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刺

解釋：又稱 “名帖”，拜訪時通姓名用的名片。

出處：元稹《重酬樂天詩》：“最笑近來黃叔度，自投名刺佔陂湖。”

名片，是清代官員交際不可缺少的工具。不過，那時的名片叫做“名刺”、“刺”，或叫“名紙”、“名帖”，也叫“謁”、“柬”。

名片，在當今社會交往中被廣泛使用着。它能起聯繫感情，架設友誼橋樑的作用。有位詩人讚譽它是：“透明的使者，春天的信箋。” 可是，這位使者的身世，它的主人們多有不大清楚，甚至還有人稱它為“洋玩藝兒”！殊不知，名片乃是中國土生土長、有着古老歷史的國粹呢！

名片在中國，經歷了謁、刺、帖、片幾個歷史階段。

名片起源於交往，而且是文明時代的交往，因為名片離不開文字。

原始社會沒有名片，那時人煙稀少，環境險惡，人們生存艱難，交往很少；文字還沒有正式形成，早期的結繩記事也只存在於同一部落內部，部落與其他部落沒有往來。

到了奴隸社會，儘管出現了簡單的文字，也沒有出現名片。奴隸社會經濟還不發達，絕大部分人都固着在土地上，奴隸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少量世襲奴隸主，形成小的統治羣體，由於統治小圈子長期變化不大，再加上識字不太普遍，也沒有形成名片的條件。

名片最早出現，始於封建社會。戰國時代中國開始形成中央集權統治的國家，隨鐵器等先進生產工具使用，經濟也得到發展，從而帶動文化發展，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與其它流派形成百家爭鳴景象。各國都致力於擴大疆土，扶持並傳播本國文化，戰爭中出現大量新興貴族。各路諸侯王每隔一定時間就要進京述職，諸侯王為了拉近與朝廷當權者的關係，經常的聯絡感情也在所難免，於是開始出現了名片的早期名稱“謁”。 所謂“謁”就是拜訪者把名字和其它介紹文字寫在竹片或木片上（當時紙張還沒發明），作為給被拜訪者的見面介紹文書，也就是現在的名片。 到了漢代，中央集權制國家進一步發展，隨漢初疆域擴大，“謁”的使用越來越普遍。

有個故事叫“遍談百刺”。三國時，魏國大將夏侯淵有個兒子，是個神童，叫夏侯榮。日誦千言，過目輒識，七歲能詩文。皇帝曹丕聽説後召見他，賓客有上百人，人各一刺，上書爵裏姓名。榮一過目，與之接談，不謬一人。人人稱奇。

故事中説的“刺”就是“名刺”。到了東漢，“謁”之名稱被“刺”所取代，材質仍為竹木之類。有人還在“刺”上添加了官職年齡等內容，專供拜見上峯之用，名曰“爵裏刺”。這種官場名片有專門的書寫格式，要把所有的內容在“刺”的中央寫成一行，不能拆分，故而也叫“長刺”。

試問這種小名片，為何不稱“謁”，而改稱為“刺”呢？這個小小問題，卻是1700多年以來，眾説紛雲，莫衷一是的學術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三説：漢朝劉熙《釋名》認為“刺”是指書寫。曰：“書曰刺，書以筆刺紙簡上也。” 梁朝人劉勰《文心雕龍》認為“刺”是通達的意思。曰：“刺者，達也，若針之通結也。” 明朝人田藝衡《留青日札》認為“刺”是指削竹木。曰：“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他們分別從書寫、作用和製作不同角度作了各自的解釋，各成一家之説。筆者以為，謁的意思是請求接見，刺的意思是通報姓名，兩者所用有差，《雕龍》所釋較為近是。

這種新的名片，興起於漢末，流行於六朝，尤以魏晉為盛。從上書故事“人各一刺”看，可知刺的使用在士大夫中是相當普遍的。又有故事説，漢末郭泰為士林所仰慕。他遊洛陽，路人投刺，常常“載刺盈車”。南朝夏侯叔人，以孝聞鄉里，人爭與相交，家中“積刺盈案”。有趣的是，還有以投刺為嗜好的。南朝梁人何思澄，每晚都削木書刺，天明即駕車外出投刺訪友，晚上歸來，一大把刺也就投光了，天天如是。

