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芳吉

1896年吳芳吉出生在楊柳街碧柳院。8歲時他隨父遷回江津，10歲入重慶白沙鎮聚奎小學，吳芳吉13歲時在2小時的作文課上寫出以詩論文、豪放嚴謹、名噪全川的《讀外交失敗史書》，被老師賞識，印發全縣， ^[1]  被譽為神童。

吳芳吉少年生活的地方環境不好，盜娼賭博者多，父親吳傳姜就用石灰將牆門刷白並寫“白屋吳宅”字牌，意為清白之家，吳芳吉遂自名曰“白屋吳生”。1910年考入北京清華園留美預科學校。1912年因他聲援、抗議被美籍教師無理辱罵的中國同學，並張貼《討校長檄》，被迫離校，流浪回家。在校期間，吳芳吉結識吳宓，成莫逆之交。吳宓常是吳芳吉新作的第一個讀者，吳芳吉得益吳宓之處甚多。 ^[1] 

後任嘉州（今樂山）中學英文教師，1919年秋赴上海，任上海右文社《章氏叢書》校對，永寧（今敍永）中學（今敍永一中）教師，上海《新羣》詩歌編輯（其間發表了《婉容詞》、《兩父女》等詩作），先後擔任上海中國公學、湖南長沙明德中學教師，西安西北大學教師，遼寧瀋陽東北大學教師，1927年受聘為成都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四川大學教授，江津中學校長等。1929年參與創辦重慶大學，任文科預科主任。1931年受聘為江津中學校長，九·一八事變”後，他創作了抗日詩作《巴人歌》並多次到重慶等地朗誦演講。朗誦演講時，他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暈倒在講台上，因醫治無效，於1932年5月9日在江津故居白屋與世長辭，時年36歲。

他被稱為詩詞改革的先驅，是舉國皆知、享譽一時的愛國詩人。其代表作《婉容詞》，被中國詩界譽為“幾可與《孔雀東南飛》媲美”的傳世之作。《婉容詞》描寫了一位賢淑的鄉下女子被出國留學丈夫拋棄而殉情的愛情悲劇。詩一發表就引起文學界的震驚，全國讀者爭相傳誦，並被選入中小學教材。當時的讀書人只要一提到吳芳吉就能隨口吟誦出：“天愁地暗，美洲在那邊？……”

今天來看，《孔雀東南飛》畢竟是永恆的經典，《婉容詞》再怎麼好，都沒有可比性；但是當時的影響，可見一斑。他的人品、文品也曾受到周恩來、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讚譽。

1910年，吳芳吉憑才華考入北京清華園留美預科班。1912年因抗議美籍教師無理辱責因病缺考的中國同學，吳宓和吳芳吉等十人被選為罷課代表。吳芳吉年紀最小，仿駱賓王《討武曌檄》，撰寫《討校長檄》，署名求公道。後拒絕認錯被校方開除，時年16歲。

被清華開除後，吳芳吉流浪北京，後輾轉去上海書局做校對，次年在同學資助下徒步回川，沿途乞討、歷時半年回到老家。這個直墮底層的經歷，讓吳芳吉瞭解了當時的中國社會。軍閥的暴行、戰亂的苦痛、百姓的困頓、女性的壓抑……無不給其心靈帶來震撼，成為筆底狂瀾。吳芳吉的詩文成了反映民生疾苦的號角和武器：“三天不書民疾苦，文章辜負蒼生多。”

這以後，吳芳吉一邊讀書，一邊創作，一邊從教。吳芳吉從教的足跡遍全國，他憑自己的學識聲望和至交好友吳宓等的介紹，作過中學教員，作過大學教授。先後受聘於西北大學、東北大學、成都大學、四川大學等名校任教。1929年，他與重慶籍教授一起致力創辦了重慶大學，任文科系主任。

1931年，應當時的江津縣縣長邀請，辭去待遇較好的重大文學系主任兼教授之職，返回江津中學任校長。吳芳吉到校後，在學校的磚柱上，親筆書寫“學、海、津、梁”四個篆字作校訓，高薪聘請外地優秀教師到江津中學任教，特聘重慶大學的外籍教授來校講學。江津中學在他的勵精圖治下，很快躍升為中華一流中學。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際，時任江津中學校長的吳芳吉深夜讀報，見此消息，立即親自敲響校鍾，集合全校師生上街遊行抗議。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抗日，吳芳吉聞訊，慷慨高歌，欲單身一人赴前線殺敵，被師生從江邊勸回。按捺不住的激情，使他創作了頌揚19路軍的抗日詩歌《巴人歌》，“三千子弟令如山，征衣未浣血斑斑，……”傳誦一時的詩作，成了喚起民眾抗戰的動員令。5月4日，他應邀到重慶作宣傳抗日的演講，當眾朗誦《巴人歌》，上千聽眾鴉雀無聲，熱血沸騰，淚流滿面。

