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玉蘭

呂玉蘭（1940—1993年）臨西縣下堡寺鎮東留善固村人。高小畢業後回鄉務農，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潮中逐步從一個普通的農村姑娘成長為聞名全國的女勞動模範和女省委書記。

呂玉蘭是中共第九、十、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四、五、六、七、八屆河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屆全國婦女聯合會代表、執行委員。1970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員赴朝鮮訪問；1973 年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赴阿爾巴尼亞訪問；80年代率河北省農業代表團赴法國、泰國 進行農業考察。她聽黨的話，一直堅持在農村參加生產勞動，積極帶領羣眾戰天鬥地，改變了家鄉一窮二白的面貌，從一個普通的農村姑娘逐步成長為聞名全國的女勞動模範和女省委書記。1993年病逝。其骨灰存放在河北省雙鳳山陵園北鳳正廳一室0076號。

呂玉蘭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50年代響應黨的“組織起來‘”的號召，帶領 本村24户農民組成了第一個初級農業合作社，帶領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文革”中受到錯誤批判，但她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志向不移。由於時代的變化，她的職務也發生過較 大的變化，但她無論職務高低，始終兢兢業業地為黨工作。為了提高文化水平和業務能力， 她克服重重困難，以優異的成績取得了大專文憑。

1955年7月，15歲的呂玉蘭從下堡寺高小畢業後，堅決響應黨和政府當時提出的知識青年回鄉務農的號召，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參加生產勞動，並被選為初級農業社社長。她帶領全村羣眾，戰風沙、鬥鹽鹼、開荒種樹、打井修渠，為改變家鄉的落後面貌作出了巨大貢獻。

當社長伊始，這個村的婦女還沒有下地勞動的習慣，而且有些男社員也不聽指揮。從未當過幹部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挨門挨户地發動婦女。功夫不負有心人，出勤的人越來越多，生產勞動搞得熱火朝天。那些日子，呂玉蘭一邊領着大家幹活，一邊教社員識字唱歌，談説社會主義的新人新事。她要讓大夥知道，只要大家齊心協力，就一定能把家鄉變個樣。

正是由於呂玉蘭的出色工作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她於1958年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她發表了《十個為什麼》，以高尚的品德、寬闊的胸懷 抒發了她的人生觀。

1955、1958、1963年，被評為山東省勞動模範。1965年，被評為河北省勞動模範。1966年，被評為全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參加了國慶觀禮，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文化大革命中，她被當作劉少奇路線的典型推到全縣萬人大會，脊背上插着削尖的竹杆旗子，被人揪住頭髮，擰着胳膊，和地縣的領導人一起挨批鬥。竹尖刺破了她的脊背，流出滴滴點點的鮮血，背上至死還有那時留下的疤。批鬥完之後，她又被關押，像囚犯一樣沒有一點人身自由。整整半年多的時間裏，呂玉蘭就過着這種非人的生活。

最初的慌亂迷惑過去之後，呂玉蘭冷靜下來，她認真地回憶了自己十幾年走過的路，認定自己想改變家鄉面貌的做法沒錯，她不能聽憑造反派的糾纏，她要回到鄉親們身邊去工作，這時她想到了一個能夠救她，也會救她的人———周恩來。1966年國慶節，她作為全區三八紅旗手第一次來北京，與顧阿桃、尉鳳英、楊懷遠、夏菊花等人一起受到周總理的接見，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觀禮時又見到過周總理。於是，她揹着人偷偷地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既説了自己的情況，又陳述了她對當時時局的看法。

僅僅隔了一個月的時間，駐邢台的支左部隊接到了周總理辦公室的信，要他們解放呂玉蘭。於是呂玉蘭先是成為縣革委會成員，後來又作為工農兵的代表結合進“紅色政權”。

1969年她在村裏從廣播中聽到自己當選為“九大”代表，以後又進入中國地方一級最高領導層，成為河北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

經歷了文革初期那段落落起起、沉沉浮浮的波折之後，她不再是熟悉家鄉黃土地、腦子裏只想着改變家鄉面貌的單純鄉姑，她有過許多困惑也有過許多思考，意識到面臨局面的複雜。全國婦聯籌備組成立時，呂玉蘭成為副組長，她由此結識了康克清，開會時常常關起門來向康大姐訴説心中的苦悶與疑惑。當受到江青一夥指使的人，暗示她批判康大姐她們時，呂玉蘭覺得不對勁，就藉口帶人去大寨參觀學習，離開了北京。她經常穿着件紫黑相間的大格對襟上衣，黑布鞋，很像進城的農村幹部。