那個時代，人們不僅生前用謁、刺，也用謁、刺隨葬，供在陰間使用。若是“拜見”神仙，不用竹簡木刺，而用“金簡玉刺”。

謁的形制、稱謂都比較鄭重，也都是用於下對上的，有明顯的等級色彩，是一種古老的大名片。刺的內容、形制，簡便而親切，雖也有用於下對上的“下官刺”，但主要是用於士大夫間，以通爵裏姓名，是一種小名片。

其時，民間也多用“刺”向他人表示問候。東漢末年有一名士叫郭泰，字林宗，因其品行端正學養深厚，被讀書人奉為偶像。一次他外出閒遊時趕上下雨，遂將頭上所戴之巾的一角隨便墊了起來，結果立即被眾人仿效，成為流行式樣，被稱為“林宗巾”。據《後漢書》記載：“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收到的名刺居然經常用車拉運，這郭林宗的名頭確實夠大，估計拉回家能省下仨月倆月的柴火錢。不過，郭泰名頭雖大，卻從未涉足官場，沒寫過“爵裏刺”。結果，當時許多入仕的文人被砍了腦袋，郭泰卻能獨善其身。比酈食其強。

東漢蔡倫發明的紙張開始普遍採用，漸漸於是“刺”由竹木片改成了更便於攜帶的紙張。

唐宣宗時，科舉的主考鄭鎬收到一份名帖，是用大紅紙書寫的，上書：“鄉貢進士 李忱”。

主考官見了這份名帖，驚喜萬分。原來，那李忱就是當今天子。他謙稱自己為“鄉貢進士”，又親送名帖，這表示他對這次科考的特別關照。

又有史料記載，京都長安有座“平安坊”，那裏青樓櫛比，乃風流淵藪。當時的風尚，凡科考金榜題名的，每每都要親書紅箋名帖分致各樓，邀定嬌好，遊樂其間。

唐人的名帖，多用紅箋。講究的名帖，還要用泥金書寫，比之竹木製成的謁、剌顯貴多了。但是，這種名帖卻已失去了謁的等級性，也沒有刺的那種高逸之風了。從上述故事可知，名帖已成為交際中的通常用品，上到天子，下到青樓，幾乎什麼人，什麼地方都可以使用了。

“刺”之名雖見於漢末，可是“名刺”一詞在現存古籍中卻最早見之於唐代。詩人元稹《重酬白樂天》詩中有“自投名刺”的話。宋元及以後“名刺”與“名帖”之名相沿並用。日本至今仍稱名片為“名刺”。由此可見，名刺早在唐代時就傳入日本。

唐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全盛期，帶動了社會經濟與文化大發展。唐初科舉制度開始實行，讓一些有才能的庶民也能靠自己努力，進入到統治階級中來。為了與世襲貴族爭奪權力，他們在官場上相互提攜，拉幫結派的門閥也開始形成。每次科舉考試後，新科及第考生都要四處拜訪前科及第，位高權重者，並拜為師，以便將來被提攜。要拜訪老師，必須先遞“門狀”，這時“刺”的名稱也就被“門狀”代替了。

宋代通行一種叫“門狀”的名片，內容比較複雜，像一封短信。這多是下屬求見上司時使用的。這種門狀呈進後，上司在門狀後加了“刺引”，才可以進見。猶如今日得到首長劃圈、簽字，即批准，才可進見。這種門狀比之名帖要鄭重得多，嚴肅得多。有點類似古代用的“謁”的性質。

張世南《遊宦紀聞》中載有一門狀，是這樣寫的： “醫博士程昉 右昉 謹祗候參 節推狀元 伏聽裁旨 牒件如前 謹牒 治平四年九月X日 醫博士程昉 牒”

這是公元1067年醫博士程昉等候參拜某狀元的一封求見信，即門狀。節推，為一種官名，本意為曾受到節度使推舉的判官。從書寫格式及後世的此類實物推斷，這種門帖是用紙折成的折帖。首行“醫博士程昉”是寫在封面上的，其餘內容寫入折內。