返回江津，當晚向全校師生傳達重慶各界同仇敵愾、心繫抗戰的情形，並再次朗誦《巴人歌》，朗誦未完而詩人兼校長的他已體力不支、臉色慘白地倒下了。1932年5月9日，吳芳吉辭世，時年36歲，送葬者700餘人。

芳吉自小家庭貧困，營養不良，文弱之人而具錚錚鐵骨。思其在重慶朝天門碼頭隻身赴國難之時，其慷慨蒼涼，大有當年燕國荊卿屠秦之悲壯豪勇。雖享壽僅36載，勝活百年多矣。芳吉其為川人之範，國人之範。 ^[1] 

著名詩作除《婉容詞》、《兩父女》外，尚有《護國巖詞》、《巴人歌》等。自編《白屋吳生詩稿》1929年出版。1934年其友人編訂有《吳白屋先生遺書》、《白屋嘉言》、《白屋家書》。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巴蜀書社出版的《白屋詩選》、《吳芳吉全集》都是他的作品集。台灣也出版過其詩文集。

吳芳吉跨入詩界之時，正值“五四”文學革命興起。他在詩歌創作中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論戰“新舊文學觀”。對詩界全部否定傳統詩格的“突變論”、全盤歐化的“另植論”、死守陳規的“保守論”都進行了批判。他倡導詩歌要有時代感和現實感。吳詩充滿了愛國主義的激情，深刻反映了現實生活，描寫人民的苦難，揭露社會的尖鋭預矛盾，表達了人民的追求和意願，而且語言清新流暢，朗朗上口，形式自由活潑，長短不拘。吳芳吉的詩是在古詩詞與民歌基礎上的一種探索和創新，他力圖闖出一條新路，使中西、古今詩詞文化能融合在一種新體詩裏，作者十分崇敬這種積極創新和改革的精神。

敍永縣城東郊，真武山山腰有“婉容墓”，1918年秋，吳芳吉經友人趙鶴琴介紹赴敍永縣永寧中學任國文教師，時達一年之久。吳芳吉在教學之餘，常去婉容墓憑弔，產生了《婉容詞》最初的構思。後來，他結合現實生活經過反覆醖釀而成《婉容詞》。 ^[1]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張采芹（已故）在《憶白屋詩人吳芳吉》一文中，記述了吳芳吉《婉容詞》的創作經過。1919年秋，吳芳吉任教上海中國公學。舊曆八月二十七日孔夫子生辰這天祭孔，他夜醉後不能寐，一夜寫成《婉容詞》。次晨拿與同事曹志武看，曹為之感動流淚。同時，芳吉先生兼課上海勤業女子中學，印成講義，發給學生，全班學生都為之感動痛哭，説明該詩當時感人之深。當時有一位四川人康白情，亦寫新詩，出版過新詩叫《草兒》。對芳吉先生所寫的《婉容詞》亦很稱道，不過稍有微詞，認為白話詩中夾有很工整的律詩句子，例如“野闊秋風緊，江昏落月斜”，似乎不大妥當。張采芹聽到此説後，曾請教芳吉先生，他説：寫詩如行文，文思有如長江大河，波濤洶湧，一瀉而下，非有很完整工穩的句子不能頓住。 ^[1] 

吳芳吉的《婉容詞》描寫了一位善良賢惠的農家女子婉容被出國留學丈夫拋棄的愛情悲劇。採用白描的手法，句式長短不拘，具有節奏美。語言上融入了大量的現代口語，雅俗共賞，全詩90餘句，讀來蕩氣迴腸，悲怨之氣撲面而來，酸楚之淚盈滿眼眶。《婉容詞》在上海《新羣雜誌》上發表後，以其情深辭美、催人淚下而轟動文壇，全國讀者爭相傳誦，人們譽之為新詩人。《婉容詞》之所以為讀者喜愛，固然是由於這首詩在形式上別開新面，語言運用很成功，感情真摯，十分動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反映了當時人民在"五四"運動前後反封建爭自由的社會現實。這篇作品，描述了舊中國的一出婚姻悲劇。既揭露了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危害性，又批判了喜新厭舊的思想，因而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後來，《婉容詞》被列入中學國文教材。四川大學外語系主任金奎先生還將《婉容詞》譯成英文，介紹到海外。 ^[1] 

此後，吳芳吉相繼發表了《護國巖》、《兩父女》、《明月樓》、《巴人歌》等著名詩作。這些詩當時雖有一定爭議，“新派”責難其“舊”，“舊派”責難其“新”，兩派均不容，但又迅速傳誦到全國，且歷數十年不衰。當時的讀書人只要一提到吳芳吉就會隨口吟誦出《婉容詞》……

