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祺

1901年，吳文祺出生於浙江海寧，他的父親是編纂《辭通》、大名鼎鼎的語言學者朱起鳳。自小在書香薰陶下，他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基礎，家中的進步刊物更塑造了他開放、進步的知識體系。

1924年，吳文祺在杭州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年後，他入職上海商務印書館，以出版工作為掩護，秘密擔任黨中央交通員，並協助惲代英開展黨務工作。

1932年起，吳文祺輾轉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上海暨南大學任教，同時堅持宣傳馬列主義，開展革命活動。期間，他編注出版《侯方域文》、《曾鞏文》、《資治通鑑選注》，同時致力於新文學的研究，1936年出版的《新文學概論》，是力圖在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研究新文學的重要奠基之作。

1949年初，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刻，為了將暨南大學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吳文祺等人發起暨南大學教授會，積極開展鬥爭。

1951年，吳文祺調入復旦大學，致力於漢語言文字學教學研究四十多年。他始終注重將語言學理論中國化、傳統語言學現代化，與陳望道、張世祿等學者共同播下了“語言學研究必須中國化”的種子。

晚年的吳文祺，着手修訂和續補父親的遺著，從父親留下的卡片札記中整理出70萬字，編成《辭通續編》。早在少年時代，他就協助父親編纂《辭通》，人生兩端與鉅著結緣，反映出他深厚的舊學功底和潛心問學的心性。

1991年，吳文祺以九十高齡辭世。去世前，他將畢生積攢的2萬元捐獻給學校，體現出學者的淡泊，也彰顯着一名共產黨人的高尚和無私。 ^[2] 

吳文祺出生於1901年，是浙江海寧縣袁花鎮人。他原來隨父朱起鳳姓朱，字問奇，曾用筆名甚多，包括文、立生、寒風、朱鳳起、吳敬銘、吳齊仁、陳宗英、王微明、司馬東等。

吳文祺一歲多時，母親吳彩霞不幸去世，他由新倉鎮的外曾祖吳浚宣領養為嗣曾孫，改姓吳。吳浚宣是清代進士，曾任翰林院檢討，外曾祖的蒙學教養為他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基礎。到九歲，吳文祺來到硤石鎮，在父親朱起鳳任教的米業學堂讀書。朱起鳳頗有濟世情懷，早年加入同盟會並參加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且家中有《民報》《浙江潮》等進步刊物。吳文祺常揹着父親翻閲，開闊了視野，也塑造了更開放和進步的認知體系。小學畢業後，吳文祺進入海寧師範講習所學習，學制一年，學習了國文、數學、地理、心理學等課程。1916年畢業時，其父正在編纂《辭通》，吳文祺一邊在硤石米業學堂擔任教員，一邊在父親指導下參與《辭通》編纂，協助蒐集材料、整理卡片，由此打下音韻、訓詁和古典文學等方面的紮實基礎。

1924年，吳文祺離開海寧前往杭州謀生，任職於一家保險公司，兼任浙江書局編輯。當時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注意到了這位正直進步的年輕人，吳文祺很快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在杭州先後擔任中國共產黨浙江地區共青團經濟口和宣傳口的負責人。

