“我既是坐監的，就應該待在監獄。坐監，坐監，就要坐在監獄裏，離開監獄，怎麼叫坐監……”看守連拉帶拖，他坐在地上死活不動。那些人把他沒有辦法，想把他藏起來，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地方。最後綁住他的手腳，放在一個大筐裏，用繩子吊在後院的一個枯井裏。為了營救呂調元，太原軍調小組的中共代表再次約見梁化之，提出要見呂調元，立即釋放他。狡猾的梁化之推辭説，此事須經閻錫山批准。代表找到閻錫山，他詭稱呂調元“早已暴病死亡”。之後，閻錫山指使梁化之和特種警憲指揮處頭目楊貞吉，“立即將呂調元處死，且要屍體完整，還得有醫生簽字證明是‘暴病醫治無效死亡’。”閻錫山的命令下達給看守呂調元的看守隊長劉運和警察長李鴻林執行。劉李二人為了推卸他們的罪責，便把命令遞給呂調元看。他看後從容自若，毫無懼色，遂向看守要來紙筆，憤然疾書《告山西人民書》《致梁化之的一封公開信》，痛斥閻錫山破壞團結抗戰，茶毒山西人民，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破壞《雙十協定》，挑起內戰的罪惡行徑。寫完後，呂調元端起一杯毒藥，大口吞下，並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呂調元就這樣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生命。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