護國巖，在永寧河之大洲驛，故松坡將軍遊釣處也。戊午臘月，餘自永寧解館歸，舟行三日過巖下，命艤舟往吊之，一時熱淚交併，不能仰視。明日至瀘州寓中，有老者頒白也，自言大洲驛人，將軍駐驛中時，常採瓜果饋之。因迎老人坐榻上，煮酒挑燈，請話護國巖事，且飲且酌，且傾聽，且疾書。就老人所述者述之，護國巖述，述成更酌一大杯奉之。老人笑曰，是述乎，是哭乎。吾曰唯唯，是亦述也，是亦哭也。

一、引子

護國巖，護國軍，伊人當日此長征。

五月血戰大功成，一朝永訣痛東瀛。

伊人不幸斯巖幸，斯巖長享護國名。

二、記大洲驛事

憶當日，幾紛爭，閭闔無擾，雞犬不驚。

問民病，察輿情，多種桑麻與。

視屯營，撫傷兵，瓦壺湯藥為調羹。

雪山關，永寧城，旌旗千里無人聞。

沙場天外鬧哄哄，兒童路上笑盈盈。

扁舟點水似蜻蜓，五月薰風好晚晴。

芳草綠侵巖畔馬，夕陽紅透水中雲。

雙手歸鶴逐橈行，銀袍葵扇映波明。

伊何人，伊何人，牧童伴，漁父遴。

滇南故都督，護國總司令，七千健兒新首領，蔡將軍。

三、記納溪之失陷

報將軍，敵來矣，藍田壩失先鋒靡。

團長陳禮門，拔劍自刎呼天死。

婦女轍輪姦，男兒半磔死。

茅廬比户燒，殺聲遍地起，敵兵到此不十里。

既無深溝與高壘，將軍上馬行行矣。

將軍回言休急急，我有三軍自努力。

但教城民緩緩遷，背城好與雌雄敵。

報將軍，敵來矣，右翼陷落左側毀。

敵人氣焰十倍蓰，彼眾我寡何能抵。

彈全空，炊無米，馬虺隤，士飢餒。

百姓已過西山址，將軍上馬行行矣。

將軍回言休語絮，風和日暖景明媚。

與爾披衣共殺賊，黃昏不勝令軍退。

報將軍，敵來矣，東城已陷北城啓。

漫天漫地索虜聲，如潮澎湃蜂擁擠。

馬蹄劈跋已動牆，喇叭喧喧漸盈耳。

百姓去空兵全徙，將軍上馬行行矣。

將軍回言敵來矣，月朗星稀夜何其。

束吾行囊卷吾書，執吾轡纜荷吾旗。

敵兮敵兮吾知彼。小別也納溪。

四、記誓師詞

棉花坡上賊兵滿，彈丸紛墜如。

巨炮號六稜，令地震搖人落膽。

一營衝鋒去，應聲匝溝畎；

二營肉搏來，中途無迴轉。

三營五營但分崩，浩蕩追隨如席捲。

霎時血流滿長江，馬蹈伏屍蹄鐵軟。

吁嗟眾士聽我言，計令惟有向前趕。

爾乃共和神、國家幹，同胞使者皇天眷。

三户可亡秦，況我七千男兒身手健。

連長退縮營長斬，連長退縮營長斬；

營長退縮團長斬，團長退縮旅長斬；

旅長退縮司令斬，本司令退縮眾軍斬。

斬斬斬，趕趕趕。

五、記馬腿津之戰。

進營門，報將軍：

爾何人？我乃江上野農民，業採薪。

爾何雲？北兵偷向江南侵，艨艟二十四，舢板如鱗。

來何處？二龍口下馬腿津。

遠幾許？四十里弱。三十里贏。

將軍上馬令即行，遙見岸北敵如雲。方待渡，趁黃昏。

將軍下馬令逡巡，一列伏，

一線倚荒墳，後翼伺叢林，

伐鼓在山村，機關炮隊據高墩。

月黑風陰，野靜潮橫；急湍拍拍岸沈沈。

艨艟二十四，舢板如鱗，得意一帆江水深。

炮轟轟，槍砰砰；鼓登登，霧騰騰；琮琮琤琤，颯颯紛紛。

一片馬鳴山崩，不辨鬼哭神號。

北人從此不南侵，是之謂得民心。

六、結意

今日者，巖無恙，只蒼藤翠竹增惆悵。

猶是軍，猶是將，猶是丁年，猶是甲帳。

何為昔愛戴，而今轉怨謗。

只為西南政策好，誰知反將內亂釀。

互猜疑，互責攘，互殘殺，互敵抗。

一片天府雄國乾淨土，割據成七零八落、骯髒浪蕩。

顧山高水長空想望，益令我思良將。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又攻侵我淞滬。時寫《巴人歌》一長篇。原注：“壬申春暮（據《吳白屋先生傳》記時為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旅渝西僑文幼章等邀餘講演儒家思想與耶教精神，明日更令朗吟拙作詩篇，因成此歌以酬在座同仁。”今錄全詩於下：

