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歷史

姓與名既是人的一種符號的代表，同時又是人的信息傳遞的主要載體。因此，從古至今，人們對自己姓與名十

分珍重，我國的姓與名，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才發展到了今天人們所慣用的“姓名”。

“姓”字，為左右結構，左從“女”右為“生”，從“女”而生，在母系社會裏，子女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母姓為後代惟一能確定的尊親，正如《白虎通·三綱六紀》所云：“古元時，未有三剛六紀，人民但知有母，不知有父”。“姓”是一個集合名詞，是家族的標識，或表示與某個大家族的某一血緣關係更為親近的部分。

氏只是在漢朝以前才獨立存在，它是“姓”的分支，“姓”是氏族的族號，氏族的成員都是以這個族號作為自己的姓。

從周代開始，人們在名以外，又另取字。《禮記·檀弓》稱：“幼名，冠字。”這句話的解釋是：“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二十有為父之道”時加“字”，當然是説男子；對於女子，則是“許嫁笄而字”，到了可以出嫁之時（15歲）加“字”。人一出生就要起名，是為了分別彼此，否則便無法以獨立身份進入既有的社會秩序系統之中。對小孩直呼其名，不會有什麼顧忌，但同樣對已經成年者，便顯得不夠尊重，取字，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所以，古人的名，主要用於自稱；古人的字，主要用於他稱。當然，也不是説所有的情況下都必須對人稱字不稱名，這要依對話雙方的相互地位而定。彼此地位相當者，尊稱別人用字不用名，謙稱自己用名不用字；而長輩對晚輩、老師對學生、上級對下級，也可以稱名而不稱字，這樣顯得更親切。如果説起名是為了分彼此，那麼取字就是為了明尊卑。這是名與字功能的基本區別。

“名”是指個人的符號，帶有個人的烙印。在我國傳統習俗中，“名”是在嬰兒出生百日之後由父親取定的，據《禮記·內則》記載，到了這一天，由母親和保姆抱着嬰兒來到廳堂見他的父親，父親鄭重地握住孩子的手，給他取名。名取定以後，母親和保姆把孩子抱回內室，然後把孩子的名字通告親戚，父親則立即把這個消息告訴朋友，並報告地方長官，入籍登記。因此命名儀式非常隆重，是孩子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這種習俗現在雖然沒有了，但給孩子過“百歲”的風俗依然長盛不衰。

字獨立於名之外，但又與名保持有密切的聯繫。根據古文字學，“字”有滋生之義。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古人的字，系由名滋生而來。春秋戰國時代，人們的名與字之間，一般均有特殊的意義關聯。清代訓詁學家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歸納、揭示了當時的人名與字之間的五類關聯，全面而準確。現補充實例，列舉如下：

同義互訓。孔子的學生樊須，字子遲。須與遲，都有等待的意思。閔損，字子騫。損與騫，都有虧折的意思。顏回，字子淵。據《説文解字》解釋：“淵，回水也。回，淵水也。”

反義相對。衞人端木賜，字子貢。上賞給下叫“賜”，下獻給上叫“貢”，意義恰好相對。楚將唐昧，字子明。昧，昏暗的意思，與光明正相反。

連類推論。孔子的弟子南宮括，字子容。“括”，包括；推論到“容”，受容。楚臣仲歸，字子家。由歸而家，順理成章。

據義指實。齊公子固，字子城。由堅固之義，引指高大實在的城牆。魯人冉耕，字伯牛。由農墾之義，引指具體的耕牛。

辨物統類。衞人邃瑗，字伯玉；齊人陳灌，字子玉。瑗、灌均為玉類之一種。孔子的兒子孔鯉，字伯魚；楚公子魴，字子魚。鯉、魴均為魚類之一種。

上面列舉的諸人之“字”，均由兩個字組成，但第一字並無實義。如子遲、子貢之“子”，是古代男子的美稱。而伯牛、伯魚之“伯”，系排行用字伯、仲、叔、季的第一位。所以，此類二字“字”，其實是一字“字”。這也是早期命字的特點之一。

秦漢以後，二字“字”逐漸增多，成為主流。而且，字與名並用時的排列順序也發生變化。先秦時是先稱字，後稱名，如楚將百里孟明視，百里是姓，孟明是字，視是名。漢代以後，改為先稱名，後稱字，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論及“建安七子”時稱孔融文舉、陳琳孔璋、王粲仲宣……這裏的孔融、陳琳、王粲是姓名，文舉、孔璋、仲宣則分別是他們的字。此外，在取字的方式上，既繼承了先秦時代同義互訓、反義相對、連類推論、辨物統類以及以排行入字、以美稱入字等傳統做法，又有了一些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