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中四姓

吳中四姓即吳郡之顧、陸、朱、張四姓，其代表人物分別為顧雍、陸遜、朱桓、張温。 ^[1] 

漢代有衣冠子弟壟斷州郡掾屬的慣例，這種情況在江南同樣存在，而且在吳郡表現得尤為突出。由於吳郡的顯貴多，四姓子弟求仕的也多，所以孫權特予照顧，以致“郡吏常有千數”。自漢代以來，州郡掾屬例由州郡地方長官闢用本地人士擔任，此制至三國亦然。 ^[1] 

由於“吳郡四姓”興盛於東吳，其家族勢力歷東晉南朝延綿未衰，所以直至唐宋時期，朱、張、顧、陸仍被列為吳郡著姓，其社會地位依然受到尊重。 ^[1] 

吳中為禹貢揚州之域。自周泰伯讓國來奔，始有句吳之號。武王克商，封其後為吳，至闔閭始築城以為都。吳亡，其地入越；楚滅越，以其地封春申君黃歇。秦並天下，以吳越地為會稽郡。項梁起兵，始有吳中之稱。漢順帝始立吳郡，三國南朝因之，領縣或不同。劉宋析其地為會州、南徐州，後廢，屬揚州。陳改吳州。隋開皇九年改吳州為蘇州，至唐天寶元年，遂通稱蘇州吳郡。然吳地今稱謂甚多，泰伯稱句吳，《史記》、《漢書》或稱吳中、吳下、吳門，此後尚有稱舊吳、大吳、全吳、中吳、吳會、吳越、三吳等，內涵不盡相同，屬地也歷朝不一。大而言之，吳地可據《漢書·地理志》含“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小而言之，則專指以太湖流域之蘇州為中心，轄吳縣、吳江、崑山、常熟等縣。自古以來，吳中得山川魚米之利。境內諸山秀麗瑰奇，鍾東南之秀氣；而萬水輻湊，觸地成川，太湖週迴五百餘里，聚天地之玄源，濟三方之灌溉。鍾靈毓秀，山水興賢，秀麗的江南山水孕育了一代代俊彥英才，為中國文化留下了輝煌的一頁。其尤為著稱者，當推六朝顧陸朱張四姓。 ^[1] 

劉義慶《世説新語》有云：“吳四姓，舊目雲：張文朱武，陸忠顧厚。”不僅列四姓之目，且分四姓所盛之類。蓋四姓自東漢以迄三國，即已成吳門望族，至東吳而崛起，盛於數代。故梁張勃《吳錄·士林》雲：“吳郡有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事實上，四姓之盛，遠不止三國之間，而是一直延續至陳，貫穿六朝三世。所以，今存敦煌文書中，有《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雲：“吳郡四姓，朱張顧陸。蓋自東吳以來，即此四姓也。”自東吳以迄梁陳，三百多年間，顧陸朱張四姓，不僅屢朝簪纓，門第顯赫，所謂“朝有世官，家有世業”，而且名人輩出，俊彥雲蒸，流譽久遠。不僅為當時的政治，軍事作出過傑出貢獻，而且流播藝苑文壇，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深遠影響。 ^[1] 

吳郡顧氏乃越王勾踐七世孫搖漢之後。禹治水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禹五世孫少康恐禹跡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于越，號無餘，其傳二十餘世，至周敬王時，有子允常，拓地始大而稱王。允常卒，子勾踐立，稱越王，滅吳稱霸。勾踐後六世至王無疆，國為楚滅，諸族子爭立，其閩君搖以佐諸侯滅秦，漢高祖封搖為越王，搖別封其子為顧餘侯，以爵為氏，漢初居會稽，此即吳中顧氏之先祖。東漢明帝時有顧綜，歷御史大夫、尚書令，明帝舉三代之禮，以乞言受誨。至三國時，有顧雍，即綜之後也。相傳蔡伯喈避仇於吳，顧雍嘗從之學琴書，蔡嘆異之。孫權領會稽太守，以顧雍為丞，行太守事，郡得大治。後為丞相十九年，深得倚重，子孫繁衍於吳，累朝顯赫至數百年。 ^[1] 

