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城

清同治六年八月二十日（1867年9月17日），吉城出生於東台。其曾祖吉宗沅（字盈科）是清中期“京江詩派”詩人，曾與鎮江餘江乾等合組“竹深詩社”，著有《竹深吟榭詩集》存世。咸豐年間，吉城伯祖父吉森和祖父吉棣因避“洪楊戰亂”，率全家自鎮江遷徙蘇北，僑居東台縣城。為謀生計，吉城祖輩和父輩在東台經營南北貨，商號“吉泰和”。到了吉城這一輩，同胞兄弟三人、叔伯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四”。吉城孩提時，父親吉煌與伯父吉煥商議，將來“吉泰和”商號經營不需所有子侄都參加，為繼承先祖盈科公學問，可“以商養學”，兩家均應挑選一子，培養其讀書舉業。於是，吉煌次子吉城自小即被家長選為“要讀書”之人，由此而步入求學之路。

吉城六歲時拜鎮江僑居東台的宿儒孫大生（字仰吾）、丁少農（字笙甫）為師，從起蒙識字起，到研讀“四書五經”。光緒六年吉城十三歲，他參加縣試中秀才，但其後的舉業之路蹉跎坎坷，屢試不第。直到光緒二十二年，因捐銀山東賑災，清廷户部頒發給他一張貢生證書，授文林郎候選訓導。此後，吉城即以“做學問”和“教學生”為業，他淡泊明志，勤劬厲學；博覽羣書，著作等身；研討學術，詩文會友；講學蘇皖，培植多士，終於成為一位教學相長的著名學者。

光緒二十三年，吉城受山東沂州府知府丁立鈞（字叔衡）聘請，遙領“沂州府書院”閲卷，歷時三年。其後，丁立鈞辭官出任江蘇江陰“南菁書院”（後改為“南菁高等學堂”）山長，再次聘請吉城遙領“南菁書院”閲卷，直至光緒二十八年丁立鈞病逝止。光緒二十五年，吉城在東台發起組織“青冰文會”，二十九年又發起組織“能羣書會”，東台及周邊學者爭相加入文會和書會。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吉城與丁立鈞堂弟丁立棠（字禾生）聯手創辦東台“能羣學堂”。“能羣學堂”廢除書院“八股式”教學法，採用“國語、國文、經學、史學、修身、算學、美學、音樂、外文”等新式教學科目，眾多學子乃踴躍入學。光緒三十三年至宣統元年，吉城受蒯光典（字禮卿）和張文運（字子開）聘請，赴南京與合肥，先後擔任南京“上江公學堂”和合肥“廬州府中學堂”教習三年。

為“研究國文、弘揚國學”，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吉城與合肥蒯光典（字禮卿）、江陰繆荃蓀（字炎之）、蘇州朱孔彰（字仲我）、東台陳汝玉（字白石）、松江張錫恭（字聞遠）、興化李詳（字審言）、淮安吳涑（字温叟）、江都梁公約（字慕韓）、丹徒陳祺壽（字星南）、江甯程先甲（字鼎丞）、合肥殷孟喬等著名學者一起，在南京創建“國文研究會”。斯時，南京“國文研究會”和上海“國學保存會”宗旨一致，在“宣傳國學，提倡國粹，反對全盤西化”等方面都作出了較大貢獻。

為“交流學術、以文會友”，清末之時，吉城與丁立鈞、丁立棠、丁立瀛、丁立淦、丁傳恕、陳祺壽、陳培壽、夏寅官、楊葆寅、陳汝玉、蔡慶昌、蔡慶生、蔡子貞、戈銘猷、楊世沅、楊祚緝、楊祚職、周應芹、周應昌、李步青、汪濟、鮑燾、徐齊仲、徐謙、袁承業、程畹、吉墉、吳春炎、畢俊民、劉蔚如、鮑振玉、鮑耔原、盧楚卿、呂子恂、潘樹華、陳臧、陳康、盧榕、武曾任、馮抱一、葉子實、張偓仙、周仲飛、楊冰、王稷堂等一大批東台學者（含祖籍外地而僑居東台學者）成了學友，他們經常在一起研討學術，詩文唱和，活躍了當時地方文化氛圍。吉城與“國文研究會”諸同仁及張謇、劉啓琳、馬其昶、吳昌碩、沙元炳、傅春官、陳獨秀、柳詒徵、易順鼎、項承明、沈曾植、崔聘臣、鄧實、張文運、李國松、李國芝、劉澤源、姚慎思、姚叔節、張敬文、李藥房、馬蔭庭、徐天玉、丁立?amp;#93;等外地著名學者亦為學友，他們互通信札，交流詩文和治學心得，廣結“翰墨緣”。

