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廷璆

吳廷璆(1910.7-2003.12)，又名默健、曼泉。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杭州一公務員家庭。

先生少時多不幸。幼年喪父、少年喪母。不滿1歲時，父親拋下妻兒撒手人寰，其時胞妹尚在母腹之中。寄居在姑母家中的母子三人，生活艱苦但不累孩子教育。先生4歲識字，6歲入學堂。9歲時，母病故，兄妹移至叔父家寄養。叔父中過舉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辛亥革命後曾擔任祁陽縣縣長。其時，叔父因不滿官場腐敗，對社會悲觀失望，意志消沉而辭職還鄉。不久，家境逐漸敗落，最後靠典當借債度日。然而，叔父對愛侄的教育格外用心，親授説文解字、古詩、楚辭等，強命熟記6書之法則。13歲時，先生考入兩浙鹽務中學，因多門課程系英語授課，外語水平突進。中小學教育和嚴厲的家學，為先生日後的學術發展和造詣打下了堅實基礎。

1920年代後期，國共合作大舉北伐，大批青年懷着改造中國的滿腔熱血投入革命。然而，1927年蔣介石製造“四一二事變”叛變革命，國共分道揚鑣，中國前途復為一片陰雲籠罩。

1927年7月，先生中學畢業，在對國共反目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毅然加入北伐軍，先在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先遣軍司令部(總司令李明揚)政治部擔任宣傳工作，不久轉到新成立的長江要塞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10月至翌年6月，在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五方面軍(軍長嶽維峻)總指揮部秘書處任書記官。然而，舊軍隊腐敗透頂，軍紀渙散，貪污成風，欺壓百姓，濫殺無辜，面對觸目驚心的現實，先生憤然而無能為力，遂心灰意冷，在部隊從豫西開往安徽途經京漢路時成功逃脱，隻身來到上海。

先生投軍報國無望，決意再入學門，實現少時的大學夢想。時上海各校招生結束，唯持志大學還在招生，遂暫且就學，年底則赴北平專心複習，1929年7月考入北大史學系兼修日本文學。　北大是科學的聖地，思想的殿堂。在傅斯年、陳受頤、蔣廷黼、錢穆等學術權威雲集的史學系，先生的史學研究功力日進，而法學院教授許德珩、陳啓修講授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課，更令先生激情勃發無以自制。此間，先生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兩個策略”等馬列著作，在《北平晨報》副刊上發表高爾基、契可甫(契訶夫)等進步小説的翻譯作品，結識了一批進步同學，初步樹立了改造社會必須打倒整個剝削階級的世界觀。

“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南京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舉國羣情激憤。反帝大同盟成立後，先生積極參加北大支部的活動，隨後成為中共北京市委秘密領導的“抗日救國十人團”成員。其時，北平各高校學生掀起的敦促南京政府抗日的“請願”活動聲勢浩大，但在國民黨控制的北大學生會及北平市學聯的干擾破壞下未能取得成果。為此，北大學生於1931年12月1日召開全校大會，推翻校學生會，成立“非常學生會”並推舉先生為副主席。次日，北大學生南下示威團首批人員強行登上悶罐列車南下，到達南京後，先生和千家駒作為學生代表立即舉行記者招待會，申明抗日主張。第二批北大同學抵寧後，衞戍司令部下達禁止遊行示威命令，北大示威團400餘學生遂公推先生與張勃川前往司令部交涉。吳、張二人到司令部後即被逮捕並嚴加審問，而後與其他被扣押在孝陵衞的同學一起展開絕食鬥爭。被強制押返北平後，非常學生會控制的《北大新聞》(三日刊)出版了“北大一二五示威運動”專輯，其中的“衞戍司令部之夜”一文系先生手筆。後來，這一斗爭經歷被楊沫撰寫小説《青春之歌》時選作素材。

南京示威鬥爭結束後，校內進步學生與託派學生間的鬥爭趨於白熱化，進步學生接連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先生處境危險。1932年9至12月，經舊友幫助，先生到西安躲避，併為省立一中講授國語和英文，而在聽課的學生中，卻有一個抗戰時當了漢奸而令先生蒙辱的吉思恭。

1932年底，先生因參加迎接紅四方面軍北上運動而被西安當局打入逮捕黑名單，所幸事前得到友人通知，匆匆逃回北大。時值北大學生反蔣驅胡(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鬍適)鬥爭升級，先生與其他進步學生闖入校長室，要求校長下台。事後，校當局開除7名學生，憲兵三團亦開始抓捕激進分子，先生處境危急。翌年1月，承同鄉師長范文瀾提供旅費資助，先生告別北大，乘船奔赴東瀛。