吳郡陸氏出自陸渾國。《史記·索隱》引《陳留風俗傳》雲：“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陸渾國”即《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前638）所説的“陸渾之戎”，本為少數民族部落名，居於河南伊、洛一帶，陸渾子奔楚，事在昭公十七年（前525）。後人陸賈為漢大中大夫。陸萬生烈，為吳令，子孫遂為吳縣人。陸烈十世孫有陸閎，東漢時為穎川太守。閎生威，威生續，為揚州別駕。續生稠，為廣陵太守。稠生康，漢獻帝時官至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子儁為郎中，次子陸績為鬱林太守，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陸康從子陸駿，官九江都尉，太學博士，生陸遜，為東吳大將，官至丞相。此後，陸氏家族遍佈朝野。 ^[2] 

吳郡張氏相傳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制弓矢，實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子孫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走翟，走翟生骼，至三家分晉，張氏仕韓，韓相張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子即張良，漢封留侯。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千秋生嵩。嵩五子，其四子張睦字選公，東漢時為蜀郡太守，始居吳郡。此見於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亦見於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三國時吳郡張氏有張温、張儼、張敦，皆張睦後人。張温文辭雅重當時，孫權徵為議郎、選曹尚書，甚見信重。張儼博聞多識，緯文經武，子張翰清才美望，博學善文。翰第勃，撰《吳錄》三十卷。此後有張澄，入晉為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子孫繁衍，累朝不衰。 ^[1] 

吳郡朱氏本出曹姓，顓頊之孫陸終第五子曰安，賜姓為曹。周武王克商，有曹挾以功封於邾，即今山東兗州鄒縣仙源東南四十里古邾城，以國為氏，遂易曹為邾氏。從邾挾以下至邾儀父，名字始見於《春秋》，齊桓公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春秋後八世邾為楚滅。邾既失國，故子孫去邑以朱為氏。其後盛大者，有沛國、義陽、吳郡、河南四望。漢時有朱買臣，武帝時為會稽太守，和帝時有朱梁，仕為正(諫)議大夫，吳郡太守，郡中朱氏多其後。漢末以至三國間，吳中朱氏之顯赫者實有二支，一支以朱桓、朱據、朱異為代表之吳郡朱氏；一支以朱治、朱然為代表之沛國朱氏。朱治東吳時領吳郡太守，在郡三十一年，公族子第及吳四姓多出仕郡。 ^[1] 

從東漢末年直至隋統一，這三百多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大分裂時期。這一時期處於江南的六個王朝政權，雖然興亡更替，迅如走馬，但他們裂土分疆，雄踞江東，致力於與江東世家大族政治上的全面合作，因而，仍然獲得了相當時期的穩定和發展。江東世家大族在積極支持六朝政權，維護門閥集團利益的同時，也為維護江東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吳中朱張顧陸四姓，也正是在與六朝政權合作的過程中，隨六朝的興衰而曲折地發展衍變，在六朝的政治舞台與社會環境中，充分顯示他們的家族勢力和社會生命力。 ^[1] 

