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中興

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形容大清帝國面臨着“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而“同光中興”，正是清帝國在這樣複雜、兇險的環境中進行的有益探索，啓迪來者。雖然同治、光緒兩位皇帝都未是英主，但把持着朝政的慈禧太后老謀深算，而賢王能臣如左宗棠、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胡林翼、張之洞等也盡心輔國。從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一直到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三十年間，國內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強，“洋務運動”轟轟烈烈，西方技術、資金和人才得以引進，新式海陸軍得以編練，一大批近代軍工企業、民用企業以及新式學校得以創辦，留學生也開始被派遣到海外。經過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迎來了皇權王朝的最後一個“中興”—“同光中興”，歷史書上也稱為“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

這一派中興氣象，在甲午戰爭的軍事慘敗中戛然而止。 ^[1] 

“堅船利炮”是西方世界給近代中國的第一印象，由此，“洋務新政”的首要之舉即兵工建設，製造槍炮船艦。從安慶軍械所到江南製造總局，從福州船政局到天津機器局，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中興名臣”用心用力，苦心經營，效果卻是不盡如人意。

簡單説，造槍、造炮、造船，都學會了，但無一不仿製，無一不落後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舉例而言，江南製造總局造了近30年的槍，還設計不出一支具有本國知識產權的步槍，更不要説大批量生產；天津機器局為北洋艦隊專供炮彈，卻造不出作戰急需的爆破彈。至於其他非軍工類的官辦企業，同樣是死氣沉沉，效率低下，而民間資本又長期被壓制，毫無競爭力。

事實證明，向西方學習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統工程，一個只會仿照槍炮而沒有創新與造血功能的國家，除向列強買軍艦、送訂單，別無其他選擇。縱觀30年的“洋務新政”，清廷對待西方的態度是既懼之（制度、實力）、又厭之（人種、文化），實行的是有距離的接觸政策，只及器物、不及制度，只知皮毛、不知根本，充其量是“不介入、跟着走”，這與日本採取的主動追隨融入的戰略迥然不同，其發展速度與效果也由此差異巨大。

以對西方的考察為例，清廷也曾派出斌椿考察團、蒲安臣使團前往歐美各國，但這些人回國後大多被棄置不用；而同一時期，日本派出巖倉具視考察團前往歐美，其成員回國後大多成為朝中鉅子。再以教育為例，日本仿照西方制訂了規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計劃，其“政府主導、全國動員、全民參與”的模式在數十年後成果斐然，到十九世紀末，日本小學入學率接近95%，而中國卻是科舉依舊，學習內容陳腐依舊，與時代越走越遠。

表面上看，清廷在甲午前的30年保持了相對和平與穩定，經濟有所發展，年財政收入也恢復至8000萬兩左右，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與國土面積遠少於中國的日本，其甲午前的財政收入也已接近清廷，而其投向軍事的開支遠高於後者。由此可知，所謂的“同光中興”，不過是“蛋殼裏的中興”，在真正的考驗面前，其“表面繁榮”勢必一捅即破。 ^[2] 

甲午戰爭期間，清廷主戰派們意氣風發，認為日本不過“蕞爾小國”，必定一戰而勝，但外方評論對中方卻大多持消極態度，如上海《德國新報》稱日軍與德國勁旅無殊，與中國交兵必操勝算；英國海軍情報處也認為，“不管從哪個角度而言，中國軍隊都是前途未卜的”；“日本軍隊之與中國軍隊，就像十九世紀的文明軍隊之與中世紀軍隊一樣”；“中日如果交戰，只能有一種結果”。

當時的清廷，確實號稱有百萬大軍，並大體換上了近代槍械火炮，但扣掉60萬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綠營，其他湘淮勇營加上部分由綠營改編而來的練軍，可用兵力不過40萬人，其中李鴻章掌握的淮軍精鋭只有5萬人。與日本25萬的可用兵力相比，清軍並不佔優勢，更何況在營制、訓練、指揮、參謀、後勤等方面都要遠遠落後於日軍。

至於當時國人引以為傲的北洋艦隊，此時也早已是明日黃花。不錯，北洋艦隊在1888年成軍時，確實是檣櫓如雲、旌旗當空，並被國外軍事年鑑排為“世界前八”，但從這一年開始，北洋艦隊再未添過一艦一炮，而同時期的日本卻以每年增加一艘新軍艦的速度擴大規模。至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實力已經超越了北洋艦隊。

當時的世界海軍技術可謂日新月異，日本後來者居上，無論是定購還是自造的軍艦，裝備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和武器，其平均航速遠超北洋艦隊，而軍艦上大規模裝備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艦隊所不具備的。就事論事，甲午前的北洋艦隊除“定遠號”、“鎮遠號”兩艘鐵甲艦在裝甲、噸位和巨炮上佔據絕對優勢外，其他幾乎都處於劣勢。就這樣一支疲弱之師，最終被趕鴨子上架，輸得毫無脾氣。