1980年，組織上決定調她到正定縣任縣委副書記，職務雖然下降了，而她並不感到有什麼失落感。

呂玉蘭一生中曾受到幾次錯誤批判，文革中也受到衝擊，但她毫無怨言，仍然忠於黨的社會主義事業。30多年以來，她堅持工作上高標準，生活上嚴要求。她黨性強，作風正派，胸懷坦蕩，為人正直，平易近人，團結同志，艱苦樸素，廉潔奉公，是一位深受羣眾愛戴的好乾部。

1985年6月，呂玉蘭在河北省農業廳工作，任副廳長，黨組成員。1990年4月她患了腦血管痙攣症，但她捨不得在醫院休養，仍堅持帶病工作。 就這樣，雖然她的身體狀況又明顯惡化，但她總捨不得休息。人們一再勸她休息幾天，但她總不同意，仍然忙個不停。然而，過度勞累的她，終於再次被送入了醫院。1993年3月31日凌晨4時40分，呂玉蘭因病治療無效，在省會石家莊逝世。呂玉蘭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這位曾多次受過毛主席、周總理接見，激勵了千千萬萬的著名女勞模，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青年時代的呂玉蘭身材細高，愛説愛笑，又是勞模，又是公社書記，小有名氣，傾慕的人自然不少。可是事情有些奇怪，那些追求者都表示喜歡呂玉蘭卻不喜歡她那貧困的家鄉，設想着呂玉蘭日後夫唱婦隨，離開東留善固。這引起呂玉蘭的反感，她為什麼要帶頭組織合作社，為什麼又要累死累活在沙灘上種樹，不就是為了改變家鄉面貌嗎？她不想離開自己的根，拋棄自己的夢。她的堅決，使得一個個“白馬王子”望而卻步。接下來便是文化大革命，風雨變幻，呂玉蘭的婚事也就擱淺了。

關於呂玉蘭和江山的婚姻，河北有過種種傳説。其中流傳較廣的一個傳説，説呂玉蘭和江山是周總理保的媒。的確，周總理生前不僅關心着她的工作，也關心她的婚姻，既讚賞她的晚婚，又囑咐過要抓緊時間解決個人問題。雖然她與江山的婚姻並不是周總理保媒，但她對周總理和鄧穎超的感激卻是至深至切。一次，鄧穎超接見外賓時，江山也在場，送走外賓後，江山把他與呂玉蘭的婚事主動告訴了鄧大姐，鄧大姐高興地説：“聽説玉蘭找了個記者，沒想到就是你呀！”周總理逝世後，他們跟鄧大姐的關係更為密切。1986年鄧大姐到石家莊參加河北師大的校慶，晚上，呂玉蘭和江山專門到賓館看望鄧大姐。

江山是江蘇省武進縣農家子弟，1964年高中結業後到新華社做譯電員。他們相識後，相距兩地，見面的機會不多，只能鴻雁傳書。呂玉蘭在江山寫給她的信中領悟到一片情後，把江山領到自己的家鄉，讓這個南方小夥子看看北方的農村，並直言相告，她這個省委書記還是完全的農民，日後恐怕還要當農民。江山也毫不含糊地回答，呂玉蘭仍在東留善固，也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感情。日後江山真的履行了他的諾言，呂玉蘭沒有繼續在全國婦聯工作，江山也就婦唱夫隨，離開北京，到石家莊的河北分社工作。

1990年4月，江山發現呂玉蘭近一段時間總是精神不振、語言遲緩，便和她一起到來河北省人民醫院。經檢查，她患上了腦血管痙攣病，這是一種輕度腦血栓，當下就在醫院治療了一個多月時間。

6月，病情剛有好轉，呂玉蘭就堅決要求出院。出院後，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從6月到這年年底，半年時間內，她幾乎一刻也沒停息。6月，她到大曹莊農場參加現場會，回來後又赴秦皇島，參加在那裏舉行的全國農機監理學術研究會、全省地市農機科長會；7月，她飛赴昆明，參加全國農機工作會議；8月，她到承德、唐山、秦皇島檢查工作；9月，又連續行程2000多公里，上天津、下邢台。回來後病情加重，住院治療一個多月；11月15日剛出院就趕赴保定，參加一個培訓班開幕式，然後到保定、廊坊所屬數縣調查研究，24日回到石家莊，26日又趕赴邯鄲現場辦公。28日，從邯鄲直接又去保定……