巴人自古擅歌詞，我亦巴人愛竹枝。

巴渝雖俚有深意，巴水東流無盡時。

可愛的同學，可敬的牧師！

可喜的嘉賓自泰西！可感的主席美言辭。

並世有友我心儀，晝讀其書夜夢之。

一南一北阻山陂，甘地託翁大智悲。

一介不取一切施，兩塗相反兩相宜。

愛人愛國非矛盾，立德立功不背馳。

吁嗟！滬濱三萬好男兒，方為民族苦鬥作牲犧。

此際安知壕塹裏，幾人血肉濺淋漓！

知君意有屬，來聽吾歌曲。我心慘不歡，長歌聊當哭！

不唱蘇杭花鳥嬌，不奏瀟湘煙雨宿；

不頌巫山十二峯，不賦羅浮五百瀑；

不詠匡廬謝公鏡，不弄藍關麗人玉；

不讚天台訪仙居，不彈泰岱看日出。

但道存亡百戰間，叱吒嗚咽無名數小卒。

新年密雪似花開，探道敵軍夜半來。

笑索民家布萬匹，前軍素服真奇哉！！

雪下密如篩，健兒雪裏埋。

雪光瑩不夜，瑤台復玉階。

沈沈凍宇無氛埃，睡起倭兒喜滿懷。

狼頭鼠目千夫長，鴨足蟹行一字開。

健兒一齊起，起從深雪裏。

猛進寂無聲，紛如聚白蟻。

血熱失天寒，揮刀汗被體。

何物大和魂？軟弱如裁紙！

東方欲曙人不歸，艦中鹽澤愁欲死。

四小時間淞滬平，曾經萬國共知矣。

皇軍利器最堪誇，無敵人間坦克車。

踏破支那人民齊俯首，踏開帝國版圖西向斜。

騰騰陣勢走長蛇，旭旗飄處天威加。

逢人射擊輕塵掃，明日看遍春申花。

不須掩護不須遮，我軍突出儼排衙。

前鋒倒地委泥沙，後隊奔來集晚鴉。

好似亂麻方理淨，瀰漫曠野又生芽。

枕藉車前滿，滿地英雄膽。

炸彈風雨來，我士齊聲喊。

一躍上車爭捕捉，輪陷人堆不可輾。

睅目忽淚凝，叩頭求饒免。

餘子可憐競反奔，投身租界惟憂晚。

笑殺十九軍，史冊行收卷。

甲午傳聞盡聖神，今朝相遇只豚犬！

慘莫慘兮天通庵，毒莫毒兮炮台灣。

虜我無辜壓陣前，不前一彈腹間穿。

衣裳剝落赤鮮鮮，釜底游魚待火煎。

驅之上路來蟬聯，為敵衝鋒與御堅。

阿兒阿母呼喧喧，盡是同胞老幼年。

槍頭無眼嗚呼天，捍國衞民不兩全。

勇莫勇兮廟行鎮，敢莫敢兮瀏河口。

三十兵船百飛機，領空領海迅雷吼。

流彈自相擊，田田裂深臼。

勢若倒乾坤，那能容蟻螻。

我軍戰壕中，高唱澈南鬥。

沈着不輕擊，見慣若無有。

待爾百步間，炮鳴龍出湫。

待爾十步間，槍發魚穿柳。

待爾跬步間，彈擲泥封瓿。

待爾分寸間，劍回春剪韮。

倭兒休想肆鯨吞，寸地尺天吾職守。

煩冤復煩冤，肉食何心肝？

忸怩天中逝，逍遙壁上觀。

南翔令下哭聲酸，嘆息撤兵百勝間。

敵勢包圍千萬盤，一聲突出康莊安。

海濱炮重塵飛翻，頭上機轟行步艱。

三千子弟令如山，不徐不疾來蜿蜿。

征衣未浣血斑斑，銀槍斜掛氣軒軒。

前導誰歟翁照垣，四十年紀光琅玕。

諸君苦矣且加餐，吾儕父老只壺簞。

且加餐兮君苦矣，勝固足欣敗亦喜。

長期抵抗不因今日休，民族醒來要從此時起。

便把歇浦樓台全燒剩劫灰，便把西湖山水踏平無餘滓；

便把姑蘇苑囿拋荒委麋鹿，便把金陵關塞椎碎瀋海底。

絲毫不懼也不憂！

我今獲得無上慰安世難比，何妨再戰復三戰，周旋半紀還一紀。

戰出諸生知氣節，戰出百工有生理；

戰出軍人嚴紀律，戰出官方首廉恥。

覺悟精神開創力！那怕國仇不刷洗！

且若阿毛胡，牆隅汽車伕。

祈營惟一飽，那得解詩書。

誘令敵軍供轉輸，行程一次百金租。

一朝五返千兩儲，妻兒笑樂衣冠都。

數賊監臨敢自逋，車中何物累連珠。

一枚毒彈幾頭顱，幾許吾民血應枯。

無須掛慮笛嗚嗚，公大紗廠門前途。

波光一閃識黃浦，波臣含笑遙招呼。

車身猛轉波間去，風定波平萬象蘇。

君聽取，君莫怪，我今正言宣世界。

千年古國植根深，假寐一時豈足害?