四姓的崛起，在東吳一代。孫權據江東而王，不能不依靠江東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代表了江東世家大族的核心與主體，在孫吳政權的創建、穩定、發展與衰落的全過程中，都發生了重要作用，成為孫吳政權重要的支柱力量。當孫吳創業之初，吳郡人士跟隨創業的，軍事上有朱桓、朱異、朱治、朱然、陸遜、陸抗等人，政治上有顧雍、張昭、陸遜、張温等人。朱桓朱異父子在與曹魏徵戰中累建戰功。朱治初隨孫堅征戰，堅死後，扶翼孫策，勸其還平江東，為取吳郡。策死後，朱然與張昭等共尊孫權號令，征伐夷越，佐定東南。嗣子朱然熟諳軍事，膽量過人，臨急膽定，出輒有功。建安中從呂蒙討荊州，生擒關羽。後代呂蒙鎮守江陵，屢破魏、蜀之兵。陸遜為東吳大將，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軍來攻，舉國震恐，孫權命陸遜為大都督，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五萬人拒敵。陸遜在夷陵用火攻，破蜀軍四十餘營，劉備夜遁白帝城，慚恚身亡。東吳從此消除了蜀的威脅。顧雍是最早跟從孫權的江東世族代表，權為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顧雍為丞，行太守事，討平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後代孫邵為丞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伍，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諾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顧雍為相十九年，以縝密而寬容的長者之風，保持了孫吳政權與江東世族之間和諧的合作關係，國勢呈穩定而上升之態。孫權晚年，忌吳地世族勢力膨脹，危及王權，因而一改信任為控制，用陸遜為丞相，然“州牧都護領武昌如故”，實際上未能回京履行相事。又逢兩宮構爭，陸遜多次上疏陳己見，孫權不聽，多次派使者責備陸遜，“遜憤恚致卒”。顧雍之孫顧譚、顧承及張昭之子休也因數陳嫡庶之義，而被流徙交州，死於其間。陸遜侄陸胤坐下獄，楚毒備至，驃騎將軍朱據被殿杖一百，“以正喪身”。這是孫氏集團與吳地世族之間矛盾的一次大爆發，吳地世族以陸遜之死而遭受到空前的打擊，從此之後，東吳國勢漸衰。而吳中陸氏仍傾全力為之經略。東吳後期對曹魏與西晉的防務，主要依靠陸抗。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抗都督柴桑，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也是陸抗率軍剿滅叛軍，收復西陵。後期政治上主要靠陸凱為丞相，凱正直敢諫，積儲理財，乃心國事，忠懇內發，使孫皓的獨裁暴政不得不有所收斂。 ^[1] 

西晉滅吳，江東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動轉入低潮，作為東吳世胄，他們擺脱不了亡國之餘的恥辱，因而西晉立國之初，他們大多隱居不仕，只有陸抗二子陸機陸雲及顧雍之孫顧榮北上赴洛陽，時號三俊。二陸入洛，雖得張華愛重，吳王晏、趙王倫、齊王、成都王越等先後用之，然終不能行其匡世濟難之才，為宵小構陷，兄弟數人，慘遭殺害。顧榮亦數踐危亡之際，恆以恭遜自免。 ^[1] 

東晉政權是在南北門閥世族官僚的共同支持下建立的。永嘉南渡後，琅邪王氏擁戴之功最多，權勢也最顯赫，王導任丞相，王敦都督六州軍事。其次，太原王氏，陳郡謝氏，潁川庾氏，龍亢桓氏等北方大族相繼興起，成為東晉王朝重要的社會基礎，把持着中央與地方的軍政大權。司馬睿初鎮建康，吳人不附，王導患之，因進計引顧榮、盧循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司馬睿既依靠北來僑姓世族的支持而立腳江東，又對“敦控強兵”、“導專機權”的現狀“畏而惡之”，他急欲改變“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抑制王氏，加強皇權，因此，他不能不依靠江東吳姓世族以求取政治上的平衡。他對顧榮的信任，又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為理由，提拔陸曄為侍中，都體現了他對吳中世族的依靠與信任。這種依靠與信任，在成帝與穆帝時有進一步體現，那就是顧氏和陸氏相繼進入中央政權並擔任最高職務。成帝時，蘇峻反，右光祿大夫陸曄衞帝於太極殿，與弟陸玩守宮城，玩暗中勸説匡術歸降，事平，進陸曄衞將軍，陸玩為尚書令，兄弟二人俱開府儀同三司。鹹康中，王導、郗鑑、庾亮相繼而薨，以陸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穆帝時，又以顧榮族兄顧眾為尚書右僕射，族子顧和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這是吳姓士族與東晉政權合作最好的時期，也是吳姓士族仕於東晉最為輝煌的時期。吳姓士族由於分享了一部分重要政治權力，使得南北世家大族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到緩和，既保持了國家一個時期的穩定，也使國家能集中力量對付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此後歷三十餘年，至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復有陸玩之子陸納以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拜尚書令。從東吳到東晉，吳中四姓由崛起而發展，至此達到鼎盛。 ^[1] 