1933年春，先生如願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潛心專研學問，並在東洋史學者羽田亨教授指導下完成題為《漢代西域的商業貿易關係》的畢業學位論文。1936年春回國，同年8月，經范文瀾、馬衡推薦，受聘山東大學(青島)任國文系講師，教授歷史。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八一三事變”後，抗戰全面展開。本擬轉赴河南大學任教的先生放下教鞭，在南京獲得八路軍辦事處代表葉劍英將軍開具的介紹信，輾轉趕到五台山東茹村八路軍總部，被分配在野戰政治部敵工部，更名為“默健”，主要從事翻譯敵軍文件、審訊和教育俘虜、瓦解敵軍的政治宣傳等工作。在朱德、任弼時、左權等首長所在的八路軍總部工作的幸福感，解放區官兵平等、軍民團結的美好景象，讓先生真切地感覺“到了另一個世界”。在那段“生活愉快”、“工作也積極”的時光裏，先生的工作得到了野戰政治部主任傅鍾將軍的高度肯定：“積極熱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也能吃苦耐勞”，“很難得”。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38年春某一天，先生無意間在《新華日報》(漢口版)上看到一篇署名文章，上面赫然寫着“漢奸吉思恭”幾個大字。再讀下去，更讓他心驚肉跳。文中説，吉1936年加入漢奸組織“太極團”，為日軍提供情報，還冒充八路軍幹部騙奸去延安的女青年，吹噓經濟上有東京帝大朋友吳廷璆支持云云。吉某牽連到先生的供述純屬子虛烏有。先生憤然，即向總政宣傳部領導説明情況，要求報社立作更正啓示，領導亦表示贊同，但更正消息始終未見報端。此後一年多時間裏，組織上並未追究此事，先生工作如舊且愈加勤懇，但巨大思想壓力卻不可化解，尤其在黨員舉行活動時，一直希望早日入黨的先生向隅孤伶，自尊心受到嚴重挫傷，遂屢次申請下連隊工作。1939年11月，應范文瀾的要求，傅鍾主任親自批准先生調離八路軍總部赴鄂北豫南地區協助范文瀾開展抗日工作。“和羣眾多聯繫”！行前傅鍾將軍的這句勉勵，讓先生終身難忘。事後不久，將軍接到中央調先生去延安工作的電令，但為時已晚，歷史開了個無情的玩笑！

戰時形勢瞬息萬變。為安全起見，先生只能繞道西安前往范文瀾處。到西安後，獲悉範所在區域淪陷，且範向延安轉移途中已被國民黨胡宗南部逮捕，遂決定留在西安展開營救。其時為生活計，先在舊友王捷三幫助下謀得陝西省教育廳秘書(後為編審)一職，1941年9月被徵調到國民黨中央幹部訓練四團任訓育幹事後不久，即因有“八路經歷”而處於被監視狀態。其間，先生為營救範老多方斡旋，積極參加民主政團同盟西北支部活動，還掩護范文瀾家屬、中共黨員李續綱等安全到達了延安。

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先生擔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並在1943至1944年的一個學年中，兼任了燕京大學(成都)歷史系教授。1944年8月至1949年10月，擔任武漢大學(四川樂山，1946年遷回武昌)歷史系教授，此間積極參加反蔣反獨裁的民主運動，是杜斌丞、李相符、馬哲民等領導的“唯民社”(民盟的前身)骨幹成員，還與許德珩等共同發起成立民主與科學社(後改稱“九三學社”)，參加中共武漢地下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武漢解放後，擔任了武大校務委員、生產管理委員會主席等職。1949年10月，因范文瀾力薦，先生由武大調任南開大學直到1995年以85歲高齡離休。期間於1979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畢生的理想。

在長達46年的時間裏，先生除了研究和講授歷史的本職工作外，承擔了大量重要的社會工作，其校內職務有校務委員會委員及學術委員會委員，校總務長，《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主編，歷史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校外學術職務有《歷史教學》總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及亞洲史卷負責人，河北省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天津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第一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歷史組)，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前稱研究會)首任會長；社會兼職有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天津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務委員，民盟天津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天津市政協副主席，第5屆全國政協委員，第6、7屆全國政協常委等。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2003年12月3日14時，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天津市總醫院逝世，享年93歲 ^[1]  。

吳廷璆先生學識淵博，尤其在東西交通史、亞洲史和日本史研究領域造詣深厚，其關於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和見解，在中外學界產生了積極影響，從而確立了史學大家的地位。

