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辯證法

《否定的辯證法》全書的內容包括一篇導論和三個部分。導論的主要內容是解釋了哲學經驗的概念。這個“哲學經驗”，已經不是以往的哲學體系所給出那樣一種由概念體系為中心的理性邏輯經驗，而是一種新的哲學經驗，這種新的哲學經驗是由一種批判性的辯證法思維活動所給出和生髮的。

《否定的辯證法》的第一部分是討論本體論，從主要內容上看實際上是批判當時在德國哲學界最重要的海德格爾哲學。阿多諾認為，這種批判“不是居高臨下地裁判這種本體論，而是出自它自身的成問題的需要來理解它並內在地批判它”。

第二部分是從批判本體論再進到討論否定辯證法的觀念，提出它對一些範疇的看法，既保持這些範疇，又使之發生質的變化。

第三部分進而闡述否定的辯證法的幾種模式，這些模式不是例子，也不單是解釋一般的反思。阿多諾指出，“這些模式要説明否定的辯證法是什麼，並根據它自身的概念把它納入現實的領域。”這部分的內容又分為三個部分：一是由自由的辯證法來完成的“哲學的倫理學”討論；二是由“世界精神和自然歷史”來完成的歷史哲學的討論；三是以批判的自我反思討論形而上學問題，其目的，用阿多諾本人的話説，就是想以此“給哥白尼的革命提供一個轉動軸”。 ^[1] 

《否定的辯證法》是阿多諾寫於1959年和1966年之間的著作。該書的核心部分是由作者在1961年春舉行於巴黎法蘭西學院的三次學術報告組成的。但書中所闡述的基本概念早在20世紀30—40年代就已為作者所反覆深思、斟酌。1932年，阿多諾在康德學會法蘭克福學會所作的學術報告《世界精神與自然的歷史》，就已經開始表達了某些有關否定的辯證法的胚芽性的思想。他在書中所闡發的關於解體的邏輯的觀念更是早在他大學研究哲學時便有所萌芽。

在阿多諾看來，自柏拉圖以來，辯證法的思想始終都是沿襲着這樣的線路發展着的：藉助於否定的方法，達到肯定的目的。後來，所謂“否定的否定”就是企圖以新的令人驚訝的手段達到上述同樣的目的。阿多諾所寫的《否定的辯證法》就是為了向讀者揭示辯證法的這種肯定本質。 ^[3] 

阿多諾在導論中重點闡釋了一種新的哲學經驗的概念，這種新的哲學經驗是由一種批判性的辯證法思維活動所給出和生髮的。根據阿多諾的分析，它應該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徵：一是在哲學前提上，阿多諾反對傳統哲學建構的總體性與絕對本質，而倡導一種非總體性與遊戲性的思維；二是在概念建構上，他明確否定同一性邏輯而肯定非同一性的消解；三是在辯證法運動中，他反對虛假的以同一為目的的矛盾而力推真正衝破總體統治的異質性辯證法，這也是書名“否定的辯證法”的真實意藴。這種新的哲學經驗與阿多諾對辯證法的獨特理解息息相關。

首先，這種新的哲學經驗是反概念拜物教的。阿多諾認為，以往哲學，包括黑格爾哲學，都無一例外地採取了一種完全拜物教的概念觀，“好像概念在它自身領域中樸實地解釋了自身：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概念都被當做一種自給自足的總體，哲學思想沒有支配它的權力。”但是，實際上，一切概念，甚至是哲學的概念都涉及非概念物。正如阿多諾所指出的，“因為概念本身是現實的要素，現實首先為了支配自然而需要概念的形態。”因此在哲學的歷史中，哲學真正感興趣的東西首先是非概念性、個別性和特殊性，儘管這些東西總被哲學家當做暫時的和無意義的東西而打發掉。誠然，概念即使關涉非概念物也仍然是概念，概念總是把事物規劃為抽象的同一性，但是阿多諾看到事情更重要的另一面，即“對自己的概念性不滿意是概念意義的一部分”，因此概念的本意永遠是“超越”自身而達於事物，舉例來講，黑格爾《邏輯學》中的“存在”概念—開始就意味着非概念性，所謂概念之自給自足的“自在的存在”只是一種不真實的外表。概念與非概念物之間的這種辯證法構成哲學的真正主題，阿多諾明確指出，“哲學的反思要確保概念中的非概念物”。只有意識到這一點，哲學才能擺脱概念的拜物教，拒絕概念同—性的絕對權力，使哲學思考趨於非同一性，也就是趨於那些非概念的“異質的東西”。阿多諾將這一轉變稱為“否定的辯證法的關鍵”，他説，“對概念中的非概念物的基本特性的洞見將結束這種概念所產生的強制性同一”，這是新的哲學經驗的首要要求。