“門狀”製作甚為講究。有的門狀用紅綾製成，赤金為字。有的門狀就是一幅織錦，其上大紅絨字也是織成的。呈遞門狀時，還要加上底殼。下官見長官，用青色底殼。門生初見座師，則以紅綾制底殼。如此名片，即使是在今日也屬豪華型的。

這種“門狀”也稱“門帖”，因有明顯的等級色彩，在稱謂上與一般“名帖”也大不相同。一般名帖，只寫作：“某謹上 謁某官 某月日” ，門狀則不同了，在稱謂上，往往要降低自己的身份，謙稱“門下小廝”、“渺渺小學生”之類，藉以抬高對方。明代有本歷史傳奇劇，名《精忠旗》，其中有個故事：

有天，秦檜的奸黨何鑄、羅汝楫、万俟卨要一起拜謁秦檜，共商與金兵議和之事。他們名帖上的具名，一個寫“晚生何鑄”、一個寫“門下晚學生羅汝楫”，一個寫的是“門下沐恩走犬万俟卨。”何鑄見了自嘆弗如道：“約定一樣寫‘官銜晚生’，為何又加‘門下晚學’、‘沐恩走犬’字樣？這樣我又不濟了！”

到了明代，統治者沿襲了唐宋的科舉制度，並使之平民化，讀書便成了一般人改善生活的唯一出路，識字的人隨之大量增加。人們交往的機會增加了，學生見老師，小官見大官都要先遞上介紹自己的“名帖”，即唐宋時的“門狀”。 “名帖”這時才與“名”字有了瓜葛，明代的“名帖”為長方形，一般長七寸、寬三寸，遞帖人的名字要寫滿整個帖面。如遞帖給長者或上司，“名帖”上所書名字要大，“名帖”上名字大表示謙恭，“名帖”上名字小會被視為狂傲。

清朝才正式有“名片”稱呼。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終結，由於西方的不斷入侵，與外界交往增加了，和國外的通商也加快了名片普及。清朝的名片，開始向小型化發展，特別是在官場，官小使用較大的名片以示謙恭，官大使用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

名帖的樣式，曆元、明至清，均相沿不改。清末時，名帖使用很多，從保留下來的名帖看，有的已註明詳細地址，有的還加寫個人簡況，有的附有短語，如“請安謝步”，表示只為問候而來，勿煩主人回訪。也有的寫上“拜客留名，不作別用”，意在以防被人利用為非作歹。當時還沒有照相技術，否則也會像今日名片一樣，附上一張照片了。

當時盛名片的盒子，稱為“拜匣”，長尺餘，寬數寸，或皮製，或包錦，都很豪華。

清末駐華的各國使節，也都使用中國式的名帖。學者吳曉鈴先生收藏的大量拜帖，就有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英、奧、俄、德、比、日幾國公使的名帖。德國公使，即克林德，就是庚子事變時被清兵擊斃的的那個肇事者。也有曾參與庚子談判的日本公使內田康哉的名帖。這些名帖都已成為歷史的證物。

早期名片與近現代名片的主要區別是用手寫而不是印刷。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鉛印名片興起，逐漸少有親筆書寫的了。今天的名片印刷精美，分膠印和打印兩種區別。

自明代以來，官場就盛行一種只投刺、不見面的應酬之風，即只將名片投遞給對方，而並不真與接受名片的官員見面，這是官場中套交情、拉關係的一種手法。 清代沿襲了這一作風。

明清官場之上，以名帖充當賀卡之行徑已蔚然成風。明代陸容在其《菽園雜記》中對此有具體描述：“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投名帖者。”還有人為此賦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新春正月，更是“望門投刺”興盛的時候。官員之間除了對真正的故交友人要見面拜年以外，大都是採用“望門投刺”的方法。這樣做既省時省力，又算達到了拜年問候的目的，只是按照禮尚往來的規矩，有人投刺就須還禮回投。

清人孫寶在《忘山廬日記》中對“望門投刺”的虛禮表示了自己的反感。他説，他的門房設有來客登記簿，他一看到上邊來投刺的多是不認識的官員，頓感厭煩和為難，因為按照規矩，他必須一一答拜，而需答拜的官員，有的住家很遠，他也必須長途奔波去投刺。