長期的文治主義傾向，對時代與大局的誤判，對海軍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等等，這些似乎都可以推到“女人當國”的替罪羊上，但歸根結底，還是農業社會的底子、“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導致清廷嚴重缺乏戰爭動員能力與機制，國家雖大、人口雖多、資源雖豐富，但根本應付不了這樣一場大規模的近代戰爭。 ^[2] 

明清以後，中國傳統宗藩體制日趨成熟而穩固，但好景不長的是，隨着歐美列強的東來及日本的崛起，這一體制從四面八方都面臨着解體之勢。其中，守衞東北藩籬、最為清廷重視的頭等朝貢國朝鮮，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遭到了日本強有力的滲透。

早在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使館及人員被毀被殺，駐朝公使花房義質乘英艦逃回國內。事後，日方不肯善罷甘休，但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時，清廷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斷下令派慶軍入朝平亂，結果清軍在北洋兵艦的護送下搶先進入韓京，在兵力遠少於中方的情況下，日方只得知難而退。

事後，慶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並幫助其訓練新軍，朝鮮的外交事務與海關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員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勢力被大大壓制而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為增強。兩年後，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結親日的朝鮮“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大肆殺害親華的朝鮮重臣並控制了局勢。危急關頭，慶軍營務處總理袁世凱挺身而出，一舉挫敗了日方及“開化黨人”。由此，袁世凱嶄露頭角，繼而成為“朝鮮監國”，一代梟雄就此起步。

甲申政變後，李鴻章也意識到，“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話雖金石之言，但國勢如此，李鴻章又豈能力挽狂瀾？ ^[2] 

同光年間中國京劇藝術走向成熟，湧現出大批優秀的京劇表演演員。徽調、崑腔的徽班進京後揚名的13位著名京劇演員最為突出，他們是：程長庚、盧勝奎、張勝奎、楊月樓、譚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時小福、餘紫雲、朱蓮芬、郝蘭田、劉趕三、楊鳴玉等13人。

同光年間湧現出一大批名臣：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駱秉章、閻敬銘、文祥、僧格林沁、官文等等。 至於他們的命運：多少風雲人物，難被雨打風吹去。

愛新覺羅氏，字豫亭，他是世襲罔替的鄭親王烏爾恭阿的第六子，鄭親王端華是他的四哥，肅順其人才幹在文祥、榮祿等人之上，他的特點是唯才是舉，不分滿漢。膽大、果決，但是，也是跋扈得很，京師聞聽“肅六”，都是説夠狠。然而，肅順不如文祥縝密，也不如榮祿機變，所以，以其粗心大意最終敗在他一直看不上眼的慈禧和鬼子六手裏。而且，肅順樹敵過多，又無外援，關鍵時，地方督撫無人替他説一句話。他最為失策的是過低的估計對手，特別是誤聽人言，竟然以邀寵為目的求開去幾個重要差使。其中包括上虞備用處和粘杆處這兩個最重要的差使，此差使是管理內廷貼身侍衞的重要角色，其地位絲毫不遜於領侍衞內大臣。這樣，他們在慈禧發動政變時，手中更無抵抗力量，只好束手就擒。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輕敵思想，當時，老五敦親王已經暗示肅順説，有人要殺你，可是肅順竟説：請殺、請殺！當成笑話聽。他和另外七個大臣分開走，也是中了人家的分而制之的圈套。肅順可惜。