其次，這種新的哲學經驗是反體系的。思想同一性的表現形式就是哲學體系，和概念一樣，體系被認為是哲學的當然形式特徵，一切哲學權力話語對其權力的自我意識都表達為如下命題：哲學只能被當做一個體系來追求。但阿多諾指出，在辯證法的原初理解中，哲學按其本性應該是反體系的，因為既然哲學的目標是異質的、特殊的非概念事物，它就不應當採用體系這種形式。阿多諾仔細分析了哲學被體系化的原因：“每當有某種東西被認為逃避與概念相同一時，概念就不得不採取誇大的方式，以防止任何對思想產物的不容置疑的有效性、穩固性和縝密性的懷疑蠱惑人心。”哲學因此不得不採取體系這種使任何東西概莫能外的總體性表現形式，並養成了一種以理性追求一切他者，但又不寬容任何他者，故只能以概念和體系的同一性力量壓制全體他者的思想習慣。“體系使思想絕對化，它反對思想的每一內容並在思想中蒸發掉這些內容。”體系在它為唯心主義提供論證之前就已經是唯心主義的。阿多諾痛斥“一切體系的故弄玄虛”，認為它“已經嚴重地癱瘓了哲學”：從哲學的歷史來看，“體系已被降低到獨撰概念的不祥領域並且只有它們的圖式程序的蒼白輪廓被保持下來。在這樣的歷史階段，難以生動地想象有什麼東西能使體系具有哲學精神。”在阿多諾看來，甚至康德和黑格爾那樣的偉大哲學，如果不考慮其綱領而單就其體系結構的瑣碎來看，“都是一種先驗的不可避免的失敗的標誌。”哲學體系的基礎從一開始就被它自身的不可能性所破壞，因為“哲學的體系從一開始就是自相矛盾的”。這就是哲學體系的靜態特性和哲學本身的動態特徵之向的矛盾，也即總體性與無限性之間的矛盾，阿多諾稱之為“體系的二律背反”。按阿多諾的分析，這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哲學固有的一個矛盾。

再次，這種新的哲學經驗堅持一種異質性辯證法，因而時時刻刻體驗到矛盾。阿多諾指出，“矛盾是從同一性方面來看的非同一性。辯證的矛盾原理的第一性把統一性思想和異質性相對立。隨着異質的東西與它的界限相沖突，它便超載了自身。”並且堅持認為，“辯證法是始終如一的對非同一性的意識。”“早在哲學陷入它的個別矛盾之前，矛盾就被定性為辯證法。”因此，可以説，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其實質是一種矛盾的思想經驗。按照阿多諾更深刻的理解，辯證法中的矛盾作為非同一性並非思想的規律，而是現實的規律，未被思想所替代的事物是矛盾的，從而抵制任何一致性解釋的企圖。“正是事物，而不是思想的組織動力，把人們帶向了辯證法。”另一方面，辯證法在其最樸素的意義上又不是簡單的現實：矛盾是一個反恩範疇，是概念和事物在思想上的對立。“辯證地演進意味着在矛盾中思維，既支持在事物中一度被經驗到的矛盾，又反對矛盾。”於是可以理解，辯證法的真正工作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是解釋矛盾和消除矛盾，而是在一種自由而清晰的經驗中體驗矛盾。“適合於辯證認識的是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稱性，在事物之中體驗這種不相稱性。”因此在辯證法的理解中，哲學永遠達不到也不應該達到無矛盾的完美狀態，哲學只能是對矛盾（即非同一性）的思想經驗，因此永遠是“未完成的事業”。