1990年12月27日，過度疲勞的呂玉蘭再次被送進河北省人民醫院。兩天後，確診為腦血栓。在醫生、護士的竭力搶救和江山的精心護理下，到1991年春天，呂玉蘭的病情得到控制，並逐漸有所好轉。3月底，轉到北京空軍總醫院，後又轉到北京西苑醫院，在這兩個醫院醫生的精心診治下，她的病情進一步好轉。

1991年6月12日，呂玉蘭從北京西苑醫院出院，回到石家莊。由於生活不能自理，這期間全靠她的愛人江山日夜陪伴在她身邊，幫她穿衣、吃飯、喂藥，為她洗澡、換洗衣服。長期以來，呂玉蘭忙於工作，經常出差，而江山也常常外出採訪，倆人很少能廝守在一起。這次呂玉蘭生病住院，倒為他們夫妻倆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為了更好地照料呂玉蘭，江山錯過了擔任新華社河北分社領導職務的機會，也錯過了晉升高級記者職稱的機會，但他無怨無悔，他説：愛的真諦是忘我的奉獻，愛的極點是心靈的交融。望着病中的妻子，江山一遍又一遍地對她説：“玉蘭哪玉蘭，你帶領鄉親們，用自己的雙手描繪出了改天換地的壯麗圖景，用自己的雙腳走出了一條脱貧致富的康莊大道；如今，你病了，但還是人民的功臣，好人應當有好報，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顧你！”

再精心的治療，再好的藥物，再盡心的護理也沒能從病魔手中奪回呂玉蘭的生命。1993年3月31日凌晨，黨的好女兒、全國著名的農業勞動模範呂玉蘭與世長辭。

1993年4月9日，在河北省省會石家莊，省委為她舉行了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由省委組織部審閲批准的《呂玉蘭同志生平》中，這樣評價她：“呂玉蘭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獻出了畢生精力，做出了重大貢獻。”

知道玉蘭同志病魔纏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莊，趕忙去看望她，見她雖未康復，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許多。誰知病魔無情，當我從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傳來她病逝的噩耗。我為玉蘭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早在60年代，玉蘭同志就是全國著名的勞動模範，她的事蹟傳遍大江南北，激勵了當時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從北京調到河北省正定縣，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聞目睹了她的高風亮節、公僕風範，對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

玉蘭同志曾在中央和省委任過要職，1981年9月，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安排，調任中共正定縣委副書記。面對職務的變動，玉蘭同志毫無怨言，服從組織安排，並很快同縣委“一班人”打成一片。當時，縣委分工玉蘭同志抓多種經營工作。正定縣是我國北方糧食單產最早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的縣。但長期以來，由於受“左”的思想幹擾，只看重糧食生產，而忽視了多種經營，經濟並不富裕，是有名的“高產窮縣”。全縣每年上交糧食徵購 7600萬斤，每畝平均負擔200多斤，為了保徵購，不得不壓縮經濟作物，致使種植結構單一，林、牧、副、漁不能平衡發展，增產不增收。玉蘭同志瞭解到徵購過重的情況後，就主張縣委如實向上級反映，經過努力，終於使糧食徵購任務核減到4800萬斤，給正定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玉蘭同志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她提出了“農民要想富，必須上工副”的口號，建議成立縣多種經營辦公室，把發展農業、工業和多種經營作為正定經濟騰飛的突破口。她還主動請纓，不顧身體疾病，親自帶隊走南闖北，學習取經，為幹部羣眾的思想解放和全縣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農業生產實行“大包乾”時，縣委“一班人”中認識不盡一致。玉蘭同志根據四川、安徽等地全面推行農業“大包乾”很快使農業生產躍上新台階的事例，大力宣傳“大包乾”的好處，並提出可以先搞試點，然後逐步推開。由於縣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形成共識，從而為正定縣全面推行“大包乾”奠定了思想基礎。