先生治史，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其踏上史學研究之路系出於“個人志趣”，亦是“時代社會要求”使然。1930年代中期先生撰寫首篇學術論文時，選擇了漢代的西域經貿關係課題，其出發點是“儘管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接觸已經多年，但在諸如中國如何通過對外交往能使本國富強起來，怎樣才能在同外國進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過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現代國際社會等許多根本性問題上，都尚未解決。所以，便希冀從過去的中西交通的歷史發展中，去找尋其規律和獲得啓示。以後，研究的興趣遂一發而不可止”。

1936年的中國，東北淪陷有年，華北在日本的步步緊逼下也陷入空前危機，然而，一些文人墨客卻還在樂此不彼地討論中國文化如何為外國所欣賞。面對此景，剛從京都帝大畢業返回祖國的先生無法沉默，他奮筆疾書，在《益世報》上發表《“中國學”之世界的興趣》。該文旁徵博引，推古論今，依據翔實資料分析了近代以來西方及日本日益高漲的“中國學”研究熱現象，並以犀利的筆鋒揭露了問題的實質，顯示了卓越的見識和勇氣。文章的結論是：隨着國際關係的日益密切，世界對中國及中國學問的關切不足為怪，但是，“當我們一部分人還以為人家是抱了滿腔好感在‘崇拜’、‘提倡’中國文化的時候，不妨更注意一下，各資本主義國家對其殖民地政策的研究，與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什麼區別？”“關於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學問，誰具好感，誰懷惡意的問題，似乎常為中外學者所議論，見解不同，但他們研究上所必須有的史觀，和他們所用的方法，則毫不掩飾地把他們的真心告白給了世人。”

中西交通史是先生畢生矢志不渝、潛心專研的學問領域，其早期研究成果有《漢代西域的商業貿易關係》和《古代中國、希臘文化接觸之研究》等論文。

《漢代西域的商業貿易關係》是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大史學科的畢業學位論文、踏入史學殿堂的處女作。這篇長達5萬字的作品，以中國古典文獻記載的史料為依據，以西方國家及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為參考，逐次闡述了西漢初期商業資本的狀況、漢與西域諸國的關係、漢武帝的西部開發政策及西域國際貿易的景況。論文對研究對象的總體把握及研究路徑的設計頗為老道，而關於張騫和班超出使西域、塔里木盆地商隊、民族間貿易的範圍、交易形式與商品種類等具體史實的考證，細緻入微，盡顯超凡才氣。

《隋唐時期日本與中國文化》、《隋唐時代揚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從日本考古學論徐福的東渡》等，均是先生在耄耋之年發表的力作，僅此一點，也足令我等晚輩後學汗顏。

《隋唐時期日本與中國文化》一文，闡述了日本吸收隋唐文化的歷史背景，進而從典章制度、政府機構、土地制度、軍事組織、户籍管理、國土規劃、貨幣與度量衡、教育、歷史編纂、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不同層面入手，深入考察了日本如何引進、消化中國文明並進而日本化的問題。毋容置疑，沒有全面而厚重的知識積累，是無法結出這樣的學術碩果的。重要的是，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正處在繼續前行還是收縮調整的關鍵時刻，而從這篇論文中，不難體察先生敏鋭的時代意識和良苦匠心。

先生是學界的常青樹，其《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在權威學術期刊《歷史研究》上發表時，已是85歲高齡。這篇論文，洋洋灑灑3萬餘字，從“政治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不可分割，政治經濟的往來一定帶來文化上的交流”，以及“交通路線的開闢與文化傳播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過交通而從甲地傳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的視角出發，以大量信史資料為依據，向佛教經由西域傳入中國這一學界成説提出正面挑戰。論文指出，佛教“至遲在後漢初年即漢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傳入江陰”，由於“事實上漢代與印度海上交通早於陸上交通”，故佛教通過海路傳入中國先於陸路。這一新的論斷無疑對學界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而文中關於“佛教與商人結伴而行”、“哪裏有印度或中亞的商人，哪裏就有佛教，佛教藉着商人傳到國外”等規律性的總結，更是堪稱精闢而發人深省。

日本史是先生的又一重點研究領域，在大化革新、明治維新等關乎日本歷史轉折的重大問題上，先生的研究獨樹一幟，其創新性觀點影響了我國史學界的幾代人，並對日本、蘇聯、朝鮮等國際學界產生了影響。

