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謙

1930年吳就讀虹溪師範，受在該校任教的中共地下黨員宋方(女)及共青團員姜若衡(女)的影響，接着又受中共黨員馬琨的教育，對共產黨初有認識。1932年虹溪師範畢業後，欲往昆明尋找共產黨組織，母親因他是獨子堅決反對。吳一片孝心，只得留下。次年在虹溪小學教書，有空回家挑糞、澆菜，以減輕母親的勞動負擔，有的紳士為此説他當教師“不成體統”，他回答説“勞動是光榮的”，這對當時“勞心者治人”的傳統觀念是個勇敢的挑戰。這年，母親欲抱孫子，做主為他辦了親事，他雖不滿意，但仍屈從了母親的壓力，婚後未與妻子同居。這成了他和她終身的憾事，因愚“孝”，一個信守諾言不娶而成為終身的寡男，一個矢志待婆不改嫁而成為終身的寡女，不能不是一場私生活的悲劇。

1934年，吳子謙説服了母親，隻身到昆明考入兩年制的公費陸地測量學校。該校招生60名，他是錄取的最後一名。入校後刻苦學習，第一學期就上了前10名，畢業考試獲第二名。在昆明期間，他如痴如迷地看了很多進步書刊，知道了俄國“十月革命”，知道了一些真理，不滿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黑暗統治。測量學校畢業後轉入省測量局，以少尉待遇投入雲南全境的實測工作。他跋山涉水，風餐露宿，經3年到過全省許多縣，看到邊疆窮民的生活，也看到土司制度的野蠻，增強了用共產主義改造社會的革命意識。1939年，吳和測量局的4個進步青年商量，決心投奔革命抗日聖地——延安。經多方找關係，又經許多曲折，他們到了重慶，在紅巖八路軍辦事處經審查後受到董必武的接見。數月後，董老在曾家巖40號再次接見了吳子謙和劉達，寫了介紹信，叫他們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伍雲甫。入冬，他們步行川北山路，每天行程七八十里，腳起了水泡，有時還忍飢挨餓。他默默讀一句名言：“順着河流走就能發現大海，順着山崗走就能發現平川”。抱着堅定的革命信念，經20多天艱苦跋涉，他們一行4人(另有1人途中動搖被甩開)到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四五天後，組織上將他們送到延安。 1939年冬至1945年，吳先後在毛澤東思想青年幹校、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延安大學經濟系學習，參加了1942年的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整風中他受到“左傾”領導人的懷疑，他如實講了自己的祖宗三代和社會關係，講了自己的赤誠。解放戰爭期間，分配到三邊公學部任教員，同時參加地方游擊隊和土地革命運動，接受審查，接受鍛鍊。1947年1月在定邊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春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南下工作團解放西安，擔負教育審查戰俘的任務。

解放後，吳先後在西安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民政局、西安市幹校、市委黨校工作，他為黨的教育事業作做出了突出貢獻，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榮譽。此時，許多好友勸他解除包辦婚姻，重新組織幸福家庭，均被他惋言謝絕，原因是：1952年吳省親回到虹溪，與“妻子”商談離婚，妻矢志孝敬婆婆不嫁，吳憐妻心，更愛慈母，誓言在“妻”奉母期不娶，並定月給家庭匯生活費，他就這樣誠實信守諾言至終身。 “文革”期間，時任西安市委黨校副校長的他，被作為“當權派”受到打擊迫害，下放到陝西富平勞動，他看到農民生活太艱苦，把自己積存的數千元拿出來扶貧幫困，自己的生活很簡樸，鞋子破了補了穿，衣服數年不添一套，吃的也很節儉。1978年重返市委黨校，並恢復副校長職，1985年離休。離休後學校建了許多新房，他仍住舊居，請保姆照料生活，他自己從事寫回憶錄、看書報、下鄉作調查研究，為黨的事業奮鬥終身。期間，他數次回彌勒，每次回鄉均到縣史志辦公室瞭解編史修志情況，詢問地方政務、民情。一次，他得知某官員違法情況，經他親自調查後即赴昆明向老戰友、時任省委分管政法的副書記李啓明反映，使此案得到迅速處理，這反映他對黨內不正之風的深惡痛絕，更反映他的一身正氣。他應縣委、縣政府邀請，在參加“老幹部問計獻策”座談會上慷慨激昂地作發言，中心是講黨風、講廉政，講發展經濟與聯繫羣眾的關係，其發言聲若宏鍾，又很有説服力。他回虹溪，尊老愛幼，毫無官架子，步行到農村訪貧問苦，返回將情況作整理，向各級黨委政府作社會調查的彙報。 ^[1] 

1986年，吳老已疾病纏身，仍堅持寫完《奔赴延安》的回憶錄，收錄在彌勒地方黨史專輯《血火史詩》一書中，是本縣最珍貴的鄉土教材和精神財富。吳老孑然一生，革命一生，誠僕一生，剛直一生。正如中共西安市委黨校的悼詞中所説：“吳淼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是個好黨員、好乾部。他沒有留下什麼家產和錢財，卻為我們留下人生的價值和老同志的高風亮節。”這是當之無愧的定論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