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渝

“文革”的開始扭曲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直接影響了呂大渝的個人命運，她被以“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定為“現行反革命”，之後等待她的命運便是“牛棚”、“幹校”，歷經磨難與艱辛；1978年，已獲平反的呂大渝隨鄧小平訪日，以一襲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風靡日本，被日本人稱為“白衣天使”、“北京戀人”和“鄧小平一行中的第二號人物”。

“世事茫茫難自料”，呂大渝從未想到已過不惑之年，還離開故土，遠走異鄉，為自己的前半生劃上了“欲説還休”的句號。下文是從書中摘錄的部分內容。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簽字儀式在東京舉行。代表中日雙方簽字的是歷經十年“文革”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副總理和田中角榮首相。為此，中央電視台派出了一個十多人的小組隨同鄧小平進行衞星傳送報道。

那年我三十五歲了。

眾所周知，電視播音員與電台播音員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不只被“聽”，還要被“視”，為了在鏡頭前舉手投足得體，除語言技巧和內在素養外，形體訓練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趙忠祥和我，都在形體動作上有過訓練，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電視播音員出圖像的業務，招收播音員的時候，不再考慮屏幕形象，更不會對形體動作有所要求。一九七八年打開了封閉十年的國門，隨同國家領導人出國採訪的任務來得又是那樣突然，這讓那些未曾在鏡頭前有過任何專業訓練的電視播音員一時何以適應？

九月初，文藝播出部主任石鳳山向我下達赴日任務時強調了在鏡頭前的舉止。雖然我有着不負眾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擔心自己那神經性咽炎的嗓子不能勝任工作。但老石説，已經這樣決定了，趕快抓緊時間治療吧。他還囑咐我暫不要對任何人提及赴日採訪的事情。

一個堂堂大國的電視播音員，別成了一問三不知的傻瓜。出訪前，我真想好好做些案頭工作，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對中日關係和中國政府的對日政策有所瞭解。但我萬萬沒有料到，僅僅為了尋找一雙去日本需要的白皮鞋，我利用日常工作之餘，跑遍偌大的北京城，弄得筋疲力盡，狼狽不堪，幾乎焦慮到登機前的最後一天，根本沒有一點靜下心來讀書的時間。

鄧小平一行正式訪問日本前一星期，中央電視台採訪小組就抵達了日本。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活動正式開始之前，採訪小組在東京街頭拍攝花絮報道的時候，我已經以一襲全白的西服和皮鞋，

通過NHK（日本放送協會）的電視屏幕和報刊雜誌，風靡了日本。NHK跟拍了採訪小組的活動，在電視中播放。報刊雜誌也把我稱為“白衣天使”、“北京戀人”和“鄧小平一行中的第二號人物”。

不同時期的呂大渝(4張)

今天看來，白色的西服實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着裝，只因為在“文革”中，全中國男女老少衣裳的顏色幾乎是清一色的蘭、灰，外加“國防綠”，款式也幾乎是“男女都一樣”的兩用衫和不合身的長褲，因此，日本人才會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我的着裝使他們活生生地感受到“四人幫”陰霾的散去和中國正在開始發生的變革。

在東京NHK的演播室裏，當我坐在日本美工人員以泡沫塑料精心刻制的桔紅色中國地圖和淡黃色日本地圖後面，面對着那幅巨大的中國版圖，我有着自信和自豪的感覺。我相信，當年的中國觀眾看到熒屏上那幅巨大的中國版圖，也一定有着作為中國人的驕傲。通過國際通訊衞星向中國觀眾播送鄧小平訪日專題報道的時候，我的那身白色西服，也給如今四十歲以上的中國電視觀眾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我仍然認為，從服裝的價值和產生的作用來看，那是有史以來發揮過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個年代，為了它們的配套，為了有身像樣的出遠門衣服，卻是那樣艱難。

十年浩劫，百業待興，電視播音專業也開始步入正軌。於是，我又重操“舊業”，做預算，打報告，申請播音員的化妝經費和服裝款項。費了將近大半年層層審批的周折，終於為每位播音員申請到了兩套演播服的經費。八月下旬，我終於走進了紅都。當年，紅都是一家老百姓得憑單位介紹信才能訂製衣服的服裝店。

服裝的色彩和樣式可以自選。根據以往的經驗，並不是年年都能添置新裝的，所以，我在選擇上費盡思量。在預算之內，我以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配以長褲充當了一身服裝，另外一套，我選定了白色的西服套裙。