南朝劉宋，是四姓中衰之時代。東晉末年發生的桓玄之亂與孫恩起義，給東晉門閥士族以極其沉重的打擊。戰亂歷時八年，僑姓士族桓氏、庾氏同歸於盡，王氏、謝氏也被大大削弱，東晉初年南下的門閥士族幾乎覆滅殆盡，只有吳姓士族還保存殘餘勢力。劉宋之初，吳中四姓進入中央政權的幾無一人。見於《宋書》所載，陸氏只有陸徽一人，顧氏只有顧琛、顧愷之二人，所任只是地方州郡太守、刺史及將軍。只有朱氏猶存先世家風，在劉裕崛起之時，走軍功之路，朱齡石、超石兄弟勇武果鋭，劉裕伐蜀，以齡石為元帥，累建大功。而張氏則一反前代崇尚玄學清談、以任清貴之官標榜，不屑地方與武職官之舊習，開始走軍功之路，而使吳中張氏有復興之勢。張澄之後，張裕、張邵兄弟併為鎮軍將軍。高祖北伐，張裕出為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張邵則預為謀劃，舟船武庫，一時俱備，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文帝鎮荊州，以邵為司馬領南郡相，軍國大事，悉決於邵。張裕子永，幼涉書史，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太祖謂堪為將。永光中，四方反叛，以張永為冠軍將軍，假節鎮吳郡，率軍東討。又持節監青、冀、幽、並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克捷，破薛索兒。張永為將三十餘年，累建功勳，亦三次折兵受損。其間，張氏子弟為將軍尚有張岱為冠軍將軍領益州刺史；張悦為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張辯為廣州刺史，張興為右衞將軍雍州刺史；張瑰為輔國將軍等。 ^[3] 

齊梁時代，吳中四姓漸生分化，顧氏、朱氏相繼式微，張氏以軍功及人物繼盛於二朝，而陸氏則有復興之勢。張氏之族由宋入齊有張岱、張緒、張瑰。張岱為張裕之子，少與其兄太子中舍人張演、新安太守張鏡、徵北將軍張永、弟廣州刺史張辯俱知名，稱張氏五龍。宋明帝時，四方同反，帝以岱有才堪任，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益寧二州諸軍事，數年，益土安其政。遷吏部尚書。入齊出為左將軍領吳郡太守，齊高帝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次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演子張緒，少以清簡寡慾、善談玄理為時所重，仕宋為太子太傅、長史加徵虜將軍，入齊為中書令。王儉嘗盛讚“張緒過江所未有”，齊高帝欲用為右僕射，以問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但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代衰政，不可為則。”乃止。這仍然是北來僑姓士族對吳姓士族的權力限制。但琅王牙王氏終竟未能限制吳郡張氏的發展，張緒後為吏部尚書，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永子張瑰亦英武有勇，入齊遷侍中，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竟陵、隨郡軍事，以功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張氏子弟還有張衝，初隨族叔張永為將，除綏遠將軍，冠軍將軍，持節督南兗、兗、青、冀、徐五州軍事，永元中封定襄侯。永子張稷，建武中曾助寧朔將軍沈文秀鎮豫州，破魏兵百萬之圍。梁王蕭衍起兵，張稷與王珍國部將殺東昏侯以獻，入梁為中書令。由齊入梁，吳中張氏未能繼續保持軍功家族的地位，除張稷外，緒子張充、瑰子張率、稷子張嵊、由事武復歸於文，以學尚風流，人物俊彥享譽吳中。 ^[1] 

陸氏沉寂於宋，至齊有陸慧曉享譽極高。建元初為太子洗馬，何點稱其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武帝子為南豫州剌史，帝呼其小名曰：“烏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乃以慧曉為長史行事。後與謝月出同為竟陵王左右長史，竟陵王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慧曉歷撫五政，立身清肅，以禮處人，毋論貴賤。他是六朝時代士庶觀念轉變的代表，自雲生平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這種觀念在士族與寒門對立的時代，是極為可貴的。它表明隨着戰亂與寒門的崛起，門第顯赫如陸慧曉者，也正發生着價值觀念上的重大轉變。陸氏入梁有陸倕、陸杲、陸襄等，陸倕為昭明太子賓客，禮樂多所創革。陸杲為御史中丞，執法敢言，不畏強禦，累遷太常卿，金紫光祿大夫。陸襄亦見知於昭明太子，除太子洗馬，掌管記，後死於侯景之亂。 ^[3] 

