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

1924年10月1日，詹姆斯·厄爾·卡特生於美國佐治亞州普蘭斯。他是農場主、店員詹姆斯·厄爾·卡特和郵政局長女兒莉蓮·戈迪·卡特的小兒子 ^[29]  。卡特的第一代美國祖先托馬斯·卡特，在1637年作為契約僱工來到弗吉尼亞州，到卡特時，已經成為卡特家族中第七代務農的人 ^[21]  。

在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及海軍服役期間的卡特(2張)

1941年，自普萊恩斯公立學校畢業後，卡特先後在佐治亞州西南大學和理工學院讀書。1943年，卡特作為大學二年級的學生進入位於馬里蘭州的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即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學習，到1946年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在820名畢業生中名列第59名。同年7月，卡特休假回故鄉普蘭斯，同佐治亞西南大學一年級學生埃莉諾·羅莎琳·史密斯·卡特結婚。婚後一起回海軍，羅莎琳當了隨軍家屬。卡特不久就到戰列艦上服役，完成了必須完成的兩年水面艦只勤務。 ^{[2]  [21]  [32]} 

1948年，卡特轉入潛艇部隊，先去康涅狄格州的潛艇學校學習半年，同年12月畢業後被分配到太平洋艦隊常規潛艇“鯧魚號”服役。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內，這艘潛艇一直在太平洋海域執勤，還曾在1949年初從香港向北巡弋到青島，數次在中國沿海港口停泊。卡特的軍銜也被晉升至中尉。 ^{[2]  [32]} 

20世紀50年代，海軍上校海曼·喬治·里科弗（美國核潛艇的創始人）選中卡特，讓他前往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市的聯合學院，攻讀反應堆技術與核物理研究生課程，畢業後在美國第二艘（一説第一艘 ^[45]  ）核潛艇“海狼號”預服役期間供職於該潛艇。 ^{[2]  [21]  [32]} 

1953年，因父親去世，卡特從海軍退役，回家鄉經營卡特農場、卡特倉庫等業務，並從事政治活動。當過基督教南方浸禮會執事、主日學校教師。 ^{[21]  [36]} 

1955年，任佐治亞州薩姆特縣學校董事會董事長（一説教育委員會主席）。 ^{[2]  [36]  [45]} 

1962年當選為佐治亞州議會議員，1963年至1966年正式就任佐治亞州參議員。 ^[2]  在此期間還先後擔任過普蘭恩斯發展公司、薩姆特縣發展公司總經理，佐治亞州中西部計劃和發展委員會以及佐治亞州改進作物協會主席等職。 ^{[36]  [45]} 

1966年，卡特第一次競選州長失敗。接着重整旗鼓，投入下屆州長竟選的準備工作，在此之後的1年中，先後發表了1800多篇演説，並借夫人羅莎琳直接同60多萬選民握過手。1970年再次競選獲勝。1971年1月12日，卡特就任佐治亞州第76任州長。 ^{[2]  [45]} 

在任內，卡特改組了州政府，增加了黑人的任職名額；廢除了300個左右的司、局和委員會，合併成22個新機構，建立了一種“以零為開端”的預算方法；支持許多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發展教育的措施 ^{[29]  [45]}  。在當時南方的年輕州長中，以強調政府效率、社會生態學、謹慎的財政政策和廢除種族隔離而著稱 ^[19]  。

1972年，由企業家戴維·洛克菲勒提名，卡特任新成立的三邊委員會美方代表。 ^[45] 

在擔任州長期間，卡特開始接觸到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和當時屬意於白宮的一些政治風雲人物，並逐漸意識到自己“與他們旗鼓相當，雖不比他們強，但也不比他們差”。1974年12月12日，卡特在州長任期行將結束時正式宣佈，他將競選美國總統。 ^[22] 