1926年1月，吳文祺來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任國文函授部編輯兼教員。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設在上海，吳文祺以出版工作為掩護，秘密從事黨中央交通員的工作，並通過沈雁冰，介紹來滬的各地黨員與有關同志聯繫工作。不久，吳文祺因交際太多而引人注意，被商務印書館解聘。恰逢惲代英要為武漢中央軍政學校物色政治教官，經沈雁冰的介紹，吳文祺前往任職，並協助惲代英開展黨務工作。在此過程中，吳文祺深深服膺於惲代英嚴於律己、艱苦樸素的共產黨人風範，堅定了自身的革命信念。1928年，吳文祺為商務印書館選注《資治通鑑》時，使用筆名“吳敬銘”，意在要“敬重地銘記黨對自己的教育”。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武漢是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而共產黨員也有較大活動餘地。吳文祺利用教官身份到各兵種大隊輪流講授《社會發展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等內容，並宣傳馬列主義。武漢革命氣氛濃烈，但缺少一份文藝副刊。應沈雁冰之約，吳文祺與郭紹虞、傅東華、宋雲彬、陶希聖、孫伏園等十人組成“上游社”，創辦《上游》週刊，作為武漢《中央日報》的一種文藝副刊。《上游》對當時麻痹鬥爭意志的文學加以抨擊，力爭在文化陣地鼓舞革命青年的鬥志。沈雁冰晚年時有條幅贈與吳文祺，回顧這段並肩奮鬥的歲月：“眼前非復舊吳郎，歲月艱難兩鬢霜。尚憶兩湖風月否？人間無奈是滄桑。”（“兩湖”指當時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所在地兩湖書院）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遵照惲代英的安排，吳文祺和沈雁冰一同回到上海。由於當時黨的地下組織被破壞，原待聯繫的線索中斷，且惲代英在1931年遇難，吳文祺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當時，周佛海從武漢逃到上海後，寫了一本名為《逃出了赤都武漢》的小冊子，作為遞予蔣介石的“投名狀”，其中一一點出了在分校擔任政治教官的人名。為免遭迫害，吳文祺改名“朱鳳起”。1928年，吳文祺擔任商務印書館館外編輯。1929至1932年間，他又先後在廈門集美高級中學及高級師範、上海浦東中學、浙江温州第十中學等任教。在中學課堂裏，吳文祺開設“國語文法指要”等專題課，結合學生作文講解語法，深入淺出，很受歡迎。

1932年夏，吳文祺赴北平，先後在燕京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範大學任教，同時堅持宣傳馬列主義，開展革命活動。在此期間，繼續進行中國文學和語言文字的系統研究，編注出版了《侯方域文》《曾鞏文》《資治通鑑選注》（與宋雲彬合作），著有《論文字的繁簡》《考證與文藝》等學術論文。

1935年8月，吳文祺回到上海，任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講授“基本國文”“語言文字學概論”“中國新文學史”等課程。執教之餘，他繼續致力於新文學的研究，參加左聯活動，並贊助岀版魯迅為瞿秋白整理的《海上述林》，為復社主持的魯迅全集出版委員會標校《嵇康集》《會稽郡故書雜集》等。 ^[3] 

整個1930年代，吳文祺最大的學術興趣和最顯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學史領域。這一時期，許多大學開設文學史課程，因授課需要，各大學教員嘗試編寫各種文學史，文學史寫作的熱潮由此興起，尤其是出現數種獨立評説新文學的專門文學史。1936年，吳文祺多年研究成果《新文學概要》出版，這部作品偏重於對文學思潮的概述，論述“五四”前後直至三十年代的新文學，涉及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文學革命的反響、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五卅運動在文學上的影響、新詩等幾個方面內容。全書多處引述蘇聯早期文藝理論家弗裏契的文學批評觀點，是力圖在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研究新文學的開山之作。1940年起，吳文祺又連載發表長達十萬字的近代文學論著《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這兩種著作都是當時新文學的重要著作，得到廣泛認可，因此，吳文祺堪稱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與一般新文學史著作不同，吳文祺的這兩種著作不只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談新文學，而是把新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的整個背景中，從中國文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來探討新文學的產生及其形成的必然過程。此外，他以親身參與革命和新文學運動的經歷，對文學與社會政治經濟的聯繫保有敏鋭的思考，提出“文藝思潮的變遷，往往和政治經濟的變遷有密切的關係”的觀念。

在《新文學概要》中，吳文祺開宗明義地寫道：“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產生，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文學的進化，也和社會的進化一樣，是由漸變而至突變的。從漸變的過程看，便是所謂進化；從突變的過程看，便是所謂革命。假使沒有先前的漸變，那後來的突變也不會發生。而且文學的變遷，往往和政治經濟的變遷有連帶的關係。因此，我們要研究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來的文學的演變，一方面還要從政治經濟的變遷中，去探究近代文學的所以變遷之故。”

由此觀點出發，吳文祺進一步闡釋：中國文學的真正變革，應當從康有為、梁啓超的戊戌維新運動算起。他認為康梁等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了，在文學上卻影響甚巨，特別是梁啓超，以“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的文章，打破了古文的義法，“縱筆所至不檢束”，是文體的大解放。梁啓超所主張的“古人語言與文字合”，俗語的文學（如語錄、小説）勝於古體的文學，大力提倡“小説為文學之最上乘”等，都為文學的革命準備了很好的條件。此外，梁啓超與夏曾佑、黃遵憲等人倡導的“詩界革命”，也對於新文學的產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吳文祺作出明確的判斷：“新文學的胎，早孕育於戊戌變法以後，逐漸發展，逐漸生長，至五四時期而始呱呱墮地。胡適之、陳獨秀等不過是接生的醫生罷了。”

