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沉

吳沉博覽羣書，學習朱熹、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之學，以學問品行聞名，數次被徵召為縣學訓導，沒有上任。明太祖攻克婺州，召吳沉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聚餐於宮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歷任郡學訓導。

洪武十二年（1379）十月，郡守以博學儒士舉薦他到京師，誤上其名為“信仲”，授翰林院待制。吳沉對修撰王釐説：“名誤不更，是欺罔也。”於是準備將真相上報朝廷。王釐説：“國法方嚴，恐觸上怒”。吳沉不從，毅然前往吏部請求改正。明太祖知道後，大喜説：“誠愨人也。”於是重用他，召侍左右。十一月甲午朔，明太祖觀《漢紀》，對吳沉説：“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明太祖論持身保業之道，又對吳沉説：“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巳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吳沉對答：“”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明太祖説：“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明太祖到奉天門視朝結束後，又對吳沉説：“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切事也。”吳沉回答説：“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明太祖説：“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患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來，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吳沉回答説：“陛下之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不久，因奏對錯誤，降任編修。

洪武十三年（1380）六月乙亥，復任待制。甲申，復降編修，吳沉推薦教授童冀、儒士吳慎，明太祖遣使徵召。

洪武十四年（1381）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進言：“故事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吳沉反駁説：“東宮，國之大本。尊東宮，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得到明太祖的採納。

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以奏對失旨，降任渭源縣學教諭，沒有上任，留任翰林院典籍。十一月戊午，擢東閣大學士。

洪武十六年（1383）二月己丑，進《精誠錄》。起初，明太祖祭祀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對吳沉説：“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書成，明太祖賜名《精誠錄》，命吳沉撰寫序言。六月，明太祖到謹身殿，吳沉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明太祖説：“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吳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明太祖説：“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身患小人，巧於悦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已而恣其所為，將無所不至矣”。吳沉説：“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明太祖説：“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八月丙戌，考功監彈劾他進講後其怠職，降任翰林院侍書。後改任國子博士。文治大興，唯獨吳沉説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託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説。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御亂也，非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為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彙總成書為《六經師律》。

洪武十九年（1386）七月丁丑，以年老生病，請求致仕，得到允許，不久去世。 ^[1-2] 

吳沉曾著辯，言“孔子封王為非禮”。後來，布政使夏寅、國子祭酒丘浚皆沿用他的説法。至嘉靖九年（1530），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自吳沉發起。 ^[1] 

父：吳師道 ^[1-2] 

黃佐：沉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人以此多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