玉蘭同志有句口頭禪，叫做“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意思是説領導幹部不要只浮在上面，要深入基層，廣泛接觸幹部羣眾和工作實際，不論哪方面的情況,哪方面的反映都要聽、都要看，回來以後再分門別類加以分析研究，分頭解決、落實，這是玉蘭同志的經驗之談。玉蘭同志總是喜歡到羣眾中去，到基層去，瞭解情況，聽取意見、要求和建議。她還非常注意抓典型，凡是涉及全局的重要舉措，她總是強調一定要先搞好試點，取得經驗，然後再全面推開。當時正定縣在推行農業“大包乾”，發展多種經營，調整農業種植結構等方面，都湧現出一批先進典型。這些典型所在的地方，都有玉蘭同志留下的足跡。

玉蘭同志15歲參加革命工作，既任過基層農村黨支部書記，後來也當過省委書記，閲歷和經驗都很豐富，但她並不知足。1982年後，她提出要到大學去深造。當時考慮到她的身體不太好，年齡又偏大，家務負擔很重，我和一些同志都勸她不要去了，但她決心已定，説社會在不斷髮展，不斷進步，我們沒有科學文化知識，怎麼能幹好工作呢？我們拗不過她，只好同意了。她用三年的時間學完了大學專科課程，以堅強的意志、刻苦的學習精神，取得良好的成績。

玉蘭同志深知知識的重要，所以她愛惜人才。她看到在發展多種經營、大上工副業，實現正定經濟新飛躍的過程中存在人才不足的問題，就提出可以借鑑當時江蘇的經驗，即充分利用本地的能人，又從外地廣納人才。1983年4月，正定縣制定出“招賢納士”的九條規定。年內，我們就引進各類技術人員46人。這些人才到正定後，充分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找資金、上項目、建工廠，使全縣經濟建設出現蓬勃發展之勢。當年就新上項目58個，工業產值增加9000萬元。這些都和玉蘭同志的積極參與是分不開的。

玉蘭同志總是那樣樸實無華，任勞任怨，嚴以律己，處處表現出勞動模範的崇高鳳範，時時記住自己人民公僕的身份，實踐着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她從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間機關平房，又暗又潮濕，很多同志提出要給她換房子，都被她婉言謝絕。平時吃飯，她總是和機關幹部一樣，到大食堂排隊買飯。有時開會或下鄉回來晚了，也不讓師傅另做，吃涼飯是常事。但誰有了什麼煩心事，她就親切地安慰勸解；誰有了什麼困難，她就千方百計幫助解決。在她的心目中，羣眾的事，就是她的事；羣眾的難事，就是她的大事。有一個叫李志安的縣文化館幹部，畢業於天津美術專科學校，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畫家、書法家，但多年以來一家4口人一直擠在兩間由庫房改造的居室裏。玉蘭同志知道後，親自找有關部門協調，為其安排了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離休老幹部王世恭同志，當時已70多歲，體弱多病，玉蘭同志就常去王老家裏看望，並幫助調理飯菜。對於羣眾生活中的小事，玉蘭同志總是體貼入微、情到意到。

玉蘭同志逝世已經一年多了，但我的腦海裏，時常還浮現着她的音容笑貌。我在正定與玉蘭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誼。特別是我當縣委書記時，她對於我的鼓勵、支持和幫助，至今我想起來還心頭熱呼呼的。那時，雖然她遠在100多公里以外的位於保定的河北農業大學學習，還時常在節假日回正定來了解縣裏的工作，給我當參謀、出主意、想辦法。有時學習緊張顧不得回來，就給我寫信。正定縣是我國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我們開始醖釀發展旅遊業，恰逢中央電視台籌拍大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需要建造一個“榮國府”。我們設法把它拉到了正定縣。原計劃用57萬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後來，我們又考慮不如藉此機會建成實景，為正定縣留下一處永久性的旅遊景點。但這需要增加投資300多萬元，因而出現了較大的意見分歧。這時恰逢玉蘭同志從保定回來，我便和縣長程寶懷同志徵求她的意見。她説，隨着經濟的增長和人們文化生活的需要，旅遊業肯定會有一個大的發展，這個機會不能錯過，縣委抓得及時、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時她還利用回來的短暫時間，積極説服持反對意見的同志。在玉蘭同志的支持下，我們很快做出了興建“榮國府”和常山公園的決定，為正定旅遊事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榮國府”和常山公園的建立，使正定縣的旅遊業進入了黃金時期，近幾年來，全縣每年旅遊點的門票總收入都達1000多萬元，旅遊業已成為正定一個很有特色的產業。

