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吉

呂大吉，1957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1975年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員。

歷史學家范文瀾那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的名言影響了中國社科院一代學人。世界宗教所呂大吉研究員就是這句名言的忠實踐行者。

1949年家鄉解放時他考入川北人民革命大學，參加過土改運動，做過川北行署財政廳秘書和西南軍政委員會紡織工業管理局秘書。

1953年5月，為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選拔了一批文化素質好的幹部補習功課，準備考大學。由於呂大吉文化基礎比較好，他在上海復旦大學補習後考進了北京大學哲學系。

院系調整後，當時全國只剩下一個哲學系，全國的哲學名師都集中到了北京大學。金嶽霖當時擔任系主任，賀麟、馮友蘭、張岱年、洪謙、張世英、任華等名師分別擔任各門課程。那是北大哲學系的黃金時代，呂大吉為自己有幸成為全國院系調整後的第一屆哲學系學生而慶幸。聽名師講課，是一種心靈的享受。而那時的所有名師都為本科生開課。金嶽霖教授平時不會應酬，生活上的事自己説不清楚，常常鬧笑話，可一站在講台上就判若兩人，平時的口吃結巴都不見了，金先生不依課本或教材，睿智的思想火花不斷閃現，清晰的表述，生動的例證像暢流不息的清泉，飛瀉而下，潺潺不斷。課上一個推理緊接一個推理，講得清清楚楚、頭頭是道，而且金先生的講課還極富啓發性，他一步步引導學生去思考、去探索，一步步進入理性思維的境界。呂大吉從愉快的聽課中感悟到哲學思維的無窮樂趣，感受到精神享受的無限快感。俗話説，名師出高徒。在眾多名師的薰陶教誨下，呂大吉與許多同學一樣，形成了思辨的頭腦，養成了好學的習慣。

呂大吉1957年畢業後，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政治系哲學專業，教授了3年西方哲學史。隨後兩次參加“四清”運動，緊接着又是十年“文革”動亂，正常的教學秩序破壞了，學術研究也無法進行。1975年，林修德、劉仰嶠等同志按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搞整頓，各研究所重新開展業務研究，招收新的研究人員。呂大吉在這年夏秋之交來到世界宗教所，從事宗教和無神論研究。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之初，“宗教學”這個概念就已被貼上“資產階級偽科學”的標籤，從學術之林掃地出門。隨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宗教學界的思想解放也步步深入，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學術界終於提出了建設和發展“宗教學”的問題。1983年，在福州召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決定把研究和編寫《宗教學》一書列為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並委託呂大吉為這個課題的主持人。與此同時，世界宗教所與北大合作，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宗教學專業，為國家和社會培養宗教學術研究和實踐工作的專門人才。當時計劃在北大開設“宗教學原理”和“西方宗教學説史”這兩門全新的基礎理論課程，委託呂大吉擔任主講。受此重任，呂大吉內心壓力很大，我國的宗教學研究已中斷了30多年，長期“左”的思潮的影響，使學科建設上還有許多認識上的混亂，在自己還未完全釐清之時，如何編寫教材，向學生講課呢？呂大吉考慮到，宗教學作為一門獨立的人文學科，是在西方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在中國雖然還是未被認識和發現的“新”事物，但在西方卻是一門歷史久遠、根基深厚、門户獨立、名家輩出的顯赫之學，要在中國建設和發展宗教學，決不能脱離這門學問已經走過的歷史軌跡和已經取得的學術成就。

為了廣泛吸收前人的科學成果，作為建設我們自己的宗教學的借鑑，呂大吉比較系統地研究了西方宗教學説的歷史。在研讀中他感到，宗教學的先驅們是把宗教當作人類的一種文化形式，不僅對之進行哲學性的批判，而且還應用比較語言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現象學等多種理論和方法，進行多方位、多層次的比較研究，使光怪陸離、神秘莫測的超自然世界將其本來面目展示在科學理性面前。西方的宗教學説史，本質上是啓蒙思想的發展史；近代西方的比較宗教學則是西方歷史上啓蒙思想發展的產物。由於我國宗教研究在不少領域都未曾問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呂大吉決定一邊翻譯引進西方宗教學名著，一邊研究構建我國的宗教學理論體系。呂大吉請在加拿大多倫多進修的朋友在圖書館查找、複印西方宗教學名著，又與何光滬、高師寧、金澤等人翻譯了麥克斯·謬勒等人所著的《宗教學導論》、《宗教的起源與發展》、《比較宗教學史》等40多本宗教學名著，通過對這些著作的翻譯、引進、評介，學術界不僅對西方宗教學的發展脈絡、現狀和趨向有了清晰的認識，認識到了它們的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也找到了進一步研究的座標和前進的方向。

在翻譯引進的同時，由呂大吉主編和主筆的《宗教學通論》第一稿於1986年草成。在北京大學宗教學專業講課時，呂大吉不斷聽取、收集學者們的意見，不斷修訂和重寫原來的稿子，歷經各種曲折，前後堅持研究寫作了10年時間。

1989年此書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後好評如潮，

1990年榮獲第四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

1992年榮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1980 1992）提名獎；

1992年榮獲我院優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獎；

1999年榮獲第一屆全國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一等獎。

《宗教學通論》在台灣出版時，當地學界的評論認為，此書堪稱宗教學的中文版科學性論述的開山之作，為宗教學提供了清晰的理論構架和豐富的材料。

1998年，呂大吉根據出版後9年來自己研究的新成果和學科的新發展，對《宗教學通論》從內容到體系結構都進行了大量修改、刪節和補充，更名為《宗教學通論新編》。出版社在介紹中説，《新編》是《宗教學通論》的完善和發展，兩書皆是我國宗教學術界建構框架、填補空白的理論鉅著，哺育了一代學人。作者強調以真理為師，博採眾長。作者提出學術需理性，信仰要寬容的原則，對各種形態的宗教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和評價。

1994年11月，呂大吉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73萬字的《西方宗教學説史》，他以西方各歷史時期的思想家、哲學家及宗教學者對宗教問題所做的一系列理智性、學術性的探討為研究對象，通過大量的思想資料和透闢的理論分析，辨證地揭示了西方種種宗教學説的啓蒙性質、內在邏輯結構及其發生發展的歷史軌跡，構建起西方宗教學説史的範疇系統和邏輯體系，填補了我國宗教學學科體系的空白，為我國宗教學術研究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2002年呂大吉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論文集《從哲學到宗教學》。論文集選輯了他40餘年學術生涯中的近40篇論文。除了早年關於哲學問題的研究論文外，宗教學論文包括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理論與歷史；宗教學理論體系的構建；西方宗教學説史的探索；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的資料建設與學術研究；宗教與文化關係的研究等。

2003年，呂大吉又與中央黨校龔學增、中央民族大學何其敏、魏琪和我院宗教所金澤共同合作，為大專院校學生寫成教材《宗教學綱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呂大吉自1996年退休後，又被單位反聘了7年。他一直堅持學術研究，一直在帶博士生。為了保持健康的身體，他長期堅持洗冷水澡，經常到操場跑步3000米，每週堅持爬香山一至兩次。爬山活動是由呂大吉發起的，由清華、人大、民族大學多位教授組成，大家上山後，一邊登山觀景，一邊談天説地，有時大家還暢談學問，都感到神清氣爽、十分愜意。

在談到如何治學時，呂大吉認為，做學問需要一種艱苦奮進的精神，治學好比修行，是在家裏作修行的“和尚”，沒有自覺地苦修是無法成氣候的。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學者要擺脱世俗利益的誘惑，要看淡功名，只有不懈苦修，執着追求，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