儘管聲名不顯的“新面孔”卡特在競選中作出的承諾含糊其詞，但由於得到以東部和南部權勢集團為軸心的美國金融企業界巨頭的有力支持，並以平民主義姿態取得水門事件後美國選民的好感，被標榜為競選運動中的“奇蹟”人物。在1976年7月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第一輪投票中，他贏得了黨內提名。 ^[2]  同年大選中，卡特以297對241張選舉人票戰勝傑拉爾德·福特（普選票為卡特40249963張，福特38498496張 ^[29]  ），當選為第39位美國總統。1977年1月20日，卡特宣誓就職總統，並在誓詞中正式使用了“吉米·卡特”（“吉米”是“詹姆斯”的暱稱）這個姓名。在宣誓後，他一改以往慣例，與羅莎琳走下汽車，從國會山步行進入白宮，以展示其平民主義的主張。 ^{[22]  [45]} 

卡特上任後即發佈行政命令，赦免所有在越南戰爭期間逃避兵役的人，並強調改革政治，廢除種族歧視、加強福利計劃等。但他的政府總體持保守政策，開始背離“新政”以來歷屆民主黨政府的傳統。針對“滯脹”危機，他減少甚至取消了聯邦對企業的管制，在干預勞資衝突中表現出偏袒資方傾向，這些措施反而使經濟形勢更加惡化。 ^{[19]  [22]  [45]} 

吉米·卡特(2張)

在外交方面，卡特政府把“保障美國安全”列為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1977年8月簽訂了《巴拿馬運河條約》。1979年3月安排埃及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在戴維營會晤，簽訂了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戴維營協議”。1979年6月18日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維也納簽訂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1979年1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但在卡特任內，美國在伊朗和波斯灣地區嚴重受挫。1979年11月發生伊朗人質危機。為營救被扣留的美國人質，卡特對伊朗採取了一系列報復性措施，並於1980年4月20日派遣美特工人員，準備用突擊方式搶回人質，均告失敗。直到1981年1月16日才與伊朗達成了釋放人質的原則條件。1月20日新總統羅納德·里根就職典禮舉行了33分鐘後人質才獲釋。解救人質的失敗損害了他的聲譽 ^[29]  。 ^{[22]  [45]} 

1980年8月，卡特再次被提名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但在大選中，內外交困的他敗給了以保守主義著稱的前加利福尼亞州長里根。 ^{[22]  [45]} 

1981年1月，卸任後的卡特回到家鄉普蘭斯。8月，訪問中國和日本。 ^[45]  在中國期間，卡特獲得中方高規格的接待。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在釣魚台國賓館設宴款待卡特夫婦，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也接見了他們。

自1982年9月起，卡特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埃默裏大學任名譽教授。 ^[36] 

卸任後的卡特，一面在家鄉撰寫回憶錄，一邊不時接受臨時使命，穿梭於國際，充當和平使者。卡特退休後陷入財政困境，當總統期間委託別人經營的花生農場破產，只得靠寫書還債，連羅莎琳都要靠出版回憶錄掙錢。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卡特夫婦一起創辦了卡特中心，致力於協調國際衝突。 ^[1] 

1983年3月，卡特出訪中東七國，為里根政府推行中東“和平計劃”。 ^[45] 

1985年，卡特先後發表文章和講話，表示贊成里根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舉行日內瓦會議，主張兩國達成裁減核武器協議，不贊成里根搞“星球大戰計劃”。

1987年3月，卡特出任在紐約成立的美國—中國協會的三名名譽主席之一。 ^[45] 

20世紀90年代，卡特在與朝鮮談判結束核武器的發展、與海地談判權力和平移交、與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安排短期停火中，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在海地危機中，卡特親率美國代表團抵達海地，與軍政府談判。儘管美軍空降部隊飛機已經起飛，卡特仍不顧威廉·傑斐遜·克林頓總統希望他撤退的勸説，留在海地首都太子港談判至最後一刻，最終説服軍政府臨時總統埃米爾·若納桑簽署《太子港協議》，允許美軍以“友軍”身份進入海地。9月18日，《太子港協議》正式達成，軍政府同意交出權力，讓流亡在美的民選總統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回國復職。海地危機基本結束 ^[33]  。這一事件的解決令卡特在國際上贏得了巨大的聲望。

2002年5月12日，應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邀請，卡特夫婦對古巴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訪問，並與卡斯特羅舉行會談。他成為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來首位前往古巴的前任或現任美國總統。 ^[43]  為改善美古關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009年1月12日，卡特在中國北京出席“紀念中美建交30週年研討會”，並在會上表示，世界上沒有比中美關係更為重要的外交關係。 ^[35] 

