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開先

吳開先，1898年生於江蘇青蒲縣，上海法科大學經濟科第一期畢業。曾任松江中學教員，後至上海創辦“君毅中學”，自任校長。

192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北伐前，任中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交通科幹事。國民革命軍底定京、滬後，轉任青浦縣政府秘書，由於縣長高爾松為共產黨員，吳開先曾策動羣眾運動，以打倒土豪劣紳名義，展開鬥爭，使地方秩序一時陷入混亂之中。

1927年，國民黨實行清黨，吳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反共文章，又回到上海市黨部，擔任組織部秘書一段時期。此後至抗戰前，吳步步高昇，自1929年始出任市黨部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多年。

1931年5月，出席國民會議，同年任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次年3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員。

1935年1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翌年7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抗戰爆發後，吳開先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六部第一組組長，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躍身為一中央高級黨務工作人員。在汪精衞等人脱離重慶，出河內轉抵上海，開展籌組“和平政權”關頭，吳開先奉派潛伏上海，從事破壞活動，成為潛伏滄陷區的重要人物之一，日偽視之為眼中釘，必欲獲之而後快。

1939年到上海任行政院上海市統一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書記長，督導東南各省市黨務工作。

1939年8月28日，吳開先奉派赴抵上海，潛伏法租界，任務為重振趨於衰敗的黨務與地下工作，主持地下抗日活動。國民黨採納吳開先的建議，決定成立“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以吳開先、杜月笙、蔣伯誠、戴笠、吳紹澍五人為常務委員，並任杜月笙為主任委員，吳開先為書記長。杜月笙和戴笠都不在上海，所以委員會工作實際由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負責。

1939年11月起，適值汪、日雙方代表在上海舉行秘約談判之際，吳開先等人即奉渝方指示，採取嚴厲舉動加以制裁。

日偽佈下天羅地網，鍥而不捨，逮捕吳開先。吳開先於1942年3月20日被捕，10月29日出獄，計繫獄八月餘。出獄後一個月，移居上海寓所，乘監視稍鬆弛時，於11月28日撰寫一份被捕繫獄經過報告，密交可靠的人送到重慶，呈給朱家驊部長。

據吳開先報告，其行蹤所以暴露，主要是由於太平洋戰爭發生，上海情形激變，切均成動亂狀態。中央欠各單位經費既多，而各方面需款孔急。他揹負中央重責，自不容坐視，只好四出設法籌款應急。致為敵人偵知。加上與重慶通訊之電信密碼本，被敵方檢查台研破，故他籌款情形也為其掌握，遂加緊查。

1943年3月15日，朱家驊接到吳開先電告，已獲全部自由，一切不復受限制，正作離開上海之準備，約月底啓程返渝。實際啓程日期是在4月6日，由曾任暨南大學日文教授袁文彰陪同搭機離滬，取道廣州灣經廉江，至桂林返渝。渝方飭令各有關人員沿途照應，或提供汽車代步，或差人引導隨行，或預購機票，俾能順利返回重慶。是月下旬吳開先安抵桂林，再轉返重慶，確實時間，有待追查。

吳開先獲釋回重慶後，脱離黑暗中的地下工作，繼續投入抗戰行列。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

1946年1月，出任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兼市黨部委員；11月，擔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9年1月，從地方到中央，任職社會部政務次長。 ^[2] 

1949年去台灣，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政策顧問。 ^[1] 

杜月笙，( 1888-1951)，原名月生，後更名鏞，上海人，上海青幫大亨。 ^[4] 

1934年，李玉山因投機黃金生意失敗，挪用紗廠資金，被解除沙市紗廠領導職務。杜月笙被聘任為沙市紗廠第二任董事長。在任期間，他藉助江浙財團的金融力量，化解了沙市紗廠的危機。抗戰前，沙市紗廠取得了可觀的贏利。杜月笙於解放前去了香港，1951年在香港病逝。 ^[4] 

吳開先初到上海擔負黨務方面的重任，杜月笙已久聞其大名，曾一再在他的門生、在市黨部擔任要職的陳君毅面前提及。陳君毅瞭解杜月笙的想法，便主動地去向吳開先遊説，希望吳開先去見見杜月笙。可是，吳開先卻一再推託，直到第三次，才終於見面。初次見面，杜月笙便將吳開先當作要好朋友看待，推心置腹，無話不談。之後遇有重大的問題，或則邀吳開先來，或則利用電話籌商，吳開先漸漸被杜月笙誠懇的態度所感動，於是成了杜月笙的最高顧問之一。“一·二八”事變後，杜月笙出任抗敵後援會副會長、東北難民救濟會會長和滬戰善後救濟委員會委員諸要職。但凡勞軍、救濟種種事項，杜月笙經常找吳開先商量，而且言聽計從，對於吳開先的主張非常尊重。從這時開始，杜、吳二人關係越交越深。 ^[3] 

吳開先和杜月笙之交情，“有水乳交融之狀”。上海發生過幾起大工潮，如法租界水電工潮、英美煙公司工潮等，兩人都能密切合作，居中調解勞資糾紛，發揮大作用，聲勢頗盛。吳開先也因而有“上海的黨皇帝”封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