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的國際交往逐漸多了起來。經常受命去採訪那些來華外國元首的專題部記者王元洪總是找我去作“提問者”。雖然播音員與那些外國大人物一起在屏幕上亮相時以記者身份出現，

但所提的問題，常常是編輯、記者事先擬定好的。當年我在中國做電視播音員的時候，總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照本宣科的提線木偶。

我在工作中很好合作，王元洪又是個喜歡在節目中出新的記者，他的設想我都會很好體現，但有一次，只因為我缺了一件呢子大衣，就沒能實現他的意圖。

那是去釣魚台採訪一位外國元首。王元洪想拍一組我從院子裏步入貴賓樓的外景鏡頭。主意倒是不錯，藉此，可以讓觀眾看看釣魚台院子裏的景緻。雖然我穿着挺括的演播服，但那是室內的着裝，即使我豁出去挨凍，在冰天雪地裏只着單薄的西服而不穿大衣去採訪國賓，實在有些不合時令，但我沒有呢子大衣。我穿的一件十多年的舊棉猴，嚴冬時節，雖然騎車上班禦寒頗為實用，可穿着它去採訪國賓就寒酸。

得太過分了。於是，王元洪的打算只得作罷。

這就是我處心積慮以呢子大衣配長褲冒充一套演播服的緣由。後來，那件神氣的呢子大衣在工作中數次派上了用場。

那時，北京的風沙和灰塵太大，不要説有人敢穿白西服，可能連想都沒敢想過，但我卻毫不猶豫地把另一套演播服選定了白顏色。

算我走運，當我被通知赴日採訪的時候，那套白色演播服即將完工。冥冥之中似乎有位護佑着我的神明，讓我早早就開始準備起日本之旅的服裝。

可是，為了尋找一雙能與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傷透了腦筋。

如今，若想在北京買雙白皮鞋可謂易如反掌。但在一九七八年，能買雙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雙白皮鞋豈不成為奢望？直到上飛機的前一天，我才通過一位朋友的“後門”，買到了一雙國家體委派遣體育代表團出訪時，在運動會開幕式上，運動員入場時穿用的方口橫帶白皮鞋。雖然鞋跟僅高一寸不到，皮子質量又不好，沒兩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謝天謝地，總算能對付着出遠門了。

在日本，正因為日本同行喜歡業務過硬又熱情淳樸的小曾，正因為“極左”思潮的陰影還沒有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消除乾淨，便發生了“交換衣服”的不愉快事件。

早年因公出國的人員，並沒有隨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國門的兩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國家規定領取有限數額的置裝費，製作兩套出國服裝，回國後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只用三十元人民幣的優惠價格就可購買下來。男士大都訂做中山裝和西服各一套。他們一般都會把置裝經費主要用在中山裝上。因為當時中國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見，所以男士回國後上交的都是西服。為了回國後的實用，女士們很少定製裙裝的，一般都是長褲打扮，很少考慮國際場合的慣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説，他喜歡中國的中山裝，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換小曾的中山裝，“怎麼辦呢？”小曾問我。

我覺得這是友好的表示，並無惡意，又不是什麼原則問題，如果予以拒絕，會傷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於不許接待大老遠來訪的日本女孩的經驗，我對小曾説，回國以後，這套衣服就歸他所有了，他有權處理自己的私有財產。莊則棟的“乒乓外交”不也沒請示就幹了嗎？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講。再説，反正沒兩天就回國了，這幾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過去。我還説，從中日友好的大局説，就算把中山裝送給那位日本朋友也不妨，從個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裝值錢得多，小曾也不吃虧。

並不是小曾捨不得那身中山裝，不然他也不會來找我商量。或許是中國人在十年“文革”中被整怕了，小曾仍然心有餘悸，他最終也沒敢接受我“無組織無紀律”的建議。為了“不犯錯誤”，小曾和那

位“極左”的領隊彙報以後，非常沮喪地告訴我，領隊説，不許換！從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個“傢伙”了。

我不知道那位喜歡中山裝的日本朋友第二天見到突然“翻臉不認人”的小曾究竟會做何感想？我也不知道小曾為了一件中山裝而不理那個“傢伙”的日子究竟是怎麼熬過去的。

當然，呂大渝是何許人也對他們並不重要，在他們眼中，我是個中國人或大陸同胞的代表。

自從鄧小平一行結束了在東京的行程，乘新幹線到奈良等外地去訪問以後，中央電視台留在東京的工作人員就搬到了步行便可以抵達NHK的一個小旅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