除了擔任國際和平協調人的角色，卡特與羅莎琳還積極為全球範圍內的無家可歸者啓動住房工程，常常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參加施工為無家可歸者搭建福利房。 ^{[2]  [10]} 

卡特一直關注全球公共衞生問題，2020年3月，卡特要求卡特中心的資助者捐助新冠疫情項目。4月15日，卡特表示，對特朗普政府暫停資助世界衞生組織（WHO）的決定感到“憂慮“。 卡特稱，世衞組織“是唯一有能力領導（世界）控制新冠病毒的國際組織。” ^[11] 

自2018年11月30日老布什過世後，卡特成為在世最年長的美國前總統。2019年3月22日，卡特超越老布什締造之長壽紀錄（94歲171天），成為最長壽之美國總統。 ^[12] 

2019年，卡特曾三次跌到，並傷及筋骨。一次造成臀部骨折，一次傷及左側眼部，一次造成骨盆骨裂。 ^[13]  11月，卡特因腦出血導致顱內壓升高，入院接受了腦部手術。這次手術出院一週後，他又因泌尿道感染住進醫院，在接受治療後出院。 ^[13] 

2020年10月1日，卡特和羅莎琳在佐治亞州的家外參加了由當地社區及教會組織的生日慶祝活動，以慶祝自己96歲生日，卡特延續保持的美國在世最年長前總統的紀錄。 ^[13] 

2023年2月18日（當地時間），美國卡特中心發佈聲明，卡特將開始接受臨終關懷。 ^[17] 

為體現平民主義“新面孔”，卡特上台後立即着手聯邦政府機構的改革工作，並從白宮開始，杜絕奢侈浪費現象。他對美國人民説：“我們如果像王族一樣生活在白宮，那麼政府官員就不可能敏鋭地體察你們的問題。” ^[40] 

卡特在當選總統後第一次赴華盛頓時，就會見了參眾兩院機關事務委員會主席傑克·布魯克斯和亞伯拉罕·裏比科夫，要求他們支持其政府機構改革計劃。但直至新國會召開之前，他還未能找到任何民主黨議員為他提出改組法案。只是共和黨國會領袖表示願意越俎代庖，民主黨議員中才有人出面承擔了這一角色。 ^[40] 

卡特改組政府機構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和國會就此通過的10個法案，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進行行政機構改革。其目的有兩個：（1）取消白宮辦公廳主任職務等，防止重演尼克松時期哈里·羅賓斯·霍爾德曼大權獨攬、總統難以體察下情的情況；（2）縮減行政人員和費用，加強對聯邦政府工作人員的管理，提高行政效率。 ^[40] 

二、取消或減少一些政府管制。例如，聯邦政府減少了對民航、載貨卡車、鐵路、金融及通訊方面的管制與干預，後來還取消了對天然氣和國產石油的價格管制。1979年，卡特甚至建立一個反管制委員會，這顯然是與20世紀70年代企業界聯合起來反對聯邦管制與調節的強大勢頭相呼應的。 ^[40] 

三、加強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及某些內閣部門的地位，並建立新的決策機構——國內經濟委員會，嚴厲控制開支，防止赤字財政和福利國家的惡性膨脹。 ^[40] 

此外，卡特政府還不惜得罪代表地方利益的許多國會議員，否決19項水利工程計劃。後來又不顧軍事—工業綜合體的反對，中止耗資昂貴的B-1轟炸機的製造。這些行動，與政府機構改革的這一目標是基本一致的，反映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對赤字財政的不安。 ^[40] 

在社會經濟政策上，卡特日益注重反膨脹問題，甚至不惜以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為代價；他還取消和減少了聯邦政府對企業活動的許多管制；建議削減社會保障開支；並在勞資糾紛中採取比較明顯的反勞工立場。然而他的這些政策舉措，未能為擺脱新政式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危機找到新的出路，反而使經濟形勢更形惡化。 ^[22]  在1976年，美國通貨膨脹率為6%，1980年已升至12%以上，失業率仍高達7.5%；波動的利率1980年竟兩次達到20%，甚至更高。