在宏觀判斷之外，吳文祺對文學史的個案的分析也相當精彩。比如，他對王國維、章炳麟、林紓等人的分析，在後來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中也具有典範意義。吳文祺是最早蒐集王國維佚文的學者，收錄的幾篇軼文收入鄭振鐸選編的《晚清文選》，對搶救流佈王國維的作品頗有貢獻。他在《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安先生》《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等文章裏，首次標舉出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是戊戌文學運動有所前進的路標。時隔半個世紀左右，葉嘉瑩著《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時，還引述了吳文祺文章的不少內容。關於章炳麟對待新文學的態度和影響，吳文祺的看法是：章炳麟雖然不一定贊成新文學，但對新文學的發展影響甚大。首先，他的修辭立其誠、力戒浮誇的主張，為其弟子錢玄同攻擊“肉麻詞藻”“垃圾典故”之本；其次，他認為古代言文合一，典謨訓誥在古代都是白話，這對抬高白話的地位起了作用；第三，他看不起桐城派、《文選》派，而錢玄同以“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揚起批判的旗幟，有助於掃除文學革命的障礙。總體而言，章炳麟替古文放出了最後的光芒，又給新文學運動以極大的幫助，其弟子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學運動的先鋒，實非偶然。吳文祺對於特定歷史時期人物的獨特見解，與其文學與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密切相關的判斷也是一脈相承；而他注重新文學與傳統文學承襲關係的學術視野也開創了當時新文學研究的新局面。 ^[3] 

1941年，日偽政府所辦大學請吳文祺赴任教授。他堅決拒接，並改名換姓，開設了一家雲裳舊書店以維持生計。其時積極參與愛國民主運動的馬敍倫為此寫條幅贈與吳文祺：“細雨濛濛欲染巾，獨行不是為尋春。陌頭門閉花千樹，撩出楊絲綰甚人。”

抗戰勝利後，吳文祺出任《前線日報》副刊及《時事新報·學燈》的主編，又在暨南大學繼任中文系教授。這期間，他還參加了“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為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做了許多工作，並寫了不少針砭時弊的文章。《語言的化裝及其他》《從“勝利月餅”談起》《應嚴懲為虎作倀的保甲人員》《我們要學習魯迅的戰鬥精神》《紀念五四運動》等筆鋒犀利的文章，都表達了他追求進步的奮鬥精神和振興中華的熱切渴望。

1949年1月，國民黨策劃將暨南大學遷往台灣。學校教授們得知消息後，團結起來組成教授會，阻止遷校計劃。吳文祺與劉大傑、劉佛年等教授秘密會商，召開國立暨南大學教授會成立大會，與會教授有近90人，吳文祺被選為監事。教授會成立之後，與進步學生合作，參與校務決策，開展了“反破壞、反遷校”護校活動，教授們的奮力鬥爭，為暨南大學最後能完整回到人民手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吳文祺被任命為暨南大學校務常務委員，兼任文學院院長。1951年，吳文祺調至復旦大學，此後40餘年，一直在復旦任教，先後擔任漢語教研室主任、語法修辭邏輯研究室副主任、語言研究室主任、一般語言學教研室主任等職務。當時復旦中文系缺少語言類專業教師，在教學研究上轉向以漢語言文字學為主，先後開設了語言學引論、文字學、音韻學、漢語史專題研究等一系列語言學課程。其中，語言學理論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結合漢語實際，對語言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了系統全面的闡述。這些教研活動為復旦大學中文系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也為各高校培養了一大批語言學概論的教師。

作為一名語言學學者，吳文祺對於漢語規範化、文字改革、漢民族共同語等重要問題，都積極地在各種會議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也為一些語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價值的建議。1955年10月，吳文祺隨陳望道赴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商討修改《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推廣普通話問題。根據當時規定，北京話就是普通話。陳望道和吳文祺認為這一規定並不符合普通語言學原理。他們的觀點後經專家會議進一步討論，才有漢民族共同語的科學概念——“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