最後，還要強調的是，這種新哲學經驗還是對和解的思想經驗。阿多諾説辯證法服務於調和的目的，它使自己的事業甩掉了邏輯的壓迫性。這是因為，辯證法既不把同一性也不把非同一性設定為第一性，而是徹底廢除思想中的等級制度，幫助主體實現它和不是它同類的東西的平等，由此打開通向複雜的不同事物的道路。辯證法從不排除在意識中被體驗為一種異己物的東西：“物凝結成被征服的東西的碎片，挽救這東西則意味着對物的愛。”因此“非同一性不單是意識到解救，也是和解的人類的解救”。阿多諾告訴人們，在辯證法中，“和解的立場不會以哲學帝國主義來併吞異己物。相反，它的幸福將在於：異己物以它得到承認的近似性仍然是疏遠的和不同的東西，既超然於他治，又超然於一個人自身。”

《否定的辯證法》全書貫穿了阿多諾對同一性的徹底批判。阿多諾認為，古往今來，不管是在形而上學上還是在認識論上，不管哲學家本人的意圖如何，哲學的基本精神都是追求“同一性”，追求一個絕對的出發點，即追求萬事萬物最終都可還原為某種原初的東西。阿多諾批判傳統同一性哲學的矛頭主要指向了傳統唯心主義認識論，因為以笛卡兒、康德、黑格爾等為代表的傳統唯心主義認識論是同一性哲學迄今為止最為成熟和完整的形態。阿多諾認為，思維與存在、概念與某物、主體與客體之間是不同一的，任何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不是固態的一一對應，更不會一勞永逸地確定下來，而是在歷史地、現實地波動着。“沒有‘某物’，任何形式邏輯都是不可思議的。形式邏輯無法清洗掉它的元邏輯的基礎。”而且，“純粹的概念、思維的功能皆不能徹底脱離存在物‘我’。”所以，在用思維、概念去把握存在、某物時，試圖“通過絕對形式的命題，即‘根本形式’的命題使人們的思維擺脱這種內容的想法純屬幻想”。傳統唯心主義哲學正是這種幻想。在傳統唯心主義哲學中，客體就是主體，主體就是客體，主體與客體是同一的，都歸於主體販賣概念同一的暴力。阿多諾認為，這種自費希特以來的嚴重的唯心主義的虛假抽象運動，使人們丟掉了它們由之而來的自在領域，把整個世界都拖入到令人窒息的同一性概念之中，並使之走向封閉和衰亡。這種抽象運動其實可以一直追溯到認為永恆的理念與經驗有血緣關係的柏拉圖觀念。“這種觀念來自概念的統治，來自概念永遠與它的內容、與‘物質’相對立的傾向，來自它自身對物質的盲目性。”因此，傳統唯心主義哲學的同一性由來已久，其實質就是思維對存在、概念對事物、主體對客體的同一。

