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邁遠

生性狂傲，好自誇而蚩鄙他人。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

明帝召見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

曾任江州從事。後為奉朝請。

【鍾嶸《詩品·下品》有此人。常見版本作“齊朝請吳邁遠”，誤。據《詩品》專家、上海大學曹旭教授《詩品集註》校記，應為“宋朝請”。】

宋末，桂陽王劉休範背叛朝廷，他曾為休範起草檄文，敗後被族誅。 ^[1-2] 

有文集八卷，（《隋書經籍志》注）傳於世。 ^[1] 

所做樂府詩作男女贈答之辭，往往辭巧意新，宛轉華麗。詩風質樸。

吳邁遠是南朝宋詩人，屬於元嘉體到永明體過渡時期的作家。劉宋一代，雖然未能形成像後來齊、梁時代那樣大規模的以皇室成員為中心的文學集團，但向後者過渡的痕跡已較為明顯。宋武帝劉裕就經常詔命並親自主持文士宴集賦詩，《宋書》及《南史》多有記載。 ^[3] 

傷歌入松路。斗酒望青山。誰非一丘土。參差前後間。 ^[4] 

蒙葺眾山裹，往來行跡稀。尋嶺達仙居，道士披雲歸。

似著周時冠，狀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衰。

得我宿昔情，知我道無為。 ^[4] 

輕命重意氣，古來豈但今。緩頰獻一説，揚眉受千金。

邊風落寒草，鳴笳墮飛禽。越情結楚思，漢耳聽胡音。

既懷離俗傷，復悲朝光侵。日當故鄉沒，遙見浮雲陰。 ^[4] 

十三為漢使，孤劍出皋蘭。西南穹天險，東北畢地關。

岷山高以峻，燕水清且寒。一去千里孤，邊馬何時還。

遙望煙嶂外，障氣鬱雲端。始知身死處，平生從此殘。 ^[4] 

寒鄉無異服，氈褐代文練。日日望君歸，年年不解綖。

荊揚春早知，幽薊猶霜霰。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見。

誰為道辛苦，寄情雙飛燕。形迫杼煎絲，顏落風催電。

容華一朝改，惟餘心不變。 ^[4] 

百里望咸陽，知是帝京城。綠樹搖雲光，春城起風色。

佳人愛華景，流靡園塘側。妍姿豔月映，羅衣飄蟬翼。

宋玉歌陽春，巴人長嘆息。雅鄭不同賞，那令君愴惻。

生平重愛惠，私自憐何極。 ^[4] 

燈竭從初明，蘭凋猶早薰。扼腕非一代，千載炳遺文。

貞夫淪莒役，杜吊結齊君。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

精微貫穹旻，高城為隤墳。行人既迷徑，飛鳥亦失羣。

壯哉金石軀，出門形影分。一隨塵壤消，聲譽誰共論。 ^[4] 

可憐雙白鵠，雙雙絕塵氛。連翩弄光景，交頸遊青雲。

逢羅復逢繳，雌雄一旦分。哀聲流海曲，孤叫出江濆。

豈不慕前侶，為爾不及羣。步步一零淚，千里猶待君。

樂哉新相知，悲來生別離。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陰移。

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4] 

生離不可聞，況復長相思。如何與君別，當我盛年時。

蕙華每搖盪，妾心長自持。榮乏草木歡，悴極霜露悲。

富貴貌難變，貧賤顏易衰。持此斷君腸，君亦且自疑。

淮陰有逸將，折羽謝翻飛。楚有扛鼎士，出門不得歸。

正為隆準公，仗劍入紫微。君才定何如，白日下爭暉。 ^[4] 

晨有行路客，依依造門端。人馬風塵色，知從河塞還。

時我有同棲，結宦遊邯鄲。將不異客子，分飢復共寒。

煩君尺帛書，寸心從此殫。遣妾長憔悴，豈復歌笑顏。

檐隱千霜樹，庭枯十載蘭。經春不舉袖，秋落寧復看。

一見願道意，君門已九關。虞卿棄相印，擔簦為同歡。

閨陰欲早霜，何事空盤桓。 ^[4] 

白雲縈藹荊山阿，洞庭縱橫日生波。幽芳遠客悲如何，繡被掩口越人歌。

壯年流瞻裹成和，清貞空情感電過。初同末異憂愁多，穹巷惻愴沉汨羅。

延思萬里掛長河，翻驚漢陰動湘娥。 ^[4] 

由於漢代學校制度的廢弛，博士傳授之風漸止，魏晉以後，包括文學在內的學術中心逐漸移於家族。至南朝，文學家多出自世家大族，文學成為典型的士族文學。近人劉師培在論及南朝文學時曾言：“自江左以來，其文學之士，大抵出於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指出文學家的出身以及文學的家族性特點。　