1955年，先生在《南開大學學報》發表的《大化改新前後日本的社會性質問題》一文中，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説”。論文指出：“大化改新以前的日本社會既非單純的氏族社會，也不是奴隸社會，而是一種過渡性的社會”。“大化改新的結果，日本古代社會的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舊的族長貴族的統治崩潰了，部曲民脱離了豪族的支配。從農村公社關係中游離出來的公民――氏人同部曲民一道變成了班田農民”。“另一方面，由於班田法的實施，天皇成為最高的封建領主，官僚貴族們又用各種形式取得了自己的土地，法令把農民緊緊縛在土地上，使他們成為農奴，這卻説明了日本古代社會已從家長氏族制過渡到封建制了”。由於“中國高度發展的封建制從各方面不斷刺激着日本社會，終於使日本古代社會越過了奴隸制而走向封建制度”，“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這一論斷，使我國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關於大化改新性質及日本歷史分期問題研究有了突破性進展，“封建説”得到學界主流的普遍認可。

1964年，先生在《南開大學學報》上發表《明治維新與維新政權》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説，以革命與改革的“兩點論”，論證了明治維新是“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文章指出，在封建危機和民族危機的雙重壓力下開展的明治維新運動，由於沒有新興資產階級的領導，被分為兩步，其第一階段的革命以倒幕派領導農民和城市貧民起義推翻德川封建領主制、解放農奴、建立地主資產階級政權而告結束；第二階段因倒幕派的背棄革命而變成地主資產階級的改革。明治維新通過以農民為主的革命推翻了幕府，廢除了封建領主的農奴制，發展了資本主義，但半封建的地主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它和資本家一起推行對內剝削壓迫、對外擴張侵略的政策。維新後的日本歷史證明，明治政權是一個地主資產階級政權，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所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任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得以完成的。

1982年，先生與武安隆合作發表《明治維新與資產階級革命》一文，進一步論證了後進國家中“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文章指出，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掃乾淨，因而“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極其罕見的。明治維新由於幕末革命形勢的出現，通過國內戰爭推翻了封建領主制度，實現了政權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之間的轉移，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闢了道路，從而具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特徵和社會經濟內容。文章的結論是：“明治維新完全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如果為了説明它的特點以區別於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那麼稱它為‘後進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為明治維新之有異於西方先進國家的革命，幾乎全部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後進性所造成的。”

師者，以教書育人為基本。良師之授業精到，概因研究方面有所建樹。而大師或大家之“大”，則在於德、才、識三者拔翠。

吳廷璆先生從教60年，開設了亞洲史、中西交通史、日本史、明治維新史、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等專題課程，受益學子非止萬千！其中，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先生親自指導下取得日本史研究方向碩士或博士學位者不下幾十人。若將先生的弟子們口傳心授培養的研究生包括在內，則先生之一脈傳承弟子當以幾何方式乘算。如今，中國的日本史學界乃至整個日本學研究界，“南開”出身者遍佈各地， “南開流”樸素堅實的學風及其日本研究成果，在學界佔有重要地位和影響。“南開日研”已成為國內認可、國際有知名度的“品牌”。

先生的大家風範，不只在於出色的個人授課和研究，更在於構建新中國史學體系的奠基之功，以及建立並統領團隊開展大型課題研究的非凡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亟待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清除舊思想對學術研究的影響，構建嶄新的學科體系。1960年代，中國學界曾圍繞如何建立科學的世界史研究體系問題展開討論，先生在多種場合闡述了主張，其中在《光明日報》上連載的論文《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 ，理論上高屋建瓴，實踐上頗具操作性，因而在中蘇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

論文指出：比起自然科學來，歷史成為科學顯然是晚了，而歷史卻向我們提出了莊嚴的任務――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來重新評價和總結人類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為科學的發展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天地，因為由剝削階級造成的阻礙科學發展的因素被掃除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僅要求全面發展科學，也為科學的全面發展創造了一切必要的條件。黨的政策和毛澤東思想為歷史科學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和方法。

對於我國世界史研究的現狀和問題，論文尖鋭地指出：不但許多重大問題還未接觸到，就是已經提出的問題也有不少處在不能解決或展開討論的狀態。例如世界史的體系問題，奴隸制度的類型問題，城市的起源問題，東方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農民戰爭與宗教的問題，亞洲各國的歷史分期問題，以及東西方國家某些人民起義和革命性質問題等。我國的世界史研究所遇到的一個緊迫任務，就是編寫一部高等學校世界史教材，而要編好這部教材，就要本着不破不立的精神，建立一個新的科學體系。

