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雨初

1976年起在西藏那曲地區鄉、縣、地區工作，1984年後歷任那曲地區文化局長，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北京市委宣傳部研究室主任、助理巡視員、副秘書長，北京出版社黨組書記、社長，北京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編審。

2019年4月，吳雨初的《形色藏人》獲得第15屆十月文學獎非虛構作品獎。 ^[1] 

這是一個關於愛國、奮鬥、追夢的故事。

內地漢族幹部吳雨初，兩次進藏援藏，一次16年，一次8年。

第一次進藏，吳雨初22歲。吳雨初説：“我有幸遇到那麼多善良的藏族同胞，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影響了我的一生。”

第二次進藏，吳雨初57歲。他辭掉北京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職務，回到雪域高原，從零開始，建起“填補國內空白”的犛牛博物館 ^[2]  。

“憨厚、忠勇、悲憫、盡命”，是吳雨初對犛牛精神的概括。

亞格博，是藏族同胞對吳雨初的稱呼——藏語意思是“老犛牛”。

進入12月，拉薩的陽光也擋不住寒意，西藏犛牛博物館工作人員正熱火朝天地把館藏打包裝箱。

現在是西藏旅遊淡季，800餘件藏品將隨50個木箱，“冬駐”4000多公里外的浙江省自然博物館，讓江南觀眾零距離了解犛牛和藏族人民的故事。

2016年進京城、2017年走羊城、2018年下金陵，犛牛博物館建成後，吳雨初帶着館藏在全國多地巡展。這次到浙江巡展，是第四站。

整理、研究、傳播、弘揚藏族人民的犛牛文化，吳雨初的夢，終於圓了。

2011年，時任北京出版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的“老援藏”吳雨初，向組織提出辭職，申請重返西藏圓一個夢。知道他不是心血來潮，知道他對雪域高原魂牽夢縈，組織最終同意了他的申請。

57歲重返西藏，與1976年22歲大學畢業時瞞着父母報名援藏，既相同又不同。

相同的是，祖國西部那片高原召喚他“人往高處走”。不同的是，35年前，他初生牛犢不“恐高”，想赴雪域燃燒青春熱血；35年後，年近花甲的他，放棄的是安穩舒適，選擇的是艱難莫測。

他要乾的是文化援藏——建設一座犛牛博物館。此前，他從沒做過博物館工作，辭去領導職務後，手下無人無錢無藏品，只有一個創意PPT。

這個PPT，源於一個夢。

2010年冬日的一個夜晚，吳雨初做了一個夢。夢中的電腦屏幕上，“犛牛”與“博物館”兩個詞像動畫一樣拼在一塊兒，變成“犛牛博物館”。

此後一個月，他熬夜查資料，學做PPT，一點點完善“犛牛博物館”的創意。

他知道，約3000年前，藏族馴養了犛牛，又被犛牛養育：吃犛牛肉、喝犛牛奶、穿犛牛皮衣服、住犛牛毛帳篷、燒犛牛糞做飯取暖……

無論從生存角度，還是從文化意義上，沒有任何一種動物與一個民族的命運，像犛牛與藏民族這樣緊密相關。可長期以來，對散落在茫茫高原上的犛牛文物遺存，沒有進行系統的蒐集、挖掘、研究、整理。

瞭解吳雨初的人，對他做這個夢，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高原上與犛牛為伴的藏族阿媽阿爸兄弟姐妹，是他的骨肉親人。

吳雨初在藏北考察犛牛（5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 覺果 攝

第一次援藏16年，從最偏遠基層的鄉文書起步，吳雨初在高原上度過了最熾熱的青春，也領教了風雪、揚沙、嚴寒、飢餓、高原反應和孤獨，但最後沉澱在記憶裏的，都是濃得化不開的情誼。

吳雨初永遠記得，有年冬天，他在草原騎行，被寒風吹得渾身僵冷，跌落在一頂帳篷邊。帳篷裏一位阿媽脱下他的靴子，將他冰冷的雙腳揣進袍襟，用體温為吳雨初暖腳，他才免於被截肢。“我從沒從哪本書裏讀到過這樣真實的崇高。”

還有犛牛。1977年冬，吳雨初一行被暴雪困在零下30攝氏度的阿伊拉雪山，飢寒交迫中撐了5天4夜。嘉黎縣委得知消息，連夜動員各家各户烙餅子送去救援，救援車開到中途陷住，換成馬隊，馬走到雪深處又陷住，換了犛牛。

“我們幾近絕望時，看到雪際出現一片黑點，知道縣裏救兵到了。被困的人們捧着餅子，看着在雪地喘着粗氣的犛牛，很多人都哭了。是犛牛救了我們的命。”

多年後，吳雨初常講起這個故事，説這就是他創建犛牛博物館的起因。

和西藏的情誼紮了根，回京工作後，無論多忙，他從未與高原中斷聯繫。好幾個春節，他請藏族朋友到北京一起過。

2008年，吳雨初在西藏工作時的老部下次仁拉達因病去世。次仁拉達的女兒桑旦拉卓，成了吳雨初的藏族女兒、藏文老師。“爸啦（藏語：爸爸）對我像對親女兒一樣，他是我的第二個父親。”

吳雨初説：“我熱愛西藏的土地和人民，我總覺得自己不該是高原的過客，我的後半生應該會與西藏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