玉蘭同志在生活上對我的關心和幫助，也使我永遠難忘。她像一位大姐一樣，惦記着我的飲食起居，常從家裏拿來雞蛋、掛麪、點心給我，勸我按時進餐。我到石家莊出差開會，還常在她家裏吃飯。她常勸我，要經常活動活動，加強體質鍛鍊，不要累壞了身體，不要吃年輕的本錢。

“高風昭日月，亮節啓後人；痛心傷永逝，揮淚憶深情。”玉蘭同志雖然離開了我們，但她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她的品德和風範將永遠激勵我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努力奮鬥。

（本文寫於呂玉蘭同志逝世一週年之際的1994年春天，習近平同志時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福州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 ^[2] 

呂玉蘭紀念館，坐落在邢台市臨西縣東留善堌村玉蘭公園內。二者形為一體，建築風格莊重優雅，佔地總面積40畝。內設呂玉蘭事蹟展廳、黨史展廳、國防教育展廳、勞模展廳以及接待、放映、留言廳。展線長達500米，照片上千幅。通過呂玉蘭大量照片和遺物的展示，對激勵世人弘揚玉蘭精神、追憶往事，珍惜幸福的今天，創造美好的未來，將起到積極的作用。園內有高5.3米花崗岩呂玉蘭塑像；別具一格的功德碑；安裝了產品“太陽能燈”，還有湖、亭、水榭、花草、樹木、體育器材等供人們觀賞、健身、遊玩。實屬參觀學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賞心悦目、強身健體之寶地。

玉蘭走了，但玉蘭精神永存。十多年來，東留善堌人繼承玉蘭遺志，發揚玉蘭精神，齊心協力，奮力拼搏，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創出了更加輝煌的業績。特別是呂廷祥擔任書記以來，思想不變，志向不移，帶領全村幹部羣眾大力弘揚“愛國為民、艱苦創業、求真務實、無私奉獻”的玉蘭精神，不守舊攤創偉業，開拓進取繪新圖。在抓好農業生產年結構調整的同時，大上工業、運輸業、商貿服務業，促進了村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全村呈現出一派林茂糧豐、廠房林立、村容整潔，民富村強的繁榮景象。

河北省雙鳳山革命陵園始建於1974年，位於省會石家莊西郊，整個園區由北鳳山、南鳳山和雙鳳湖組成，佔地面積20多萬平方米。陵園管理處共有8個職能科室，在職員工90人，擔負着管理、維護烈士紀念建築物和各類紀念設施，編輯撰寫英模人物宣傳資料和紀念文章，開展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安放、保管省會黨政軍機關縣（團）級以上病故幹部骨灰的重要職能。陵園主要紀念建築設施有英模事蹟陳列館，中國革命攝影第一人——沙飛攝影藝術館，著名學者、書法大家——黃綺藝術館，全國著名勞動模範呂玉蘭、耿長鎖浮雕像，著名婦女運動領袖、石家莊第一位女共產黨員——朱璉塑像等。陵園歷經30多年的開發建設，現山青水秀，花紅柳綠，景色宜人。紀念建築物莊嚴雄偉，形成了自然與人文景觀、傳統與現代文化的有機結合，成為省會石家莊建設早、規模大、環境美、功能全、品位高、距離市區最近的大型綜合性陵園。 河北省雙鳳山革命陵園現安放、安葬社會各界人士的骨灰近3萬份，其中省軍級病故幹部100多位，地師級病故幹部1100多位，革命烈士40多位，抗戰前參加工作的老同志100多位，地市級以上勞動模範100多位，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各類專家、知識分子300多位。他們當中有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老一輩革命家和叱吒風雲戎馬一生的老將軍，有捨身忘我為國捐軀的革命烈士、戰鬥英雄，也有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做出突出貢獻的勞動模範以及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為了充分發揮陵園的自身優勢，積極開展革命傳統教育，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宣傳英模人物的先進事蹟，進一步豐富省會文化教育場所，雙鳳山革命陵園徵集、整理了一大批珍貴歷史資料及遺物，積累了豐富的教育資源和素材。 近幾年來，陵園管理處在不斷提高服務水平的同時，十分注重陵園的文化建設，充分利用自身特有的革命和歷史文化資源，不斷拓展陵園的教育功能，積極爭創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為推進省會精神文明建設，構建和諧河北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被國家民政部授予“殯葬改革先進單位”，多次被中共河北省省直工委和河北省民政廳授予“先進基層黨支部”、“行風建設先進單位”、“文明單位”等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