卡特建立能源部，加強政府對能源問題的管理；進行立法，倡議通過節能改變生產方式、 消費方式，從而減少石油消費景，進而減少石油進口量，由此形成了第一次國家能源計劃。放開對石油的價格管制；為了尋求公平，徵收石油“暴利税”。

卡特政府的能源政策具有很多特點。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主動解決能源問題的系統性能源政策，這是對過去美國能源政策進行反思與改進的成果，這一政策也而向未來提出瞭解決能源問題的一個根本性方案，這一政策有助於美國提高能源安全，並在美國國內與國際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8] 

卡特政府在減少和取消對企業活動管制的同時，卻加強了對勞工的管制，以便和“僱主在國會和談判桌上對工人採取愈來愈強硬的對立態度”相呼應。 ^[40] 

由於滯脹危機的影響，美國企業的利潤率在20世紀70年代進一步下降，大公司乃對勞工發動大規模攻勢。在這場對抗面前，美國有組織的勞工曾經寄希望於自己在選舉中極力給予幫助的卡特政府和民主黨控制的第95屆國會。然而，當工會要求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3美元時，卡特卻要工會同意1項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2.65美元的妥協案。這個最低工資標推，甚至低於1979年聯邦規定的貧困線（每小時2.95美元）。勞工支持的《漢弗萊-霍金斯法案》，本是針對當時存在的滯脹現象，要求聯邦政府保證實現充分就業和穩定物價，但最後通過時，被沖淡到如此地步，以至被認為“只不過是表達國會對於限制失業和通貨膨脹願望的一項象徵性的聲明而已”。至於當時被有組織勞工作為最重要的立法計劃而傾力支持的勞工法改革法案，卡特在它尚未提交國會之前，就要求勞工取消廢除《塔夫脱-哈特萊法》第十四條第二款的內容。即便如此，該法案仍未被通過。 ^[40] 

卡特這種迎合企業需要的反勞工立場，不僅表現為在勞工立法上的消極態度，而且表現為對勞資衝突的直接干預。1977年12月6日，美國爆發全國煤礦工人大罷工，歷時近4個月。不滿於礦工聯合會領導人與資方達成的集體合同的18萬煤礦工人，在鬥爭中提出了增加工資、改善老年保險、擴大礦工對煤礦的監督權，以及在礦主破壞集體合同時有權進行罷工的要求。卡特援引《塔夫脱-哈特萊法》，試圖通過法院發佈禁令，要求礦工在80天冷卻期內回去工作。他還宣佈“談判陷入絕境”，使礦主不必承擔在整個煤礦業進行談判的責任。此外，卡特還下令聯邦執法官協助州警敦促沒有工會組織的煤礦復工。儘管在工人階級的堅決鬥爭下，資方最後被迫作出了讓步，但卡特政府偏袒大企業的立場，在勞工中激起了強烈的反感。連偏向保守勞工領袖喬治·米尼都認為，工人在卡特任內的境遇，甚至不如共和黨人傑拉爾德·福特執政之時。 ^[40] 

身為民主黨人的卡特，背離了新政以來歷屆民主黨政府的傳統政策，在社會福利問題上向保守主義的方向靠攏。 ^[40]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社會福利計劃的急劇膨脹，到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已使各級政府在財政上如牛負重。據福利改革諮詢小組主席亨利·艾倫估計，1977財政年度美國社會保險金開支將達1340億美元，收入補貼金將達490億美元。由於出生率下降和平均壽命延長導致美國社會老年化，交納社會保險税和領取社會保險金的人數之比也隨之逐漸下降，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保障計劃入不敷出的趨勢。此外，社會福利計劃造成行政機構臃腫不堪，種種弊端乘隙而生，在美國選民中引起強烈不滿。因此，在1976年的競選運動中，兩黨都在各自的政綱中作出了進行社會福利改革的承諾。 ^[40] 

