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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復

(原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鎖定
呂復(1879.3.25 [6]  1955.6.8 [3]  ),字健秋。河北涿鹿人。1903年中舉人。1905年自費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讀預科,後入明治大學法科,兼《民報》記者。加入同盟會。1911年回國,被選為眾議院議員。1914年赴日本,參與反袁運動。1917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兼秘書。1921年任教於北京中國大學,講授社會學、政治學等課程;1925年兼校務主任,負責日常校務。同年3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1928年任燕京大學政治系教授,講授中國法制史、比較憲法、地方自治等課程。1933年任察哈爾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1935年兼任省立河北法商學院院長。其間堅持政治中立,拒絕當局要求教職員填寫反共志願書的通令。1937年,任國立中山大學法律系教授兼主任。1938年到重慶,任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1942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員。1946年返京,任中國大學校長,參與遊説傅作義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協議。1949年後,當選全國政協委員,任察哈爾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長、河北省政協副主席,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等職。著有《社會學原理》、《比較憲法》《中國法制史》、《地方自治概論》等教科書和著作。 [2] 
中文名
呂復
別    名
建秋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879年3月25日
逝世日期
1955年6月8日
出生地
涿鹿縣

呂復人物生平

呂復,字健秋,涿鹿縣涿鹿鎮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中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年),東渡日本留學,先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預科,後轉入明治大學法科。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並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擔任翻譯。畢業後回國,在北京等地從事教育工作,並積極參加反清救國活動,發動學生在街頭宣講,舉行罷課。清宣統三年(1911年)11月29日,參加在南京召開的十七省代表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成立後,呂覆被臨時政府任命為教育部次長,並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同年4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呂復也回到北京。
1913年,袁世凱為爭取選票,指使其心腹曹錕以重金向他行賄,他不為所動。眾議院開會時,他當眾揭露此事,並抄起桌上的硯台向曹錕打去。呂復這一行動在全國廣為流傳。後被袁世凱通緝。
1914年11月,經王正廷介紹,呂復兩次東渡日本,任東京留日學生基督教青年會幹事、歐事研究會會員,反對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1916年元旦,東京留學生基督教青年會開會慶祝雲南起義,呂覆在會議上發言,稱“袁世凱實為中國特別腐朽勢力之核心”。基督教青年會兩名會員對此極為不滿,責備他參與政事。呂復遂憤而辭職回國。到上海後,在《民意報》工作,後經谷鍾秀邀請,出任《中華新報》編輯。1917年9月,呂復參加了非常國會第四次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軍政府成立後,呂覆被任命為軍政府參議兼秘書長。1920年,力主地方自治。時陳炯明為廣東省省長,其省設置立法委員會,呂覆被聘為委員,併為之起草《廣東縣自治暫行條例》《縣議會議員選舉條例》《縣長選舉條例》,三條例皆經諮送省議會討論議決公佈施行。上海泰東書局曾將三條例收錄到《地方自治文件彙編》中,稱之為“嶄新之地方自治案”。
1921年10月,呂復北上,經李大釗介紹到中國大學講授社會學原理。1922年,總統黎元洪被迫離開北京赴天津。曹錕乃通知兩院議員安心制憲。呂復提出,曹乃一地方武官,無權過問國會職權以內之事,乃發電予以斥責。次年,曹錕賄選,他拒不參加選舉而赴滬,後返京繼續在中國大學任教。1925年,兼任中國大學校務主任。後國會召開善後會議,呂覆被聘為委員,繼之出任教育部次長。
1927年,直隸省有分為兩省之議,他致電當局,陳述反對意見。後來又有長城以北10縣劃出,組成察哈爾省之議,他第二次通電當局,竭力反對。事不成,他改為北京市籍,以示抗議。1928年,辭去中國大學校務主任之職,受聘於北京燕京大學政教系,任教授,講授中國法制史和比較憲法等課程,直至1936年。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曾應河北省政府之聘請,任河北省縣長考試委員會委員長,先後為河北省錄選240人。1933年,他所著的《比較憲法》出版。同年,國民政府立法院聘請他為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
1935年,任河北省定縣實驗縣縣長。任期14個月後辭職,改任河北省省立法商學院院長。1936年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通令全省各校教職員填寫反共志願書。經呂復與天津市長尚振瀛、冀察政務委員會負責人宋哲元交涉,獨該校教職員未填表。
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拒絕出任華北日偽政權的教育部長,而南赴廣州,到中山大學任教,兼任法律系主任。廣東淪陷後,又轉到重慶,任中央大學教授,兼任國民黨立法院立法委員。直到1946年,呂復才返回北平,繼任中國大學校長。1947年夏,應傅作義將軍之邀去張家口,力促傅作義和平解決問題。傅作義調任“華北剿總”後,前往南京向蔣介石“述職”,正逢呂復到南京開立法會議,呂復與傅作義在“國府禮堂”內相遇,呂復又向傅作義談和平。會後,呂復回到北平與何思源、康同璧等人為和平解放北平而積極奔走,以保護北平人民生命財產和文物建築免遭戰火。
新中國成立後,呂復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會委員,並先後任察哈爾省、河北省副主席,政協河北省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員及中央團結委員會委員。1955年6月8日,因病逝世於北京 [3]  (一説1955年6月6日) [6] 
呂復逝世後,家屬按着呂復遺願,將全部藏書、碑帖、拓本以及他生前未及出版的文稿、電稿、著作一併交送河北省省立圖書館收藏,並將他早年在日本留學時與李大釗的合影,及孫中山給他的信一併送交中國革命博物館。 [3] 