作為對傳統唯心主義哲學主體同一性的反駁，阿多諾特別強調客體的優先性。他明確指出， “説到底，對同一性的批判是對客體的優先性的探索。”所謂“客體的優先性”，就是要意識到，“客體雖然只能靠主體來思考，但仍總是某種不同於主體的東西；而主體在天性上一開始也就是一種客體。即便作為一種觀念，我們也不能想象一個不是客體的主體；但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不是主體的客體。”但是，阿多諾又指出，“只是對主觀的反思來説，對主體的反思來説，客體的優先地位才是可達到的。”不過，在這裏要指出的是，阿多諾強調客體的優先性，批判概念、思維、主體的同一性，並不是要走向另一個極端，走向客體的第一性。“批判思想的目的不在於把客體放在一度被主體所佔據、現已空出的皇位上。客體在這個皇位上將不過是一種偶像。批判思想的目的是廢除等級制度。”可見，阿多諾的客體優先性的反思意識不是固定的思維方法，因為那樣就走向了思維和概念的同一性，也不是現成自在的直接客觀事實，因為那樣就走向了客觀事物的同一性。阿多諾説：“客體的中介意味着它不應被靜態地、教條地實在化；相反，客體只有在和主觀性糾纏在一起時才能被認識，主體的中介意味着沒有客觀性的要素主體便是十足的無。”二者相互滲透的矛盾關係才構成了阿多諾所謂的“瓦解的邏輯”，阿多諾反覆強調的“客體優先性”就是其反抗傳統唯心主義哲學主體同一性的否定的辯證法。阿多諾説：“辯證法既不是一種純方法，也不是一種現實。它不是方法：因為未被調和的事物——恰恰缺乏被思想所代替的同一性——是矛盾的，從而抵制任何一致性解釋的企圖。正是事物而不是思想的組織動力把人們帶向了辯證法。辯證法也不是簡單的現實：因為矛盾性是一個反思範疇，是概念和事物在思想上的對立。辯證地演進意味着在矛盾中思維，既支持在事物一度經驗到的矛盾，又反對矛盾。”對否定的辯證法的一些觀念和範疇進行闡釋和説明，構成該書第二部分的主要內容。

《否定的辯證法》第三部分第一章“自由：實踐理性總批判”是阿多諾對康德歷史哲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康德的實踐理性學説上。康德把人的認識侷限於現象界，而把關於人的道德及信仰歸於本體界。在康德心目中，建立一門形而上學的關鍵在於實踐理性。實踐理性把道德與信仰聯結起來，為人之自由奠定堅實的基礎。在上帝存在、靈魂不死、意志自由這三個“自在之物”中，自由無疑是最核心的，康德所欲建立的“未來形而上學”其實是一門關於人的形而上學。而阿多諾批判的火力恰恰集中在“自由”概念上面。他揭示自由學説的資產階級性質，暴露其內部的矛盾，從而對近代的理性主義哲學和“同一性”哲學進行批判。

阿多諾認為康德的“自由”概念和其他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的自由概念一樣，是抽象的，這種抽象的自由和社會的一體化（integration）相輔相成。這導致對實際的個人自由的壓制和漠不關心。這樣，自由也就等同於壓迫。這種壓迫就隱藏在資產階級的合理性（rationality）原則本身之中。對阿多諾來説，實質的自由只能以個人的自由為前提和基礎，任何離開個人自由或壓抑個人自由的“自由”學説都是虛假的，無論它打着什麼旗號。在康德那裏，自由意志作為純粹理性的主體就是經驗的、自然的、個體的主體的人應該服從的抽象原則，正是通過意志自由，康德確立了人是自己的目的的人性。他説，“如此的行動，使人性在你身上如同在每一他人身上一樣永遠同樣被當做目的，而不單是用做手段。”而阿多諾指出，“‘人性’，人們身上的人的潛能也許只是意指着一種規則的觀念；人性作為人之為人的原則——而不是作為‘一切人的總和’——仍然未被實現。”所以，康德的自由意志的人性只能是抽象的人性，而阿多諾從經驗的、現實的、具體的人的角度出發，從多方面對這種非人的抽象的自由意志進行了反思和批判，這種反思和批判的實質就是反抗“同—性”對人的宰治。