發生於梁太清二年的侯景之亂，對南朝門閥世族是一次災難性的打擊。侯景攻破建康後，對“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妾，盡入軍營”。城破時，“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餘家，……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吳中四姓在侯景之亂髮生後，毫不猶豫地進行了反抗，陸子隆於鄉里聚徒為御，顧野王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城陷逃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敵。張嵊時為吳郡太守，聞叛兵圍京都，即遣弟張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又集士卒，繕城壘，為吳郡之備，破叛兵劉神茂部。後兵敗，與子弟十餘人同時遇害。經過這次戰亂，江南的僑性士族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吳姓士族也僅存殘餘，隨着庶族地主勢力的不斷上升，這些殘餘勢力的地位也不再能顯赫一時了。 ^[1] 

由梁入陳，吳中四姓走向衰落，張氏、顧氏只有張種、顧野王堪稱。陸氏有陸山才、陸瓊、陸子隆堪稱，其餘陸琰、陸瑜、陸琛皆以文學見重。 ^[3]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結束分裂，統一南北，建立隋朝，建都長安，吳中四姓作為江東世家大族的歷史地位便無足輕重了。 ^[1] 

吳中四姓從萌生於東漢，崛起於東吳，鼎盛於東晉，到中衰於劉宋，又分化，中興於齊梁，而衰落於梁陳，三百年中，起落興衰，既留下深沉的歷史經驗，也留下豐厚的文化遺產。四姓之興，是適應漢末以來特殊的社會政治發展的結果，又是江東特殊的經濟地理環境決定的。六朝偏安江左，鹹都建康；吳中地迫都輦，有海陸之饒；而商賈並湊，人文鼎盛。永嘉南渡，衣冠來歸，當時已有“君子尚禮，黎庶敦龐，土風清嘉”之譽。四姓佔盡天時地利人和，故雖處亂世，也不廢中興。四姓之衰，主要是寒門崛起，削弱了門閥士族對權力的控制，使得門閥政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結果。隨着隋的統一，京都的北去，新興家族的不斷湧現，以及九品中正製為科舉考試所取代，吳中四姓的優勢盡失，因而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1] 

魏晉南北朝是儒學衰微，玄學興起的時代。玄學以思辯的形式，表達的是門閥士族集團的世界觀，它通過對有無、體用、本末、言意、動靜以及自然名教等“辯名析理”的清談爭論，構建成一套全新的思辯哲學體系。吳中四姓生於斯時，長於斯地，在儒學的禁錮崩毀之後，他們也以完全自由和開放的形式，表現了新的思想，新的人生觀和新的生活方式。吳郡張氏子弟如張鏡、張敷、張緒、張卷、張融、張暢、張充等都好讀玄書，能清言。《世説新語》載：“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敍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張鏡少與顏延之為鄰，延之常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鏡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這兩則故事很能代表四姓清言談玄之盛。而其最負盛名的當推張融。融弱冠知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善草書，常自美其能。齊高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融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常嘆雲：“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精神的大膽否定和對自我創新意識的自信與尊崇。在生活方式上，他們率性而為，不以世俗議論為意，如張瑰精音律，齊高帝時官給事中，光祿大夫，建武末屢求還吳，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譏其年衰蓄妓，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慾，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張充少好逸遊，嘗臂鷹牽狗，招搖過市，至三十而折節讀書。張氏自張敷以來，並以理音辭、修儀範為事，至張融，則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這些，都表現為對傳統禮法和行為規範的超越和反動。 ^[1] 