好似血輪我身周，滴滴饒有生機在。

活潑自流行，光輝復澎湃。

不因歲月衰，只有新陳代。

一回覺醒一少年，獨創文明開草芥。

皇天與我東方東，性愛和平國號中。

世界明知終大同，有如璞玉待磨礱。

我非排外好興戎，我為正義懲頑兇。

我知前路險重重，我寧冒險前衝鋒。

我今遭遇何所似，我似孩提失保姆。

倭兒蠢蠢似蠛蠓，羣盜囂囂似蟣蝨。

諸公袞袞似蛔蟲，盪滌行看一掃空。

還我主權兮還我衷，和平奮鬥救中國！

紫金山下葬孫公。

英年早逝的吳芳吉給世人留下600多首優秀的詩篇，給中國文學留下了難以估價的遺產。他被稱為詩詞改革的先驅，是舉世皆知、享譽華夏的愛國詩人。其代表作《婉容詞》被中國詩界譽為“幾可與《孔雀東南飛》媲美”的傳世之作。吳宓在給芳吉的一封信中寫道：“足下志氣雄豪，文筆健舉”，“足下之詩，頗多忠愛之言，而尤重滄桑之感”。梁啓超也曾説芳吉“壯歲詩瑜不掩瑕，哭柳潛三首純乎其純，將來必為詩壇闢新世界”，希望經過吳宓“介紹而友之也”。惜梁啓超不久謝世，芳吉自責説“而某不自長進，亦永無以副先生望耶”。陳銓評論説，作者“不矜才，不使氣，一任白描，為其他詩所不及”。 ^[1]  他的人品、文品都曾受到周恩來、郭沫若等的高度讚譽。吳芳吉一生所追求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祖國解放，自由、民主、富強、現代化，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在新的時代仍然有它的生命力。在中國詩史和藝術史上，吳芳吉作出了富有創造性的貢獻。

1927年3月，重慶軍閥屠殺共產黨人及大批進步羣眾，死傷學生及羣眾千餘人，中共四川地方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四川省委）書記楊闇公，組織委員冉鈞先後壯烈犧掛，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三一"慘案。緊接着，1928年2月，成都軍閥殺害了中共川西特委委員四川學聯副主席袁詩堯，成都大學學生共產黨員錢芳羣、李正恩等愛國人士14人，製造了"三一六"慘案，這時的四川，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當時，在成都大學任教的川東籍教授沈懋德（巴縣人）、呂子方（巴縣人）、吳芳吉（江津人）、彭用儀（重慶人）等驚悉慘案，義憤填膺，在成都小福建營成大宿舍吳芳吉處，徹夜飲酒，抨擊時局，痛感中國貧弱，一個重要根源是由軍閥制度之腐敗，對人才橫加摧殘，把一個好端端的文明古國，搞得愚昧落後，一盤散沙，聽任帝國主義的侵略、宰割，使一大批遠涉重洋去歐美，或東渡日本學成歸國的有志之士，滿腔熱血，走投無路，報國無門。感概之餘，一致主張要按孫中山的遺教去喚醒民眾，早日在重慶創辦一所大學，發展教育、造福桑梓，使川東青年學子不必遠赴京滬，就有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從而培養造就大批德智雙全，威武不屈的人才，為拯救貧弱的祖國貢獻力量。

為了迅速地在重慶開辦大學，沈懋德等曾計儀向成都大學校長張表方建議：在重慶設立成都大學分校，以簡化學校機構及開辦手續，但因張表方擔心分散成都大學教學力量，未予同意，於是，沈懋德等教授利用假期返渝之機，憑着自己的學術地位，社會聲望，遍謁重慶地方名流，紳耆宿老如朱叔痴（老同盟會員，老教育家），汪雲松（重慶留法勤工儉學校校長），温少鶴，李奎安等，説明在重慶創辦大學的必要性，並倡議： "如果師資缺乏，我們川東籍在省內外各大學任教者，皆可號召返渝，集中智力，共襄盛舉。我們在成都大學任教，雖然未滿延聘期限，決心辭聘返渝，服務桑梓，貢獻微薄之力，經費和校址，端賴諸老指示扶持"（彭用儀教授回憶提供）。