門閥政治造成了“世家”子弟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作為一個特殊階層，他們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甚至生活習慣，都成為各階層成員(包括皇族在內)企慕、模仿的對象。世家子弟的身份構成中除了政治、經濟、家世外，文藝修養也是重要元素。新興貴族若想真正確立其“士族”地位，則必須在文化上得到社會尤其是那些老牌世家的承認。因此，歷代新進貴族在取得政治地位後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主動向那些老牌世家靠攏。以南朝王室為例，南朝歷代皇室均起於行伍，生於寒門，本無風雅才情，但其立國之後都無一例外地愛好起文墨來：“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陳“後主嗣業，雅尚文辭”。宗室中重文現象更為普遍，宋臨川王劉義慶、齊竟陵王蕭子良、梁昭明太子即是其中的典型。擁有最高政治地位的帝王宗親對文學的愛好和提倡反過來又加劇了社會的重文風氣，以致“膏腴子弟，恥文不逮”。在南朝的上流社會，文學成了身份的象徵，也是貴族子弟藉以自矜的主要手段。

南朝文學家特殊的身份決定了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與政治發生聯繫。首先，南朝文學家大多習慣依附於擁有實權或地位較高的人。從實際情況看，文學家依附的對象要麼是帝王宗親，要麼是名門貴族。無論是帝王宗親，還是名門貴族，在南朝這樣特殊的社會環境下都有可能成為一個政治權力中心。政治秩序的混亂和不同權力中心的同時存在導致依附在諸王身邊的文學家自然而然產生“各為其主”的心理，文人預政在所難免。身處不同權力中心的文人一旦措置失當，即可招致殺身之禍。最為明顯的情況出現在宋齊時期。宋齊時代的政治少有安寧，王室內部諸王為了爭奪皇位，往往糾集力量，形成各個不同的利益集團。宋代共歷八帝，其中四位被殺或被廢。齊代更為嚴重，不僅興廢無常，竟至殺盡諸王，終為同姓所替。實際上，某些宗王結識文人的確兼有明確的政治意圖，文學興趣倒在其次。以廬陵王劉義真為例。義真因不滿其父劉裕廢晉自立而倍遭冷落，據《宋書》記載，義真“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雲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結果卻導致謝靈運被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被捲入爭鬥中心而殞命的著名文人尚有范曄、吳邁遠、鮑照等，范曄因為擁立彭城王義康，謀殺文帝，事泄被誅;吳邁遠因為替謀反的桂陽王劉休範草擬書檄，事敗後遭族誅；鮑照先是以奇言見賞於臨川王義慶，後為臨海王子頊前軍參軍。子頊因不受明帝之命而被賜死，照亦為亂軍所殺。這一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文人集團無疑當屬圍繞在竟陵王蕭子良身邊的西邸文人集團。相比而言，西邸集團的文學色彩明顯濃厚得多，但其很多成員依然保持了與政治的密切聯繫。如“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因為試圖擁立竟陵王而導致殺身之禍，謝眺則由於被捲入謀反事件慘遭殺戮。相對而言，另兩位重要人物沈約和範雲似乎算是成功者：沈約“齊初為文惠太子記室，明帝即位，徵為五兵上述，遷國子祭酒”，範雲“初與齊競陵王蕭子良善，屢隨府遷”，而這兩位深受齊主恩遇的知名文士卻成了後來勸進梁王及“殊禮”的關鍵人物!同時參與勸進的還有被鍾嶸評為“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的著名文人丘遲。由此可見，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文人一旦依附於皇室宗親就很容易被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

其次，南朝時期，門閥士族與皇室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南朝歷代皇族均出自寒門，這些寒族出身的皇室在政治上無一例外地都採取了或明或暗的手段打擊傳統的門閥士族，使得這些老牌士族的政治權力越來越衰弱。起初，為了維護自己的既有利益，這些受打擊的士族成員還試圖利用皇族內部的矛盾進行反抗，而到了後來，一代又一代寒族皇權的出現以及接踵而至的打擊迫使這種反抗逐漸下降成為一種本能的自我保全。

此外如宋孝武帝劉駿、宋明帝劉彧，也都喜宴集賦詩，招攬文才。在諸王文學團體中，以臨川王劉義慶所主持的文學團體最具規模。《宋書·劉義慶傳》載：義慶“愛好文藝，才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衞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併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像這樣一些名流薈萃的文學活動，在當時具有繁榮文學的作用。

吳邁遠平生作詩，自視甚高，常自誇説：“曹子建何足數哉！”其詩今存10

多首，多為樂府詩，主要寫離情別緒。詩風比鮑照等人要接近齊梁。不少詩句取材於古書，搬弄典故，不免艱澀難解。但有些詩句，如《長相思》中的“將不異客子，分飢復共寒”，尚有古詩質樸之氣。在南朝詩歌發展史上，他屬於從“元嘉體”到“永明體”的轉變期人物之列。

其詩收入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邁遠的樂府詩作男女贈答之辭，往往辭巧意新，宛轉華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