卡特政府執政後，在1977年12月促使國會通過法案，提高社會保險税税率和降低徵收保險税的工資限額，使社會保險税在10年內將增加2270億美元，以緩和入不敷出的矛盾。但是卡利許諾關於增加僱主納税份額並從一般歲入中撥款給社會保險開支的要求，未能得到國會批准；他進一步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議，也被擱淺了。1977年，卡特政府還曾提出旨在改革救濟制度的改善就業與收入法案，試圖將撫養未成年孩子家庭援助計劃、食品券計劃等社會救濟措施合而為一，制訂一個全國統一的現金補貼計劃，並刺激接受救濟者的就業積極性，強調所謂“工作福利”，但始終未獲國會通過。卡特在競選時還曾鼓吹制訂由聯邦出資的全國衞生保險計劃，以解決當時有5000萬美國人居住在醫療衞生條件不佳的地區以及2000萬窮人未被納入醫療援助計劃的問題。但他上台後提出的計劃十分謹慎，受到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的批評，後來卡特修改了這一計劃，主張向所有美國家庭提供每年2500美元的醫療費用。然而國會對此持否定態度。 ^[40] 

1978年，由於通貨膨脹惡性發展，卡特政府為抑制聯邦開支，開始對社會福利計劃開刀。1979年1月，卡特建議削減社會保障法規定的開支金額。此建議未得到國會批准。 ^[40] 

1978年，紐約州爆發“拉夫運河事件”，從1970年代開始，當地居民不斷出現疾病徵兆，孕婦流產、嬰兒畸形、癌症等病症的發病率居高不下。經過政府調查發現原因在於之前持有運河的化學品公司將充斥着有毒廢棄物的運河填埋覆蓋而後轉贈給當地政府發展為住宅區；同年卡特宣佈緊急撤離在拉夫運河附近超過800個家庭，並拆除大約500間房子以及第99街學校和第93街學校，以對當地環境進行清理。卡特承認有許多與“拉夫運河”相同的案例存在於全國各地，且這些是“我們當今時代最嚴峻的發現之一”。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該法因其中的環保超級基金（Superfund）而又被稱為《超級基金法案》。 ^[3] 

在對外關係上，卡特政府主要倚重由北美、西歐和日本3方面人士組成的國際性的民間組織——三邊委員會。卡特上台後，由於蘇聯的擴張態勢逐漸加強，他感到尼克松—福特時期的緩和政策並未能有效地制約蘇聯，也未能防止美國霸權的進一步衰落，因此，他和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十分強調“人權外交”，冀圖恢復美國外交中的所謂理想主義精神，掃除因霸權衰落而帶來的悲觀主義情緒，增強美國在全球意識形態中的地位。他們對蘇聯軍事力量增長的政治含義感到憂慮，希望改善美國的戰略地位，並把中、美關係正常化視為美國戰略利益的重要環節。他們對前任共和黨政府過於熱衷大國均勢外交，持批評態度，擔心美國在一個敵對世界中陷於孤立，主張擴大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影響。 ^[22] 

但卡特標榜的“人權外交”未得到各方重視，其任內的主要成就是更為實際的“忍耐外交”。1977年，美國與巴拿馬簽訂了《巴拿馬運河條約》與《關於巴拿馬運河的永久中立和經營的條約》，使後者得於1999年底接管巴拿馬運河，並保證其後該運河的中立地位。

在對華關係上，卡特力排眾議，加速了與中國正式建交的步伐。1978年4月，卡特公開宣佈：美國承認一箇中國的概念，同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12月4日，中美雙方達成三項協議，即：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際，美國政府宣佈立即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完全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並通知台灣當局終止《共同防禦條約》；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12月16日，中美兩國政府同時在北京和華盛頓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宣佈中美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12月31日，台灣駐華盛頓“大使館”的旗幟降落，台灣“大使館”正式關閉，台灣在美國14個城市的“領事館”也同時關閉。 ^[36]  美國與台灣當局的官方關係結束，美國與台灣當局之外交工作轉由新設立的美國在台協會負責。 ^[4-5]  隨後，經卡特政府邀請，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1979年1月28日正式訪問美國，這是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揭開了中美關係史的新篇章。 ^[37]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美。1月29日，卡特與鄧小平舉行了會晤，雙方就中美關係，尤其是台灣問題以及國際形勢交換了看法。中美雙方簽署了科技合作協定、文化協定及建立領事關係和互設總領事館的協議。 ^[38] 

1978年，卡特邀請埃及總統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貝京同赴大衞營，使雙方同意按協定來結束兩國間自1948年以色列立國以來的戰爭狀態。該協定規定兩國間建立全面性的外交和經濟關係，條件是以色列將所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

