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範軍

從小就抱有“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吳範軍在大學期間勤奮讀書，涉獵廣泛，關心政治，追求真理，更關心祖國的命運和民族的前途。所以，到了兩年後的那場反右派運動，他憑藉一身的青春與熱血去“飛蛾撲火”，主動上鈎，中了“引蛇出洞”的“陽謀”，成為政治神壇上的“祭品”。今天看來，吳範軍之所以成為學生右派，不僅僅是時代的錯位，也是他自身在劫難逃一種定數。因為性格即命運也！

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二十二歲的吳範軍積極響應上級領導和黨組織“向黨提意見”的號召，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挑戰權威，懷疑一切，寫下了一篇警世駭俗大字報：《批判馬克思》。文中以犀利獨到的見解，剖析了馬克思主義幾個已經過時的流行觀點和比較偏頗理論口號，直搗被奉為圭臬的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庫的老巢。此文一出，無異於振聾發聵般石破天驚，引發北京高校的一片震驚與譁然。不難想象，一夜之間，他就這樣由一個“天之驕子”淪落為“右派分子”，而且是“極右分子”，是臭名昭著的“全國大學生中頂尖級的大右派”。與此同時，鋪天蓋地的大批判也迎面襲來，除去“面對面口誅筆伐的批鬥會”外，僅是北京市委所屬的《北京日報》，就專門闢出幾個整版用來“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右派學生吳範軍！”

逆境之中，吳範軍信守“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的人生信條，他坦然無畏，笑對風暴，堅守自己的信念，從不委曲求全、言不由衷地去違心認錯。這樣的頑固典型，在當年全國三百四十多萬（不是官方所稱的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子”之中，也是罕見的。彷佛是陰差陽錯一樣，由於他的這種“極硬極右”，反倒因禍得福，沒有像絕大多數右派分子那樣被無罪流放，而是繼續羈留在鋼院當作“反面教員”和“活靶子”被隨時揪鬥。直到二十二年後的七十年代末，吳範軍才和全國所有的“右派分子”一樣，得到“改正”，重獲新生，成為鋼鐵學院的一名教師。

到了八十年代，一生尚未婚娶的的吳範軍遇到了他的另一半，就是在文革期間寫出反對血統論文章《出身論》、並慘遭當局殺害的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當時的遇羅錦，因《一個冬天的童話》而一炮打響，成為名人，緊接着又因為《春天的童話》被查禁，人也被批判。兩人同惺惺相惜，喜結連理。這段婚姻一度成為當年新聞聚焦的熱點話題。後來，由於不可宣示原因，遇羅錦遠走天涯，這對患難夫妻又告仳離，撇下了孤零零一人的吳範軍。

此後，身患多種疾病的吳範軍又失去公職。雖説在漫長的坎坷與折磨之後還留下條命，但也成了一個既無工資，又無低保的“社會邊緣人”。十多年來，他一直面臨着風燭殘年、苟延殘喘的困窘境地。儘管如此，但仍沒有放棄憂國憂民的責任感和嫉惡如仇的正義感，還在時時關心關注着比他更困苦的底層社會，表現出始終如一、寬厚善良的仁愛心懷。

吳範軍辭世後，當年另兩個著名的“右派學生”林希翎和譚天榮都送有花圈致哀。林希翎託人所送的輓聯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首古詩，也襯托出“右派學生”吳範軍那令人唏噓扼腕的一生：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