在日常教育工作中，吳文祺始終注重將語言學理論中國化、傳統語言學現代化。他與學生濮之珍一起，培養了多名學生，並把復旦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概論”課程做成了特色精品課程。吳文祺本人並沒有語言學方面的專著流傳，但他和陳望道、張世祿等諸位復旦中文系前輩學者播下的“語言研究必須中國化”的種子，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已經開花結果，形成了優良傳統，即在普通語言學理論中注重闡發漢語漢字的理論，注重繼承和發展中國古代語言學理論。

在1961年的“全國高等學校教材編寫計劃會議”上，吳文祺被任命為《語言學概論》教材的主編。他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撰寫《語言學引論參考資料》《語言學專題討論》等材料，並與陳望道一同商定了編寫方針：體現“語言研究必須中國化”的精神、“對漢語應特別加強”、“伸出一隻手向古代要東西，伸出另一隻手向外國要東西”等。可惜的是，這部教材的編寫因後來治學環境變化而中斷，文字材料佚失，僅書目存於復旦大學圖書館。 ^[3] 

1970年代末，吳文祺的學術工作得以逐步恢復，在繼續活躍於語言學教學園地之外，他展開了《辭通續編》的整理工作。

《辭通》是吳文祺父親朱起鳳編纂的大型工具書，收錄詞類4萬多條，計300餘萬字，與《辭海》《辭源》並稱“三辭”。《辭通》有較強的學術性，編纂目的在於“究明雙音節詞或詞組的同、通、訛、變，指明同一詞語可以具有的若干種不同的寫法”，對古籍整理和閲讀，具有工具性和參考價值。1934年《辭通》出版，士林交譽。在此之後，朱起鳳仍“目有所見，隨手札錄”，在零散小紙片上做札記，計有五六十萬字，有些是改正前編錯誤，有些是補充前編書證，也有一些新增條目。在父親去世之後，吳文祺始終珍藏着這批字跡潦草的卡片。

從1979年開始，吳文祺在助手配合下，耗費六年時間，從父親留下的卡片札記中整理出70萬字，編成《辭通續編》，於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辭通續編》保持《辭通》原有宗旨，承襲基本體例，但適當進行了更為讀者需求考慮的改進。新增條目組仍以習見寫法作為正條領首，其餘作為次條羅列於後。所補為次條者，列於正條之後。按語新增或做修改的，也多做註明。新增內容若與《辭通》相互關聯，則掇引《辭通》的相關條目，並詳細註明見《辭通》某頁某欄。《辭通》引書不列著者姓名，《辭通續編》考慮到一般讀者的使用需要，對引書註明著者姓名及時代。

《辭通》和《辭通續編》兩部著作的的突出特點，是利用音韻的線索把歷史上同通訛變的語詞分類匯合起來。吳文祺的學術生涯，可謂少年時從《辭通》開始，晚年又歸於《辭通續編》。他人生的兩端全面參與這兩部著作的編撰，與其深厚的舊學功底和潛心問學的心性，都是分不開的。朱起鳳在《辭通·釋例》中寫道：“兒子文祺頗究心音韻訓詁之學，有所陳述，間亦採錄。”並非虛捧。吳文祺有關音韻知識的應用和研究，可參看的留存文章是為評析王力《詩經韻讀》而寫作的《上古音中的幾個問題》。他文中對王力上古韻部、照二、照三、雙聲協韻等的處理作了精彩評論。

在晚年難得的學術時光裏，吳文祺還參與了《辭海》的編訂工作。早在1959年《辭海》委員會成立時，吳文祺就擔任了分科主編的任務。1986年3月《辭海通訊》中有這樣一段記錄，特別介紹了吳文祺對《辭海·語言學》分冊所作的修訂工作：“總副主編兼分科主編復旦大學中文系吳文祺教授已八五高壽，他在政協和農工黨中擔任領導職務，社會活動十分繁忙，又在緊張地從事《辭通·補編》的編纂工作，但他收到稿件後，便放下手頭的工作，抓緊時間逐條逐句地審改起稿子來，從條目的立論、字句至修訂人的偶爾筆誤，他都一一審核訂正。唯恐編輯不明他審改意圖，他還在條目之下寫了許多審改説明。”

此外，吳文祺還完成中華文史論叢《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下兩冊主編工作；與張世祿一起主編《中國曆代語言學論文選注》；並擔任《漢語大詞典》第一副主編。

1991年，吳文祺以九十高齡辭世。在去世的前一年，他將一生省吃儉用積攢的2萬元存款悉數交給復旦大學，作為獎學金使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