宣統二年，吉城從安徽合肥返家鄉，東台縣知縣何為（字元泰）聘請他擔任“東台縣中學堂暨師範學堂”教員，執教“經學、文學、修身”三科，每學期薪修一百八十銀幣。宣統三年夏，安徽發洪水氾濫成災，吉城舉其歷年所得束脩，捐銀幣一千元為賑。民國六年東台成立修志局，縣知事彭世祺又聘任吉城為修志局名譽協修，他根據採訪資料編纂成稿，然而人事變遷，最終未能付梓。吉城晚年講學於東台“樂學館”，一時間雲景風從，薰陶者眾。民國十七年四月一日（1928年5月19日），吉城病逝於東台縣城寓所，享年六十一歲。

吉城一生以讀書著書為樂，勤於筆耕，其成冊國學遺著有三十一種，曰：《易象禮徴》、《尚書微子注》、《檀弓壹學》、《夏小正約義》、《左氏詩學》、《左氏許義》、《左氏正義述》、《左傳旗考》、《左傳兵事用旗考》、《左傳小識》、《穀梁範注家法考》、《魯論語大義述》、《論語問答》、《論語弟子名字古義述》、《論語王充義》、《讀經積微》、《論語齊魯學長篇》、《讀史積微》、《讀碑積微》、《吉氏譜系考》、《石鼓文考證》、《嘉祥縣西漢石壁畫記疏證》、《魯學齋金石跋》、《孫卿賦章句》（光緒三十三年，繆荃蓀、馬其昶、李詳為此書鈔本題記）、《莊子閒詁》、《墨子經説句指》、《太玄經釋文校語》、《楚辭甄微》（1980年陳直為此遺著作引言，1982年中華書局《文史》第十三輯選載此遺著中的十五則）、《亭林詩補註》、《魯學齋讀書雜誌》、《魯學齋詩文鈔》。上述吉城遺著鈔本中的二十二種現已入藏國家圖書館，待出版。

此外，吉城還撰寫了不少研究國學的短文，併為若干名家之著作序，給不少已故名人撰銘等。在光緒三十二年刊《句容金石志》（楊世沅輯）中，序言系吉城所作；在光緒三十三年底刊《政藝通報》（“國學保存會”鄧實創辦的半月刊）上，發表了吉城所撰《國文研究會序》；在民國六年刊《冰暉閣印掇》（楊祚職輯）中有一頁《吉贊》，系吉城集石鼓字撰讚詞、西泠印社社長吳昌碩書；在民國十四年刊《殷墟書契考釋小箋》（陳邦懷著）中，序言亦吉城所作。

吉城從二十歲開始寫日記，自光緒十三年起至宣統三年止，歷時二十五年未間斷，總字數過百萬。吉城將其日記裝訂成二十三冊，並在各冊封面上題寫了標籤，如《將就齋日記》、《台笠人家日記》、《式古訓齋日記》、《如不及齋日記》、《晦庵日記》、《遐年硯移日記》、《魯學居日記》、《魯學齋日記》等。因吉城將其書齋定名為“魯學齋”，且其日記的最後數冊皆題為《魯學齋日記》，故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整部吉城時以《魯學齋日記》作為總稱。

吉城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在江蘇東台、南京、鎮江、丹陽、興化和安徽合肥、蕪湖等地學習、工作、生活與交往、旅遊的經歷，涵蓋其“讀書求學、參加科舉、從事教學、結交學者、研究學問、著書立説、居家生活”等方面。值得重視的是，吉城在日記中記錄了當時許多學界人士、社會名流和政治變革、鄉土風俗、天氣變化、天災人禍的實況，講述了他與一批著名學者交往相知、交流學術的經過，這些記錄與講述，對研究晚清時期東台及南京、合肥等地“學者動態、社會人文、民俗文化、自然科學”等，均有較高價值。通過查閲吉城日記，證實了“江蘇省東台中學”的百年曆史（1905～2005），這部分日記的影印件和相關資料、證書即為該校校史館收藏並展出。在1987年出版的《江蘇地震志》中，也如實引用了吉城日記中記載的地震史料。隨着整部吉城《魯學齋日記》的影印出版，必將能為學術界提供許多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