明代“名帖”還有一説道，即當過翰林者才有權用紅紙，寫大字。大概翰林系御用文人，與眾不同。清人汪啓淑在《水曹清暇錄》中記錄，明代進士初及第（通籍）者只是在元旦或賀壽時用紅色的名片，而地位尊貴者在平時即可以用紅色名刺。

到了清朝，只要是生員以上者，就可以使用紅色名刺，以至於普通的讀書人也都普遍使用起紅色名刺。這些參加科舉的士人，特別是考中了的士人，都是準官員，他們在正式進入政界充任官員之前，就已經按官場的規矩，從名片上區別尊卑了。

後來，一些仰慕中國文化的老外也用起了紅名刺，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便是一個。其名刺正面書“莊士敦”三大字，背面則印“專誠拜謁，不作別用”。

名刺隨着中華文明的擴展，在唐代時流傳到日本、朝鮮等亞洲國家。今天日本的名片還寫做：名刺(めいし，羅馬音meishi)。

日語的名刺(めいし)『廣辭苑』解釋為：(昔,中國で竹木を削ってこれに姓名をしるしたから刺という)小形の紙に姓名·住所·職業·身份などを印刷したもの。訪問·面會その他,人に接する場合に用いる。

這與《辭源》(商務印書館1979年)的解釋基本相符。

古代名刺，都要自己親筆手書，以示敬重。北宋時，蘇東坡、黃庭堅、晃補之、張文潛等一代名流，也都是自己手書門狀、名帖。古人重文墨，一帖名紙，往往就是一帖書法傑作。故早在北宋，就出現名帖收藏家，並將所藏選刊刻石。《遊宦紀聞》等書中，談到《元佑十六家墨跡》，就是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中國最古老的賀年片，即秦觀賀正旦的名帖，就是這樣被流傳後世的。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鉛印名片興起，逐漸少有親筆書寫的了。日本已使用一種類似郵戳模樣的名片工具，用以自制名片，效果不亞於鉛印的。中國也有木刻藝術家自己刻版印製名片的。有的還刻上自畫像，一張名片，往往就是一件藝術傑作。

秦末劉邦聚眾起義，駐軍陳留。儒生酈食其要見劉邦，就“踵軍門上謁（yè 業）”。可是，劉邦討厭儒生，不見他。酈食其火起 ，嗔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

這是《史記》裏講的一段故事，四次提到“謁”，“上謁”、“失謁”、“拾謁”、“失謁”。這裏説的“謁”是什麼？從行文看，當是類似今日名片的東西。“謁”是什麼樣子？南宋學識淵博的張世南曾感慨地説：“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原來這早已是個文化之謎。

然而，今天考古學家卻解開了這個謎，他們在地下找到了三國時代的多枚謁，其中有三枚謁是東吳大將朱然的。因而，謁的形制、寫法，一目瞭然。

朱然的謁，長24.8釐米，寬9.5釐米，厚3.4釐米，是經刨光了的木板，未加髹漆。比之今日紙製名片大得太多了。

謁上，靠右側近邊處有一行小字，為

“持節右軍師左大司馬當陽侯丹陽朱然再拜”。

“持節”、“右軍師”、“左大司馬”都是官名，“當陽侯”是爵稱，“丹陽”是籍貫。謁板正中上端書一個“謁”字，與上文連讀，則是某某“再拜謁”，即再三懇求拜見。可以説，這是名片的已知的最古老的書寫式樣。

“謁”始於何時？酈食其見劉邦，是在公元前207年，那時，秦二世還稱孤道寡呢！秦的官制設有典謁官，稱“謁者”。謁者的長官稱“僕射”，也叫“大謁者”。釋為今文，可以叫“禮賓司司長”吧！

秦設“謁者”之先，“謁”作為古代“名片”早已被使用了。戰國時，有合縱家蘇秦、連橫家張儀，《史記·張儀列傳》載：“張儀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辱儀，儀怒而入秦。時在公元前328年。如果司馬遷的行文在這裏沒有弄錯，那就可以説張儀所上之“謁”，是可以確知的最古老的木質名片，距今至少也有2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