重慶五老"李公度，朱叔痴，汪雲松，温少鶴，李奎安"是當時學界，商界的知名人士，頗有社會地位。 李公度擔任駐防重慶的二十一軍政務處長，劉湘的軍師。温少鶴、李奎安先後擔任重慶商會會長，號召力強，登高一呼，商會所屬七十二行幫可以羣起響應。早在1925年冬，巴縣議事會義長李奎安就已在議事會正式提出議案，倡議籌辦重慶大學，可見諸老早有刨辦大學的宿願。所以，對沈懋德等教授的主張，鹹表贊助，並概然應允願將二十一軍向商會預徵款數十萬元作為籌辦重慶大學開辦經費的後盾。

經過充分醖釀，在重慶成立重慶大學促進會，在成都成立了促進分會。

促進會成立後，廣泛進行輿論準備，大力宣傳在重慶府辦大學的必要性。

從沈懋德，吳芳吉等擬訂的籌備宣言，可以看出當時精闢而系統的論述，文情並茂，立論充分，令人心悦誠服。

籌備宣言就重慶的地位來分析創辦大學的必要，強調指出：“重慶外受江漢委輸，內作川康綰轂，北通關陝，南達黔中，商貨殷闃（音qù），華洋萃集。又兩江濱帶，蒸汽易施，大小工廠，歲月興立。如使工商兩業缺乏人才，則操奇計贏，不足與外人兢進，技師工匠，亦必向遠方徵求，財賄外流，大利坐喪。 如於重慶大學設置工商兩科，數年之後，闤闠必多通才，製作必臻美利。蓋商場工廠，觸目即是，實地練習，功倍可期。而一埠之中，忽有此最高學府，增多數十大學教授，聚集數百專科學生，大足供工商業之參稽，資其借鏡，厥備顧問。於以增進本埠之繁榮，拓殖酉南之福利，其為關係，又至重鉅也”。

宣言還從四川成千上萬的青年學子升學需要，來論證創辦大學的必要，"顧全川百四十六縣，幾乎縣有中學，縣歲畢業，至少以十數人計，即一年內當有二千以上須升學之中學生。成都可升之校，每苦不能悉納，且川東各縣，距成都遠者二千里而遙，水陸間阻，往返艱難，東下寧滬，北上平津，則省外生活奇昂，資斧更不容易，以是中學畢業，東兩顧望，愴然麟學者，不知凡幾。故自川東言，如只主持設立成大，而不籌設重慶大學，則是當局之偏也。自全川言，如謂成都設有大學已足，不必再設重慶大學，則是川人之陋也"。

宣言進一步再從人才培養關係國強民富，抵禦列強侵略的極端重要性，來分析論證在重慶創辦大學，勢在必行： "抑有進者，人類之文野，國家之理亂，悉以人才為其主要之因。必人才日出，然後事業日新，必事業日新，然後生機永暢。世界所以進化無疆，國家所以長存不敝，胥賴於此。使世無須才，則雖洪荒草昧，終古不開可也；使國無須才，則雖保國羽民，逮今不滅可也。故昔之言國者日：烏合之眾，不足當技擊之士，技擊之士，不足當節制之師。今之言國者曰：野蠻之民，不足當半開化之邦，半開化之邦不足當文明全盛之國。今察歐美各邦，疆域或小於我，人民或少於我，而入其國境，大學林立。 即以吾川論，廣土眾民，西駕德意，東媲日本，而惟省會始有大學，其他各省尚有並一大學而無之者，以此而求國際平等，抗拒侵略，我實不兢，於人何尤。且中學畢業，難言成才，如遂聽其廢閣，則沉珠於水，埋玉於璞，棄寶實鄉。若國家地方之事，盡以此未成熟之才為之，復無多數智術高深，德性堅定之士為之指導，則直賊夫人之子兼害於爾家，兇於爾國，今日現象已呈如此，凡具深識，能無隱憂 友邦人士，既告我矣，日今日中國所最缺乏者為領導人才，苛不河漢斯言，則籌設重慶大學，以樹西瑰風聲者，尤為不可以已也"。

同時，籌備宣言還對各種障礙籌辦重慶大學的言論和思想進行了針峯相對的駁斥，以論證創辦重慶大學的現實可能性。

有人認為，重慶乃繁華商埤，城市暄嚷，不宜興辦大學。吳芳吉教授等認為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列舉國際國內例證駁斥道： "則上海，廣州因文明之先進，倫敦、紐約亦庠序之中樞，寧舍通都大邑而不居，適窮鄉僻壤而有當 此不足為吾重慶大學病也。"