論文認為，科學體系反映一定的世界觀，而社會科學要為社會服務。在世界史研究領域，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代表了資產階級的觀點，因此新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原則上必須打破歐洲中心論，堅持整體的世界史研究。論文強調指出：“人類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它的歷史應該是全面的，即使是我國人寫的世界史，也不宜因與本國史分工而將中國部分完全略去不提。抽出了中國顯然不能對世界史有全面的認識。有人因為反對歐洲中心論而主張建立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史體系，我看也沒有必要。”“以地區作中心的世界史，無論它從何種願望出發，都是不科學的，在方法論上也是錯誤的。”“世界史是要把人類社會作為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進行具體研究。”

基於上述觀點，論文提出了一個建立世界史新體系的方案，即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説，將世界史分為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曰原始、古代、中世、近代、現代五個階段，採用綜合年代法，敍述每個時代總的特徵和各國人民的具體歷史。分期的基本原則是將最先進的國家進入社會發展新階段作為一個時代的起點，同時兼顧各國曆史發展的特性，在世界史的撰寫中採取靈活方法處理疑難問題，如對於朝鮮、越南、印尼等古代史分期問題尚未解決的國家，可將其封建社會前的歷史部分地放在封建社會中敍述，亦可將非洲、美洲、澳洲等許多國家的早期歷史放在近代乃至現代史中敍述等。

論文的結論是：“這樣的體系，既闡明瞭世界歷史的一致性和多樣性，也指出了歷史上新的、前進的東西和舊的、沒落的東西，鮮明地揭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各國人民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從而大大地發揮了世界歷史的戰鬥作用，從根本上打破了歐洲中心説的世界史體系，保證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

時過境遷，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當我們重温這一奠基性的論述時，不禁為先生當年的真知灼見所感嘆。事實上，當時學者們正在嘗試撰寫一部體現新中國特色的世界史教材，先生亦是其亞洲中古史部分的執筆者之一，四卷本《世界通史》是在先生論文發表後的第二年問世的。由此推知，先生在首部世界通史付梓前發表這樣的論文，表現了對我國世界史研究現狀的憂慮，以及對意識形態上深受蘇聯影響、寫作體例上將中國“開除球籍”等做法的不滿。毫無疑問，這篇論文對其後我國世界史研究的總思路和學科建設的方向是具有指導意義的。論文發表30年後，吳於堇、齊世榮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出版，這部體現了“整體性”研究特點的新教材，終於為中國及其他“被忽略了的”國家和民族安排了應有的歷史位置。

敦煌壁畫銘刻着古代中西民族交流的足跡，它作為我國的文化瑰寶，在世界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是，直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1970年代末，我國的敦煌學研究進展緩慢，對此先生甚為不安。1981年4月，先生在京大讀書時的同窗契友、日本學者藤枝晃來到南開，為我國專業研究人員舉行“敦煌學”專題講座。先生主持開講式時，一句“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震驚四座，激發了我國學者的研究熱情和責任感，也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近30年來我國敦煌學研究的長足進步和政府投入的加大，與先生當年的大力呼籲不無關係。

建國後，先生在學科建設、教學科研團隊建設以及組織開展大型課題研究方面，默默耕耘，無私奉獻。在南開大學，他擔任歷史系領導(主任及副主任)17年、校總務長2年、校科委副主任4年、《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主編11年、歷史研究所所長6年，同時擔任《歷史教學》總編40餘年，是國務院第一屆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日本史學會(前稱研究會)首任會長，為歷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今天，1964年由國務院批准、先生親手創建的南開大學日本史研究室，業已成長壯大為我國高校惟一的院級國別問題綜合性實體研究機構――日本研究院。

大型課題的研究需要一支團隊，而組織統領團隊的旗手應是德才兼備的大家。先生的特殊貢獻在於：聚學界英才於麾下，主持完成《中國大百科全書》亞洲史卷及建國後由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大型日本通史類著作《日本史》。

《日本史》系先生領銜、南開大學日本史研究室和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的10餘位學者合作完成的成果。該書的寫作於1975年啓動，1994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歷時20年。在這部洋洋百萬字的大作中，先生不僅親手撰寫了第1卷第9卷至14章，還對全書進行了最後把關。不難想象，要從古代到當代，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所有層面綜合把握2000多年的日本歷史，並着力體現出中國學者的立場和觀點，談何容易！筆者1983年起在先生手下工作，目睹了先生夜以繼日、字斟句酌審改書稿的艱辛。值得欣慰的是，這部由我國學者撰寫的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日本通史著作，出版後頗受好評而一再重印，已成為專業研究者的必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