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作棟

1941年5月20日，吳作棟出生於新加坡，父親是福建永春縣湖洋鎮人，他小時候喜歡游泳。

吳作棟其人(18張)

1955年，吳作棟就讀於當地的公學性質的私立男校萊佛士書院，在校期間曾擔任萊佛士書院學生會主席。

1961年，吳作棟進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習。

1964年，吳作棟獲得經濟學一等榮譽學位，同年開始任職於政府部門。

1966年，吳作棟赴美國威廉姆斯學院深造，獲得發展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回國任職於新加坡海皇輪船公司。

1973年，吳作棟出任海皇輪船公司董事經理。 ^[1] 

1976年，吳作棟獲得人民行動黨推薦，參選馬林佰列選區國會議員並當選。

1977年，吳作棟入選內閣，出任財政部資深部長。

1979年，吳作棟成為人民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後先後出任過貿工部長、衞生部長和國防部長。

1989年，吳作棟擔任人民行動黨第一助理秘書長。 ^[2] 

吳作棟(14張)

1990年，吳作棟接替李光耀，由全體內閣成員投票決定，出任新加坡第二任總理。 ^[3] 

1992年12月，吳作棟接任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至2004年8月12日），帶領該黨贏得1997年、2001年兩次大選勝利。 ^[2] 

2003年末，吳作棟宣佈最快將在2004年中辭職，由副總理李顯龍接任。

吳作棟(9張)

2004年8月5日，吳作棟用中文、英文、馬來文3種語言錄製了國慶演説，這也是他的告別演説。8月12日，吳作棟的辭呈正式生效，由副總理李顯龍接任總理職位， ^[4]  而吳作棟本人則轉聘為國務資政，並與前國務資政（現內閣資政）李光耀共同履行輔助政府決策的義務。由於李顯龍是李光耀之子，這項任命遭到很多質疑與擔憂。

2008年11月，吳作棟擔任韓國國際諮詢委員。 ^[5] 

2011年5月14日，新加坡第一任和第二任總理李光耀和吳作棟發表聯合聲明，雙雙宣佈不進入政府新內閣，吳作棟轉受委為榮譽國務資政。

2013年4月7日上午，身任博鰲亞洲論壇理事的吳作棟與理事會一同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6] 

2018年4月9日，博鰲論壇新一屆理事會決議，吳作棟離任理事將進入論壇諮詢委員會。 ^[7] 

2020年6月25日，新加坡榮譽國務資政、前總理吳作棟宣佈退出政壇，不參加即將於7月10日舉行的新加坡的第13屆大選。 ^[8] 

吳作棟一上台就表明他將採取協商治國的方式，做出四頂承諾並採取措施加以落實：增加政策制定過程的透明度；改變或廢除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為人民創造更多的生活空間；採取協商的方式。

1991年大選後不久，政府便成立了民意處理組，定期召開與民間代表對話會，允許民眾投遞意，增加表達意見的渠道。 ^[9] 

20世紀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已經開始推廣互聯網。截至2005年，新加坡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接入互聯網。

吳作棟還宣佈成立新聞及藝術部，委派楊文榮出掌該部門；成立國家藝術理事會，任命長期擔任駐美國大使的許美通為主席，有計劃地推動新加坡藝術領域的發展。一些本土劇作家和藝術家的努力也漸漸得到國外的承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新加坡只重經濟、沒有藝術創造力、枯燥無味的形象。

政府還成立了科技企業家委員會，研究放寬條例，以培養科技企業家，鼓勵國民創業。大力吸收外來科技人才，通常由退休或離任的部長、重量級的公務員領導的政府控股公司，包括海皇輪船、新加坡發展銀行等，也出人意料地引進外國管理專家擔任要職。

1997年7月，教育部部長宣佈對教育政策進行調整，着重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在這個原則下，教育部和大學機構隨宣佈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修改大學入學標準，不單以學業成績來評估學生，減少課本教學，增加實踐項目等；重視學生計算機知識和能力的培訓；鼓勵並吸引歐美的重要大學來新加坡辦學。

2000年1月，新加坡政府宣佈加速開放電信業；3月則宣佈從2001年4月開始，允許私人企業供應能源；6月初，又宣佈局部開放媒體事業，鼓勵新加坡報業控股和新加坡傳媒機構競爭。

2000年8月，吳作棟宣佈從2001年4月起實施“嬰兒花紅計劃”。對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的家庭提供一定額度的經濟補助。

2001年8月19日，吳作棟宣佈政府將推行一項新計劃，讓每個國人擁有“新新加坡”股票。收入較低的國人將獲得比較多的股票。這些股票在一定的期限內會分發常年股息。當經濟發展良好時，可得到額外股息。 ^[9] 

吳作棟上台後的前七年，是他執政的黃金期，國家政局穩定，經濟持續增長。然而，從1997年發端於泰國的亞洲金融風暴開始，新加坡卻遭受一連串接踵而來的打擊。

1998年2月，當亞洲金融危機迅速蔓延開來，整個地區面對的慘淡前景漸漸清晰時，在吳作棟支持下，副總理李顯龍宣佈接受競爭力委員會小組提出的建議，堅持開放金融業、鼓勵銀行合井、提高銀行運作的透明度、發展債券市場，以發展世界級金融業為目標。隨着危機進一步加深，鄰近國家的經濟體一一崩潰，新加坡幣值下降，股市和房地產價格猛跌40%。新加坡的跨國企業紛紛裁員，把工廠遷移到商業成本更低的鄰國去。吳作棟領導的政府班子制定了套應對計劃：除降低税率外，把僱主的公積金繳交率由20%降到10%，藉此削減商業成本；大額削減工人的工資，實行減税措施，從而將整個生產成本降低。新加坡工人心甘情願地接受了降薪。給投資者，包括巳經在新加坡的投資者和潛在的投資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功地贏得了國際基金經理和投資者的信心。