有人認為，重慶是商埠，人才寥落，難於興辦大學。針對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教授們駁斥道： "人才之聚，聚於事業，必事業愈興，而人才愈至。未有事業不舉，而坐待人才者。渝中素無大學教育，故大學人才不聚於此。成都所以較勝，既以大學茲多，有以安置人才之故。今使大學竟成，何患無師，有師何患無士。此又不足為吾重慶大學病也"。

還有人振振有詞地提出： 開辦一所大學，所需經費甚鉅，必先籌足鉅款，始能創辦。經費無着，何能侈談興辦大學。教授們並未被這個難題所嚇倒，理直氣壯地答覆説："今之百政所費，誰為有着。誠欲先有鉅款而後興學，則實現之期，河清莫俟，徵之全國大學成例，何獨不然，不聞款絀遂廢之者，有人斯有財也，夫重慶富力，遠過成都，開源取用，不止一途，或就國，省税款，酌情劃撥；或就地方捐税，移轉接濟。按年遞進，曲少增多，數微則始易興，時長則後易繼，此亦不足為吾重慶大學病也"。

也有人認為，四川已有成都大學，不必另辦重慶大學，重慶再辦，有損成都，這種看法貌似有理，實則大謬不然。教授們認為，即使辦了兩所大學，仍患不足。 "以視英，日小島，多寡何如。況大學成立，基於社會自然之需，不徒藉此潤色鴻業，成渝俱有大學，正可相觀而善，攜手偕行，謀所以成德達材移風易俗之事，詎同業之相忌，實同枯而失榮，此尤不足為吾重慶大學病也"。

沈懋德，吳芳吉教授等在充分論證後，得出結論説：

總之，重慶大學之應成立，有其需要，有其可能，已屆時機，非屬夢想。綜上所述，可以説： 五四運動的影晌，重慶人民的覺醒，重慶工商業的迅速發展，是創辦重慶大學的客觀環境和物質條件；一批川東籍教授出於愛國愛鄉的熱心倡議發動，地方紳耆宿儒特別是商界領導人的積極贊助以及當時重慶軍政當局大力支持，則是創辦重慶大學的主觀因素。

〔注〕 本節引文見重慶大學校史資料第五期

吳芳吉的名字，上了點年紀的人也許略知一二，估計60、70之後，芳吉就鮮有知己了。有人把吳芳吉與蘇曼殊相提並論，很多人知道蘇曼殊，卻不知道吳芳吉。吳芳吉是吳宓終生的好友，説起吳宓，多數人如雷貫耳，但説起吳宓這個朋友，卻常常兩眼空白。

吳芳吉1896年農曆五月出生在江津，自小家境不好。13歲時吳芳吉在學校的作文課上就寫出《讀外交失敗史書》，一時名噪全川，被視為神童。當時當地社會環境不好，多盜娼賭博者，父親吳傳姜用石灰將牆門刷白，書寫“白屋吳宅”字牌，意為清白之家，吳芳吉遂自名曰“白屋吳生”，他自成一格的詩體被稱作“白屋詩”。

1911年，清華在成都招生，鄉人慫恿吳傳姜送芳吉一試。家中貧窮，勉力籌得食宿費，每天步行，十天才走到成都，走得腳腫出血，不想一考即中。在清華期間，吳芳吉結識了吳宓，吳宓年長兩歲，吳芳吉以長兄稱之。

1912年秋，吳芳吉應學校留美考試，又被錄取，遠大前程觸手可得，不料這時發生了一件事，令他的人生急轉直下，風華蓋世的神童少年一去不返，一生艱難困頓從此開始。

事起四川學生何魯因病未參加考試，照章可以補考，但美國教員不許，何魯對這位美國教員表現不馴，受到侮辱，被開除學籍。吳芳吉大感不平，集各省同學代表向校長申訴，表示抗議。這件事激起了罷課事件。吳宓和吳芳吉等十人被選為代表，吳芳吉年紀最小，卻最活躍，模仿駱賓王《討武后檄》，撰寫《討校長檄》，署上名字後張貼在校內食堂外牆壁。多名代表擔心因此喪失留美資格，三心二意，與校方妥協，罷課三十多天後失敗，十名學生代表被開除。當時的教育總長範源廉認為這些學生都是從全國選拔出的精英，不可隨意處理。最後校方同意，只要他們承認錯誤，就可回校以“留校察看”身份繼續學習。吳宓等九人先後返回學校，只有吳芳吉一人堅持認為自己無錯，終於被開除，流浪北京，時年16歲。