1979年，卡特與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維也納簽訂新的雙邊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ALT II），在兩個超級強國得以充分查核的條件下，建立彼此同等的戰略核武器發射系統。 ^[6] 

1979年，蘇聯進兵阿富汗，卡特政府對此採取了較為強硬的措施：提出強調實力的“卡特主義” ^[22]  ，禁止美國谷物輸往蘇聯，撤回與蘇聯簽訂的雙邊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並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

1979年11月4日，一羣伊朗學生衝入駐德黑蘭的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將使館人員扣為人質。學生暴行隨即得到伊朗臨時政府的支持，於是在被困外交人員問題上，美伊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卡特的反應是迎合拖延，儘量通過談判方式尋求人質的釋放，避免與伊朗政府直接衝突。這一態度起初得到美國公眾支持，但在1980年4月美國秘密軍事援救人質行動（又稱鷹爪行動或藍光行動）失敗後，卡特未能取得人質獲釋，遂成為他一大政治包袱。 ^[7] 

美國作家弗蘭克·弗雷德爾：“吉米·卡特熱切希望使政府‘能勝任工作和富於同情心’，同美國人民以及他們的願望息息相通。在他就職時，人們曾批評總統的職位具有帝王之尊‘’，他於是着手恢復樸實的作風。” ^[21] 

美國曆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認為：“卡特帶着完好無損的道德度和誠實感從華盛頓返回家鄉普蘭斯。” ^[31] 

美國國際政治學家約瑟夫·奈説：“卡特是社會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財政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他為了把民主黨內和國會不同派系團結到一起費盡心機。他是個天才競選者，但在推動政治妥協和構建政治聯盟方面不那麼在行。他表現得更像是一名衞道士，或者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伐木工。” ^[31] 

諾貝爾官網稱讚道：“卡特幾十年的不懈的努力尋找和平解決國際衝突，推進民主和人權，並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15] 

2019年，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創始人尼爾·布什在給卡特的“美中關係卓越領袖獎”的頒獎詞中説：“卡特總統推動美中建交，展示了非凡的遠見。他同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密切合作，採取了大膽的、具有政治勇氣的行動，促成了美中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一決定不但改變了美中關係，事實上直接改變了這個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好。卡特總統從直覺上理解美中建交符合兩國長遠利益，他的這個理解是多麼的正確。” ^[34]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迴應卡特獲得“美中關係卓越領袖獎”的提問時説：“卡特先生作為當年中美建交的當事人和見證者，在就任總統期間和卸任之後一直致力於推動中美關係發展。” ^[16] 

美國海狼級攻擊核潛艇3號艇被命名為“吉米·卡特號攻擊核潛艇”。 ^[28] 

卡特初見海曼·喬治·里科弗時，被裏科弗問及自己在海軍學院的成績。卡特説：“在全年級820名學員中，名列第59。”里科弗又嚴肅地問：“你當時全力以赴了嗎？”卡特不好意思地承認自己有偷懶的時候。里科弗又問：“為什麼不全力以赴呢？” ^[32] 

里科弗的這種嚴格精神對卡特影響很大，使他重新肯定了他幼年時期的座右銘，即“勤奮工作的人就是能夠出人頭地的人”。卡特承認除了他父親以外，里科弗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卡特後來在寫自傳的時候，就以《為什麼不是最好的？》為題，一方面是為自勉，另一方面表示對里科弗的敬重。 ^[32] 

卡特的總統競選口號是： “我永遠不會對你們説謊。”當他卸任後，研究人員認為卡特兑現了他的口號，他的公開講話與書面記錄高度一致。 ^[31] 

卡特與羅莎琳(3張)

卡特和他的妻子羅莎琳生活得相當簡樸，一直住在只有兩間卧室的農場小屋裏。根據美國聯邦總務管理局的統計，卡特是美國曆任前總統中花費納税人的錢最少的一位。 ^[24] 

雖然身體狀況不佳且年事已高，但卡特仍然熱心參加社區活動，每隔一週他會在鎮上的教堂授課。 ^[14] 

（圖冊參考資料 ^[18]  ）

卡特卸任總統後，撰寫了33本書，涉及他的生活和事業、他的信仰、中東和平、婦女權利、老齡化等。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