具體分析，第一，阿多諾質疑康德的自由意志產生客體對象。康德説，“我用實踐理性的概念意指作為自由的一種可能結果的客體的概念。因此，這種實踐認識的一個對象僅僅意指意志同一種行動的聯繫。這種行動要麼實現意志，要麼實現其對立面。判斷某種東西是不是純粹實踐理性的一個對象，僅僅是區別特定行動憑靠的意願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如果我們有這種能力的話（這種能力必須靠經驗來判斷），某種客體就會產生。”在康德那裏，自由行動就是模仿、分有自由意志，產生客體對象，客體對象不是自由行動的結果，實質上是自由意志的產物。這樣，“康德把這種客觀性當做由人類行動即意志的表現所分有的，並據此把這些行動叫做對象。人類行動的客觀性模仿了理性模式，忽視了行動和對象的特定區別。”而在阿多諾看來，自由行動不是依據既定法則去行動或選擇，這都是他治的，“自由的人只能是不需要屈從於二者擇一境況的人，而且在現存條件下多少可以自由地拒絕接受可供選擇物。自由意味着批判並改造境況，而不是通過在境況的強制結構中做出決定來證明境況。”正是批判、改造的活的現實自由行動產生了飽含豐富可能性的活的客體對象，而意志僅僅意味着這種自由行動中的一部分統—性要素，不應意味着絕對的統治。

第二，阿多諾抵制康德的自由意志將意志等同於意識和意識的形式。阿多諾認為，真正的意志不是意識，而是意識產生的前提和動力，沒有意志就沒有意識，而不是反過來意識決定意志。“沒有在每一思想行為的任意性中表現出來的那種意志——那種為人們提供了把這種行為同主體的消極的、‘接受的’要素區別開來的唯一理由的意志——就不會有任何正當意義上的思維。”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阿多諾看到了意志中包括非意識的“意識事實”，這個非意識的“意識事實”隱藏在意志向實踐的過程之中，“實踐還需要某種別的東西，即意識不能窮盡的肉體的東西、傳達於理性而在性質上又不同於理性的東西。”意識事實就是指區別於意識的、經驗的存在和衝動，是衝破舊意識、產生新意識的源泉。阿多諾對非意識的“意識事實”的強調，意圖超越傳統唯心主義對客體要素的否定和拒絕。

第三，阿多諾同時對作為康德自由意志的因果性和必然性的概念也進行了批判，因為康德把自由、因果性和必然性聯結在一起，自由和因果性是互相交叉的，康德的自由與合理性行為一致，也是符合規律的，自由本身也是“符合規則”的。由此產生的是強加於後康德哲學的無法容忍的負擔：無規律的自由不是自由，自由只存在於與規律的同一之中。由此，阿多諾提出衝破同一性的因果性，“就是在因果性中尋找一種並非思想本身的要素”，也就是主體自身與外部自然相平等、相通約的要素，阿多諾稱之為主體與自然的“親和性”，並將其作為啓蒙辯證法的要旨。

從上述他對康德的批判可以看出，非同一性是作為一條紅線貫穿在阿多諾的批判之中，揭露了康德的自由意志的虛假以及它的非人本性。阿多諾認為，康德對於同—性的態度是矛盾的。作為一個徹底的批判家，他有着反對同—性的一面，他想把二律背反貫徹下去，而不是隻把二律背反當做“理性應用中的可避免的錯誤”，他的先驗唯心論包含着一種反唯心主義的禁令，禁止設定絕對的同一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宣揚同一性，把它當做真理：“不言而喻，認識的總體性與真理等同，它將是主體與客體的同一性。康德作為一個認識的批判家來限制它，又作為一個真理的理論家來宣揚它”，“按照康德的模式，就主體意識到自身並和自身相同一而言，主體是自由的；但是就主體從屬於並永久保留同—性的強制而言，主體在這種同一性中又是不自由的”。阿多諾認為這種矛盾的結果還是落入了同一性之中。在康德那裏。自由、決定論、因果性的概念統統都是同一性的，它和資本主義社會“一體化”的控制機制是互為表裏的。