2001年開始，由於美國經濟衰退、全球電子業萎縮、東南亞經濟整體滑坡，給經濟外向型的新加坡帶來沉重打擊，使新加坡20多年來年均增長8%至9%的經濟形勢，在當年第三李度首次出現了負5.6%；人民面臨失業威脅，不少就業員工也面臨威脅，以致降低生活水平的壓力。在2001年舉行的大選中，吳作棟稱新加坡正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呼籲人民合力支持政府，保持穩定，以協助政府解決危機。 ^[9] 

吳作棟主張加速地區經濟一體化、自由化進程。積極推動實現東盟自由貿易區，呼籲東亞國家推行經濟重組和企業改革，實施對外開放，提醒東亞國家防範發達國家的保護主義。堅持立足東盟，將維護東盟團結與合作、推動東盟在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放在外交工作的重要地位 ^[10]  。新加坡注重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無論從資源、市場和安全上都與周邊國家息息相關，正因如此，與這些國家也常發生糾紛和爭吵。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糾紛不斷，涉及水供、島嶼、交通等多項雙邊爭執的問題。馬來西亞要在兩國之間建立新柔大橋，而新加坡方面則予以反對，馬方只好單方面實施這項工程。 ^[11] 

吳作棟堅持奉行“大國平衡”政策，積極開展經濟外交。在外交政策上緊跟美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常常支持美國的立場，主張借重美國來平衡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力量對比。主張通過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來試探和構建地區和全球貿易體系，利用同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等經濟大國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來拓展新加坡的市場和生存空間。 ^[12] 

吳作棟重視發展對華關係，多次訪問中國，認為21世紀中國和東盟如在經濟增長上相互輔助而出現雙贏的局面，將對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有利。 ^[13]  中國與新加坡自1990年10月建交以來，經貿等各個領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相當出色的成績。根據東盟秘書處的統汁，新加坡對中國的出囗總額從1993年的19億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162億美元，7年之內增長了7倍多；同一時段內，中國對新加坡的出囗總額從24億美元增長到106億美元，也增長了3倍多。 ^[14] 

吳作棟強調亞洲國家應進一步加強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增強鍪體競爭力和吸引力，共同創造繁榮美好的未來。堅持面向亞洲注重發展與亞淵國家特別是中、日、韓、印度等國的合作關係。主張建立開放的非排它性的自由貿易體系。

在吳作棟倡議下，1999年9月在新加坡舉行的拉美論壇會議，有27個東亞和拉美國家的代表團出席，被輿論界稱為“經典之作”，在國際社會上引起不小的震動。吳作棟還是東盟與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積極推動者，堅持把中國、日本、韓國和印度都拉入這個貿易體系之中。 ^[15] 

2022年1月19日，吳作棟在第三屆香港中美關係論壇做在線發言時指出，為了避免誤判導致軍事衝突，中美應該架設21世紀的“紅色電話”。吳作棟説，美國和中國應該通過談判建立“護欄”，並且開設直接暢通的溝通渠道，使兩國能夠就台灣問題迅速聯繫以避免衝突。 ^[19] 

吳作棟的祖父是一個小商人，早年從福建泉州移民新加坡。吳作棟12歲時，其父親便去世了，他的二叔在一個餅乾廠當工人，並負責照顧整個大家庭。 ^[16] 

1965年，吳作棟與身為律師的中學同學陳子玲結婚，他們育有一對雙胞胎兒女。 ^[17] 

吳作棟愛好打高爾夫，他從上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打球，當時由於航務運輸是新加坡重要的支柱產業，他有很多機會與國外大公司接觸合作，很快，邀請大老闆們打一場高爾夫，成了他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從政後，高爾夫成為吳作棟重要的健身手段。在他36歲出任財政部高級政務部長時，他開始定期打網球和高爾夫球，擔任副總理後，他堅持每天早上打高爾夫，10時上班，下午6時下班。星期六下午，還常與他的一對孿生兒女打網球，有時還騎自行車進行鍛鍊。 ^[18] 

吳作棟的個人成長帶有許多儒家傳統的烙印，這種情況不僅體現在他自身的生活、學習和工作中，而且在他成為新加坡領導人之後還影響其執政的理念和作風。吳作棟的治國方式中，他比較像一個大家庭中的兄長，沒有父親那樣的威嚴，他與其他弟兄們之間的地位是比較平等的，因此，他不得不採取平等協商的方式來治理國家。也就是説吳作棟更多地把平等、自由、民主、協商的因子融入到他的行政實踐裏，施行的是一種民主行政的理念。 ^[16]  （《不可不知的東盟十國》評）

吳作棟不僅僅是政界的成功人士，在學生時代、從商階段乃至個人娛樂上都有所建樹。 ^[18]  （《泉州晚報（海外版）》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