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冔

明·天順三年（1459年）吾冔 ^[1]  中舉，後入太學，與安福的劉景元、四明的楊維立設麗澤之會，研究經義，一時譽滿帝都。一些士大夫感慕其才學，主動與他交遊，他們的兒子也爭着拜他為師。然，吾冔曾五次參加禮部官的考試均未成功，心存退意。有的士大夫勸他以後再舉，冔如實答曰：“雙親已老，需擇俸供養。”於是決定去江浦任教諭。赴職時，父親隨他一起上任，留妻子在家侍奉雙眼失明的母親。到江浦後，他立即為學宮制訂嚴明的紀律和規範教學，並以禮義廉恥、孝悌忠信為館訓。教人講學，為文娓娓不倦，他寫詩鼓勵學生做人首先要立志：“志者氣之帥，人志固不同。立志即正大，何患無成功。”對於如何學好知識，他認為第一要收心：“人心一身主，放逸流於惡。苟能把持之，聖賢亦可作。”第二要認真讀書：“書載聖賢言，事理罔不具。熟讀精思之，隨用無窮處。”最後，他語重心長地告誡學生：鑽研學問應持之以恆：“向善固可嘉，無恆亦中止。有始能有終，何從得羞恥。”學校之東有數畝空閒之地，吾冔即利用教學之餘，將荒地挖鑿成池，引水種蓮，同時在池邊構建小亭，匾以其名“求樂”，且因以自號。一有空閒，就陪父親遊息其間，胸次灑然，有吟風弄月之趣。當時，定山的孔易大夫居家養病，也常來求樂亭中玩息，與吾冔探討古今，談論道德。在此其間，吾冔見學宮文廟狹獈已圯，欲改作一番，於是不辭辛苦，進行募捐，當地紳士鄉民聞之，均擁躍捐資，僅隔數月，一座不費公費而煥然一新的文廟拔地而起。他的作為，上官賢者都認為有道，因此對他都以賓禮待之，非常尊重。尤其都御史戴珊，提學南幾，知遇最深，常在同僚中或當眾稱讚吾冔：教授學生和管理學宮“崇雅黜浮”號稱得人。

吾冔教書育人不僅對學生很嚴，對自己在外任職的兒子也同樣嚴格要求。在江浦期間，他得知《翯兒書有不安教職之意詩以戒之》雲：“為學當先志古人，仁賢於世更須親。入門便要窮斯理，處世無過正我身。百歲窮通從大造，一時榮辱付輕塵。若非涵養工夫到，得失錙銖便可嗔。”告誡兒子不要爭一時的榮辱、得失，應學習聖賢，嚴格要求自己，窮通學問和做人的道理。不久，因父母年老體衰，又逢長子病逝，遂乞歸故里奉養雙親。居家其間，吾冔以朱子家禮從事，雖隱居鄉間，即常以國事民事為憂，每當得知邊患或逢郡邑旱澇之年，他都憂形於色，一旦聞知朝廷弊政，民所不堪，則憤懣太息。

吾冔一生從事教育，其學雖不廢，舉業而志專，以朱熹讀書為法，先致知而力行。為務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為文不事剽竊，牽綴無險怪華巧，惟以理勝。善筆札記，尤精草書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獲拱壁。他常書《太極西銘》以示為學本原，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為窮理之要。他説：“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克充天下，何事不可辦？！”學者敬他，均以文山先生相稱。自江浦歸家二十年，鄉邑弟子及四方學者考德問業者户履常滿。本邑學生就有宜興訓導宋鴻、福建羅源令徐王圭、宿州知州徐瑲、龍門縣教諭徐璉、福建副使方豪等知名人士。

弘治十七年秋，吾冔主祭父親忌辰，因勞累過度加之重以傷感，一病不起，他臨終前作一讚： “濁質濁氣，去枸去蔽。一點靈光，依然尚炬。”命孫吾謹書之，語畢，命終正寢。吾冔著有 《還山稿》一卷、 《朱子讀書法》一卷傳世。著有《五箴解》、《還山稿》、《周易傳義會同》、《朱子讀書法》等書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