吳宓得知吳芳吉失學後生活困難，帶頭捐款並送到吳芳吉處。芳吉賭氣閉門不見，吳宓在門外默然久等，芳吉以為吳宓離去，打開門，吳宓即閃身入內。這扇門同時也開啓了兩吳一生珍貴的友誼。吳宓始終以贖罪心態來對待吳芳吉，他認為無論怎樣，自己當年的行為都是背叛朋友，不可原諒，惟有盡力幫助好友才稍稍心安。吳宓對吳芳吉的幫助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學業、事業、工作上從未中斷，一直持續到“文革”前夕，不僅幫助吳芳吉的兒子，而且延續到孫輩。吳芳吉曾感激地説：“雨僧者（吳宓字雨僧），吾良友而賢師也……吾詩有今日者，全賴雨僧之力也。”在詩中也評價吳宓：“人世多榮辱，駟馬千鍾非我欲，得一知己萬念足”。那個時代民生多艱，而文人之間的友誼，沉甸甸的卻可以託付一生。

被清華開除後，吳芳吉輾轉去了上海書局做校對，次年在同學資助下徒步啓程回渝，走三峽，至湖北宜昌已身無分文，只得乞食步行。風餐露宿，歷時近半年才回到老家。已經由鳳凰變麻雀，吳芳吉成了家鄉人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

“安得讀遍古今書，行遍天下路，受遍人間苦，使我猛覺悟，”吳芳吉離開清華後，直墜社會底層，所見所聞所親歷者，是軍閥的暴行，戰亂的苦痛，百姓的困頓，女性的壓抑……無不給心靈帶來震撼，成為筆底狂瀾，句句都是辛酸血淚。吳芳吉也用詩表達了自己的寫作信仰——三天不書民疾苦，文章辜負蒼生多。

1916年秋至1918年夏，吳芳吉來到敍永的永寧中學任國文教員。

1919年，吳芳吉被聘為上海中國公學教授，後又去湖南，受聘為長沙私立明德中學國文教員，《五里堤》就是在這裏寫的。

1925年，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想請吳芳吉前往執教，吳芳吉不願到曾開除過自己的母校工作。吳宓遂介紹他去西北大學任教，去後不久即發生軍閥圍城事件，西安被圍長達八個月。陳忠實在《白鹿原》裏對圍城事件有過描述，當時西安城與外界斷絕一切聯繫，死了超過十萬人，吳芳吉也在西安，幾乎餓死。解圍後，吳宓又介紹吳芳吉去東北大學任教，時張學良任校長，吳芳吉徹底解決了家庭生計。可惜未滿一年，芳吉父親病逝，他請假回家，因母親年邁，他不願再離家遠行。此後幾年直到1932年去世，吳芳吉基本都在成渝兩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吳芳吉創作了頌揚19路軍的抗日詩歌《巴人歌》，“三千子弟令如山，征衣未浣血斑斑，銀槍斜掛氣軒軒……”傳誦一時。1932年，吳芳吉心繫抗戰前線，應邀到重慶演講，慷慨激昂，難以自制。5月初到江津參加集會，在會上講解並朗誦《巴人歌》，令全場激情澎湃，無不動容，他卻心力交瘁地倒在了講台上，終告不治，於1932年5月9日辭世，時年36歲。

1927年，吳芳吉受聘為成都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四川大學教授等職。吳芳吉短暫的一生，為了生計顛沛流離，輾轉於上海、西安、瀋陽、成都、重慶等地，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只有在成都的幾年，教書、育人、寫詩，才度過了一段安穩的日子。吳芳吉天性外向，學識淵博，深得學生喜歡。他也為成都留下詩作，比如《竹枝詞》，即使在那個動盪的時代，成都也不失其温柔繁華的城市風度——

“成都富庶小巴黎，花會年年二月期。艇子打從竹裏過，茶亭常傍柳陰低。

夕陽處處聞歌管，芳徑人人賽錦衣。城闕連宵都不禁，騎驢更醉草堂西。”

1927、1928兩年，成渝兩地發生了軍閥屠殺共產黨人、進步大學生、進步羣眾的慘案。沈懋德等幾位成大教授經常聚集在吳芳吉的宿舍，把酒暢談，抨擊時局，最後大家一致主張按孫中山的遺訓喚醒民眾，策劃創辦重慶大學，以使“川東青年學子不必遠赴京滬，就有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從而培養造就大批德智雙全、威武不屈的人才，為拯救貧弱的祖國貢獻力量。”吳芳吉因此也成為重慶大學的創始成員之一。

後來吳芳吉在《為沈教授懋德傳贊》中寫到：“士當文化絕續，種族存亡之際，己立立人，人存存我，任重而道遠……既當修身，又須淑世；既以儲學，又必致用。隻手而回萬眾之心，匹夫而樹百年之計。欲不力竭以死，難矣……”這其實也是作為詩人和教育家的吳芳吉夫子自道。

生逢亂世，窮困孤憤，吳芳吉以生命熱血書寫憂國憂民的詩篇，開拓教育以圖救國大業，在世三十六載雖然匆匆，但生命力量之深沉厚重，確乎“不負蒼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