《否定的辯證法》第三部分第二章“世界精神與自然史——有關黑格爾的題外話”是阿多諾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批判。這一批判集中在“世界精神”與“自然歷史”這兩個關鍵詞上。“世界精神”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在歷史哲學中的表現，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是一個合理的、合乎世界精神發展的過程，具體個人的行動歸根到底受世界精神所支配，世界精神藉助於人類的活動而實現自身。這種世界精神是“普遍理性”的代名詞，是唯心主義的幻想。阿多諾分析了掩蓋在“世界精神”之下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個體性的矛盾。阿多諾認為，歷史的真正主體是活生生的個體，世界精神其實是對個體的否定，是個體的異化。黑格爾的哲學“對個體性的存在根本沒有興趣”，“個體被貶低為普遍之物的單純執行器官”。黑格爾通過“理性的狡計”的理論把個體作為普遍物的代理人，幾個世紀以來他一直充當這一角色。與那種同時吞食並取消其辯證法觀的融貫性思想結構相一致，黑格爾把個人與世界精神之間的中介和聯繫都當做不變的。“在精神中，普遍的一致性成了一個主體；而在社會上，普遍性只有通過精神的中介、通過它完全現實地進行的抽象的操作才得以維持。這二者在商品交換中，在某種主觀被思考、同時客觀上又有交換的東西中會聚一起。在這種東西中，普遍的客觀性和個別主體的具體規定性正是由於成為相稱的而不可調和的相互對立起來。”而在阿多諾看來，“特殊性除非能改變普遍性，否則便達不到真正的優先地位。把特殊性絕對地設定為現存物是一種補充性的意識形態。”

阿多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中批評黑格爾把歷史看做非歷史，看做不變的東西：“在歷史中，黑格爾站在了歷史的不變要素一邊，站在了過程的永遠如一的同一性一邊，這個過程的總體性被説成是福祉。”在阿多諾看來，黑格爾的世界精神概念不過是自然歷史的意識形態，黑格爾鑑於它的權力而把它叫做世界精神。這樣，“統治被絕對化了並且投射到存在本身上，而存在被説成是精神；但歷史，即對它一直的實際樣子的闡明獲得了非歷史的性質”。儘管黑格爾一再強調精神的變化和否定力量，他的精神依然是第二自然，精神本身是不受批判的，它的原型就是統治，一種虛幻的精神以及同一性的統治。

可以看出，阿多諾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批判，承接了《啓蒙辯證法》的批判主題，把“世界精神”概念與“統治”的概念結合起來。他認為，世界精神執行了啓蒙的辯證法：“失去魅力並被保存下來的精神采取了神話的形式，否則就會復歸到對某種極其強大的又無質的東西的敬畏”。“世界精神概念中的不合理性東西是從世界進程的不合理性借來的，但它仍然是一種拜物教的精神”。總之，阿多諾對黑格爾世界精神概念的批判從屬於他的意識形態批判的邏輯，堅持了法蘭克福學派一以貫之的理論批判的有效性。 ^[1] 

《否定的辯證法》被認為是法蘭克福學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不僅從哲學上概括了這個學派的“批判理論”的精髓，而且還因為反映了20世界60年代西方社會“新左派”的心聲而被奉為他們的政治綱領的理論論證。此書以“否定”和“批判”為宗旨，以艱深晦澀的哲理為西方左翼派別對現代西方社會進行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的激進主義政治理論和“大拒絕”的鬥爭策略提供了哲學論證。 ^{[2]  [5]} 

《否定的辯證法》德文初版本由瑟伯康普·凡拉格出版公司於1966年出版。紐約西伯比出版公司1973年出版英文版。 ^[7]  有中文譯本，由張峯譯，根據德國美因河畔法蘭克福休坎普出版杜《阿多爾諾全集》第6卷1984年第3版，參考紐約海弊出版社《否定的辯證法》1973年英譯本譯出，於1993年出版。 ^[6] 

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mo 1903—1969）為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為社會批判理論的奠基者，曾執教於英國的牛津大學。因他為猶太人，二戰期間受到希特勒的迫害而僑居美國。他於1949年返回德國，協助霍克海姆重建社會研究所，後接任霍氏任所長。阿多諾的代表作有：《啓蒙辯證法》（與霍克海姆合著）、《權力主義人格》（上、中、下）、《音樂社會學導論》、《否定的辯證法》、《美學理論》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