鑲紅旗滿洲，字博川，當時為人稱作是：正色立朝，連慈禧都敬他三分。他在恭王身邊凡10多年，可以説沒有文祥就不會有恭王，而且，清史上號稱的同治中興，文祥至少有一半的功勞，另一半是曾剃頭的。當時，在內廷有文祥、外野有曾國藩，清朝才又得以維持40多年。文祥本人還是軍政雙才，後來，去東北鎮壓王達、馬傻子起義，很有一套軍事才能。曾國藩的頭號幕僚趙烈文評價文祥也是很高的，説恭王是貴族出身，不曉世事在朝中雖權重一時但是：“晃盪不能立足”，多虧文祥夾輔。從後來恭王的結局看，文祥死後，恭王如失膀臂，到了光緒11年，甲申易樞，恭王一舉閒廢20年，其實，這不過距離文祥去世才7年而已。後來，榮祿主政，向李鴻章請教，李鴻章勉勵他去做第二個文祥。文祥死後，賜諡：文忠。趙烈文説文祥器局偏小，不如肅順，也是定論。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睜眼看世界”並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導下，建造中國第一艘輪船，開啓近代製造業的先聲；建立第一所兵工學堂，肇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譯印刷西方書籍，不僅奠定了近代中國科技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學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材，其中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書（部長）梁敦彥、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曾國藩自稱：“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他教導士兵“説法點頑石之頭，苦口滴杜鵑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練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主義的隊伍，他作《愛民歌》傳唱，使湘軍聲威大震，毛澤東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即以此為藍本，蔣介石黃埔建軍時，也將他的《愛民歌》印發學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國國情，寫一篇《討粵匪檄》，使許多知識分子脱去長衫，率瓴黑腳杆的相實農夫，投到湘軍的旗幟之下，同太平軍作戰並取得了最後勝利。中國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業）、立德（成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為後人留下學説）“三不朽”之説，而真正能夠實現者卻寥若星辰，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敗太平天國，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時弊”、整肅政風、學習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現了“同治中興”；他克已唯嚴，崇尚氣節，標榜道德，身體力行，獲得上下一至的擁戴；他的學問文章兼收幷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師，“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蔣介石），實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業，不愧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曾國藩一生致力結交、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國歷史上規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幾乎聚集了全國的人才精華為招攬人才，留住人才，他捨出謙遜的老臉，屢屢上書舉薦部下，為部下謀官要權，爭謀職位。他一生推薦過的下屬有千人之多，官至總督巡撫者就有40多人。他們既有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彭玉麟、李瀚章這樣的謀略作戰軍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學者和科學家。曾國藩具有高深的學問素養，是一個“辦事（幹出事業）兼傳教（留下思想學説）之人”（毛澤東）。《清史稿—曾國藩傳》也説：“國藩事功大於學問，善以禮運。”他一生勤奮讀書，推崇儒家學説，講求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成為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後又一個“儒學大師”；他革新桐城派的文章學理論，其詩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文壇，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字仲華，出身滿洲世家，他的祖先就是功勳顯赫的努爾哈赤著名的“五大臣”之首、開國佐命三大將之首的直義公費英東（另兩個人是弘毅公額亦都、武勳王揚古利，跋扈非常的順治朝、康熙朝大臣鰲拜就是費英東的侄子），家世非常煊赫，榮祿的女兒就是後來的攝政王福晉，他的外孫就是末代皇帝溥儀。榮祿的岳父是當朝武英殿大學士靈桂，所以，榮祿入仕後很順利，只是中間有一些挫折，放到陝西做西安將軍，慈禧的最大心腹就是榮祿，他比剛毅等人要開明，在滿洲重臣裏不算昏庸的，但是，比起肅順、文祥，他已經是小聰明瞭，但是，因有他在，袁世凱就不敢有非分之想，等他和慈禧死了以後，老袁膽子就肥了，所以説，王朝的衰滅也是人才的衰滅。滿人到了榮某這一代，也算是走到盡頭了。榮祿算是滿洲人當中小有才情的，而且，他很富有機變，在這方面比肅順強，然而，他喜歡搗鬼、攬權招勢，沒有像文祥那樣公私分明，所以，人望也就不是很高。

同光中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興”。

清朝自乾隆中後期就一直走下坡路，以後沒有可以稱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的確以休養生息為主要目的歷同治、光緒兩朝，清朝的經濟得到恢復，並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產技術，我國進入了歷史上第一次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發展階段。

當然，滿清的對外開放不是統治階級自主的對外開放，是被別人強暴後的被迫開放。但是，畢竟也嚐到了甜頭。隨着江南製造總局、福建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業開始湧現、復甦，天津、江浙紡織工業、湖北張之洞設立的金屬冶煉工廠、廣東的水陸運輸等行業、產業，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誕生。經過近30年的同光中興之後，中國，擁有了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隻外表強大的海軍。

但在肯定“同光中興”的同時，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敗和衰落，始終無法取得與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改變了國體，改變了社會制度。由過去的幕府、君主政體，改為君主立憲制政體。

當然，以當前的角度來看，君主立憲制在當時是基本符合潮流的，是先進的政治體制制度，但對比歐美的共和制，還是有很大的弊端的，是相對落後的。 正是由於制度上的改變，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經濟取得了極大的飛躍，一舉超過了當時滿清同光中興取得的成就。 清朝同光中興時期，中國僅僅是逐漸吸收、引進、建立了單獨的某個企業、某個工廠、學校。是屬於個體的西化，其國家整體的建設，仍然以儒家思想、封建制度而建設的。

所以，企業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受到了當時既得利益者——封建勢力的嚴重製約。鐵廠缺礦石，成品賣不出去，整個社會沒有進入機械化大生產階段，單一的建造個別的工廠企業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整個社會、國家的落後局面依然繼續。 1895年的一次海戰，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目的遠遠沒有達到，反而再次被“蕞爾小國”擊敗，不能不令人遺憾。 中興的神話也就此破滅。總之，晚清的同光中興雖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絕對不能拔高到“治世”或者“盛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