六朝選官，行九品中正制。作為江東世家大族的代表，吳中四姓自東吳以來即掌握了論薦選拔官員的特權。他們不僅擔任丞相、司徒、吏部尚書等官，而且累朝擔任地方中正官、大中正官，成為決定士族或庶族士人進入仕途的關鍵人物。四姓中，陸曄、陸玩、陸納、陸倕、陸繕、陸襄、陸杲、顧眾、顧琛、顧愷之、顧憲之、張裕、張緒、張永、張稷等人都先後擔任州中正和大中正官。在六朝門閥政治的歷史條件下，這些中正官站在士族集團的立場上，利用論薦選官的特權，為士族子弟進入仕途大開方便之門，那是不言而喻的。但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於，他們所論薦選拔的官員上任後，官品政績如何，是更為重要的。從上所論可知，吳中四姓為官，大多能清廉自守，不自封殖，這是應當給予肯定的。如顧雍為丞相，其所選用文武官員，皆隨能授任。陸績為吳鬱林太守，罷歸時無行李裝束，舟輕不可越海，乃載巨石為重。後樹其石於家，稱廉石，成為陸氏清廉的象徵。陸瓊官至吏部尚書，而性謙儉，不自封殖。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室宇不改，車服不華，俸祿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張緒亦官至吏部尚書，國子監祭酒，加金紫光祿大夫，而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止以蘆葭車需車引柩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最堪稱道的是顧愷之，其三子顧綽積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愷之每禁之不能止。後為吳郡太守，謂綽曰：“我常不許汝出債，今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盡出諸文券，愷之悉焚燒，告語遠近，凡欠三郎債，皆不須還。這與戰國時馮火爰客孟嘗君，焚券市義，有異曲同工之妙。凡此種種，都是儒家民本思想和義利觀念的體現，代表着民族傳統文化的積極成分。 ^[1] 

六朝又是文學藝術蓬勃發展的時代，吳四姓的歷史貢獻，還在於他們為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培養了像陸機、陸雲、陸厥這樣的文學文論家，張宏、張彭祖、張永、張融這樣的書法家，以及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顧寶光這些著名的畫家，並以簡約玄澹，超然絕俗的美學風格，以形寫神，傳神寫照的藝術精神，為中國美學的發展，增添新的血液。陸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張華嘗謂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稱其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宏麗妍贍，英鋭標逸，亦一代之絕乎!”所作《文賦》，是我國古代研究文學創作特點最早的一部系統專論，他用賦的語言，分析了文學創作過程，對情與物、意與辭等關係進行了透徹的描述，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有着重要影響。在齊梁文風興起之時，“吳興沈約與琅琊王氏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禺頁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陸厥第一個站出來，作書與沈約，對那種忽視情物內容而注重章句形式的理論提出了大膽批評。他説：“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又云：“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這是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氾濫的有力批判。 ^[1] 

漢魏六朝是書法史上空前的繁榮發展時期，見於記載的書家比比皆是。吳中顧、陸、張氏亦多出書家。如張宏善篆隸飛白書，妙絕當世，陸機、陸雲皆能書，張裕三世皆以書名，惜均未臻一流，只有張融超越二王的創新精神，值得肯定。相形之下，吳中四姓之繪畫卻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開創了中國繪畫史上一個新的階段。顧愷之是東晉著名畫家，多才藝，詩賦書法俱能，尤精繪畫，有“才絕、畫絕、痴絕”之稱。擅畫人物、肖像，兼善山水，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他畫人重點睛，自雲：“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為裴楷畫像，頰上添三毛，而益覺有神。又為殷仲堪畫像，殷眇一目，顧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有如輕雲之蔽日，人稱妙絕。所著《論畫》、《魏晉勝流畫贊》、《畫雲台山記》等，據劉綱紀先生研究，它不僅“是我國曆史上留存至今的第一篇繪畫評論”，而且，“在他的畫論裏，形與神都因同玄學、佛學相聯而提到了哲學——美學的高度”，“是魏晉玄學的美學在繪畫理論上的完成。”同郡陸探微，劉宋時為明帝侍從，亦工人物畫，尤擅肖像，師法顧愷之。後人論畫，以“意存筆先，畫盡意在”、“筆跡周密”、“緊勁聯綿”等特點而將顧陸並稱，號為密體，以別於梁朝張僧繇及唐吳道子的“疏體”。張僧繇以擅畫佛教人物造像而著稱，他雖望出吳郡，而師模宏遠，六法精備，用筆多依書法，一變顧陸作畫聯綿循環之勢，着筆不多，點畫缺落，而形象具備，有意到筆不到之妙趣，故人稱“疏體”。疏體的出現，為中國畫的表現技法增添了新的內容，後人對吳中這三位畫家都評價極高，張懷説：“像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無方，以顧為最。喻之書，則顧陸比之鐘張，僧繇比之逸少，俱為古今之獨絕。”張彥遠曰：“跡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顧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跡周密也，張吳之妙，筆才一二，象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這些評價，既揭示其差別異同，又肯定其地位與價值，是十分中肯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