呂復人物作品

挽孫中山:
開五千年曆史未有之基,公真先覺;
遺四百兆國民浩然而去,孰繼斯人。 [1] 
著作有:《社會學原理》《地方自治概論》《比較憲法》。 [3] 

呂復人物事蹟

硯打曹錕:
1923年黎元洪避居天津,曹錕曾演了一出臭名遠揚的“賄選總統”醜劇,時值呂復任北平政府議員。曹錕為了博得選票而不惜巨資收買議員。明碼標價,聲言凡投曹一票者贈銀幣千元。臨場“衞士”林立,曹某親臨監選。每席桌面上除“文房四寶”外,另放鮮紅紙包一個(千元支票)。這時擺在呂面前的抉擇只有兩個:一是寫“曹錕”二字,既省力又有錢;一是不聽“旨意”,既沒“獎金”又頗危險。當曹在各議員背後巡視,發現呂並沒有寫“曹錕”二字時,當即悄聲問道:“何以不寫曹某?”呂聞言嗖地起立怒指曹面斤日:“爾能為總統,天下皆總統;爾若當總統,總統亦不總統!”言罷舉硯直向曹錕擲去,曹雖有衞士拖開避過飛硯,卻被墨汁沾衣。呂憤然退場。曹礙於身在“民意機構”,又懼輿論壓力不便發作,未加阻攔,翌日派兵尋呂,呂早已遠他鄉矣!民國年間,“呂建秋硯打曹錕”這一壯舉,曾風傳一時,引為美談。
拒收賠款:
30年代初,呂復任“立委”,六弟呂鹹任國庫司長,哥倆都在南京供職。一年一度春節時,六弟要給三哥拜年,弟妹每月要看望三嫂一次。這一年臘月底,六弟妹又來看望三嫂,看到三哥愁眉不展,在客廳中來轉去,遂問三嫂:“三哥悶悶不樂,為何事發愁?”大嫂回答:“年關在邇,照例不外乎“變鬼’(方言,指欠債不能還而發愁)唄!”弟妹回家將見到的情景及三嫂所言如實告其夫呂鹹。第二天,六弟派人用“拜釐”給三哥送來兩千元支票一張,以資還債解憂。呂復知道來意後,頓時大怒,將“拜釐”及支票一起摔在地板上,告來人説:“拿回去!告訴他:我是清官,不花髒錢!”言罷轉身入內屋。
照價賠償:
1930年秋,呂太夫人逝世,“呂氏三傑”都回鄉奔喪,帶回蔣中正、孫科、居正、于右任、戴傳賢、商震、劉汝明、梅蘭芳、施今墨等高官名人的蟑子輓聯,掛滿逐鹿玉皇閣東大街。庭院滿堂白,鄉民一身青,娛樂場所自動停演三天表示衰悼,可謂極盡哀榮。因我父被聘為“禮賓”,故我有機會進院內暗仰家祭的肅穆場面。出殯這天,原擬路線是從東大街向西,經玉皇閣向北,通過縣城最繁華的一條商業大街,然後進內城南門再出北門,直達北山祖垃。但由於從北平租來的“龍打”又長又粗,棺槨又大又重,需48人抬,欲經玉皇閣的門洞,根本不能拐彎兒。以“縣太爺”意見,要把玉皇閣拆掉,呂復聞知堅決不允。遂改變路線向東走,經鹽店街向北,出外城北門,直通垃地。殊不知要從玉皇閣東大街通向鹽店街,中途必須經過“南十字”,照樣不能拐彎兒。這次“父母官”沒跟呂氏商量,乾脆派人將十字口西北角的一家姓杜的燒餅鋪拆去了多半塊門臉兒。出殯時孝子舉哀拉靈不能抬頭,所以當時沒有發現。事後呂復向親朋致謝辭行時,途經南十字才發現燒餅鋪被拆掉門面,當即步入餅鋪找到掌櫃的,追問拆房原委,並問修復需要多少錢。掌櫃的説:“縣長不讓提,他説以後再説。”呂再三追問,掌櫃的才大膽回答:“有100元足夠。”第二天呂臨起程前派人給杜掌櫃送去現洋200元。這一來燒餅鋪不僅修復了門臉兒,而且連重新開張的本錢也足夠了。這件事使得杜掌櫃感激涕零,見人就説:“三先生愛民如子,真是功德無量呀!” [7] 
拒絕出任華北日偽政權教育部長一職,南下任教中山大學:
法學院留學日本的教授頗多,這與上世紀初的留日學習的留學運動有關。著名的法學家、社會活動家呂復先生,1905年入早稻田大學預科,後轉入明治大學法科,1908年加入同盟會,1912當選為第一屆眾議院議員。呂先生懂日、英、德三國語言,在武陽司村完成的著作和論文有《中山學報》1942年第1卷第4期“中華民族形成之諸種原因”等,1943年出版著作《比較地方自治論》,在該書的自序落款寫着“中華民國三十年孟秋之月北平呂復謹序粵北武之校舍”,並談到這是在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系課程任課使用講稿,在“燕京時之舊稿,而間有刪增。”[3]1941年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教職員名冊登記呂復先生的到職時間是1937年9月,時年61歲,為法學院最年長的教授,他所授的課程是中國法制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政治史。1945年再版《比較地方自治論》時再序落款“中華民國三十又二年除夕於北平呂復再序於渝都歌樂山”。倒算一下,民國三十二年的除夕是1944年1月24日,呂復先生在國立中山大學服務近7年,與燕京大學任教時間基本持平。 [4] 

呂復親屬關係

呂復兄弟六人,呂復排行第三。長兄某,清選拔貢。六弟鹹,字箸青,畢業於北京大學畢業,曾任湖北省行政督察專員、河北省政府工商廳及民政廳廳長、江西省財政廳長、督辦中俄事宜公署秘書長、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1970年在台灣逝世 [5] 
參考資料
  • 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126輯  孫中山輓聯選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07,第59頁
  • 2.    周川,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人物辭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09,第112頁
  • 3.    【河北人物】政治家 教育家 法學教育家 中國憲...  .澎湃新聞[引用日期2022-10-30]
  • 4.    金雞嶺下的南腔北調  .南方日報[引用日期2022-10-30]
  • 5.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第7冊,上海三聯書店,2015.05,第58頁
  • 6.    張承平,八寶山革命公墓碑文錄,改革出版社,1990.03,第25頁
  • 7.    張家口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張家口文史  第1輯,《張家口文史》編委會,2003.11,第209-2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