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戰

（第1次）208年十二月—209年

（第2次）215年八月

（第3次）230年冬

（第4次）233年十二月

（第5次）234年六月至七月

（第6次）253年四月至八月

結果：東吳屢次攻合肥，均是無功而返，其中有2次是兵敗而逃（215年、253年）。

參戰方：曹魏（曹軍）、東吳（孫軍）

208年十一月，曹操於赤壁之戰大敗，但大軍仍駐紮於荊州北部。十二月，吳軍將領周瑜正攻打江陵的曹仁，而孫權則親自進攻合肥，想開拓西、北兩邊戰線。當時合肥太守為揚州（與今日之揚州市無關）刺史劉馥，孫權將軍隊圍住合肥，另派張昭進攻九江的當塗，但不成功。

在孫權攻城逾月之後，經歷了赤壁之敗的曹操率軍從荊州返回，並派將軍張喜帶兵解圍。但援軍久而未至。

至209年，合肥城仍然久攻不下。孫權想率輕騎親自突擊敵人，不過張紘進諫道：“夫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兵器是兇器，戰爭是危險的事。現今主公您恃着血氣盛壯，就輕視強橫兇暴的敵人，三軍將士對此莫不心寒。即便可能斬殺敵將、奪取敵旗，威震敵場，但這也是偏將的任務，不是主將應當做的事。希望你能抑止賁育之勇，而懷有霸王之圖謀。）”孫權便不再想突擊。

而合肥城經歷了一百天的攻擊，又連連下雨，城牆將崩，於是，守軍以草和棕櫚葉補上城牆，夜晚則點火照亮城外，觀察敵人行動以作防備。另一方面，張喜援軍仍未到達，別駕蔣濟便向刺史獻計，偽稱四萬援軍已到雩婁，派主簿假扮迎接張喜，並命三個守將帶信出城後裝作偷入城。當中，一個成功回城，兩個卻被孫軍擒獲。孫權得信後，相信曹軍會有四萬人來救，便燒陣撤退，合肥之圍得解。

《三國志·魏書一·武帝紀》：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徵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

《三國志·吳書二·吳主傳》：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三國志·魏書十四·蔣濟傳》：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徵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覆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雲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

《三國志·魏書十五·劉馥傳》：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

《三國志·吳書八·張紘傳》：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徵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

建安十三年（208年）末的第一次合肥之戰：曹魏城池合肥被稱為“城欲崩”，成為敗勢求存的“得全”。結論：東吳軍隊在交鋒中本來佔據勝勢，已經是勝利在望，卻因為錯誤地相信了蔣濟所寫的偽報之信而退走。

214年，曹操南征孫權不成，班師前留張遼、李典、樂進與七千多人防守合肥。至215年，曹操出征張魯時，派護軍薛悌送函到合肥，寫到“賊至乃發（賊到時才打開）” ^[2]  同時，孫權與劉備爭奪荊州中以平分荊州作為條件，兩軍撤退。不過，孫權見曹操遠在漢中，未能及時回到東邊，在八月率十萬人北至陸口，出征合肥。張遼等便打開曹操之函，寫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若孫權軍來到，張、李兩位將軍出城迎戰，樂將軍守城；護軍薛悌不要出戰。）”因敵我兵力懸殊，諸將都對此指示感到疑惑。張遼説：“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足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曹公正率軍在外作戰，等他率領的援軍到達時，孫權軍必定已攻破我們。所以教函要我們在敵軍集結完畢前反過來攻擊他們，先挫折敵人的氣勢，以安定軍心，然後可以順利守城。成敗之機，就在此一戰，各位有何疑惑？）”

李典亦認同張遼，於是在前夜募集勇士，得到八百人，殺牛犒賞軍士，準備明日大戰。天亮的時候，張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死數十人，斬二員大將，張遼大呼自己的名字，衝入軍壘，到達孫權旗下陣營。孫權見如此情況大驚，無所適從之下只好登上山頂，以長戟自守。東吳軍隊猝不及防，陳武戰死，宋謙、徐盛軍都不敵，士兵開始潰散。潘璋在後，馳馬追上，在馬上斬殺宋謙、徐盛軍中的二個逃兵，士兵見此，都回頭再戰。張遼叱孫權下戰，孫權不敢動，看見張遼率軍甚少，回頭再戰的東吳軍士將張遼軍隊團團圍住。賀齊也在中軍拒擊魏軍時，撿到了徐盛受傷掉落的長矛。張遼突擊衝出，包圍被打開缺口，張遼麾下的數十人得以破圍而出。張遼軍的餘眾們大聲呼喊道：“將軍棄我乎！（將軍拋棄我們了嗎？）”張遼因此再度衝入包圍網，救援張遼軍的餘眾們。最終，孫權軍隊都披靡敗走，無人敢再抵擋張遼的軍隊。

這場戰鬥是從日出到中午，吳軍士氣全失，回軍修整守備，曹軍眾人之心安定，李典、樂進諸將皆服張遼。

這次戰鬥的5個階段：1.張遼突擊吳軍；2.吳軍包圍張遼；3.張遼破圍而出；4.張遼復入吳軍；5.吳軍披靡敗走。 ^[3] 

這場戰鬥也正是“張遼止啼”典故的產生原因。 ^[3] 

此後，孫權僵持在合肥十多日（“權守合肥十餘日”當中的“守”字，沒有進攻的含義，但有堅持、僵持、保持的含義。既然“守”字沒有進攻的含義，《樂進傳》又沒有記錄樂進在合肥拒擊敵人的功勳，《武帝紀》也只有出戰的張遼、李典之功而無守城的樂進之功，所以，在孫權軍隊僵持在合肥的十餘日這一時間段裏，無法確定孫權軍隊是否曾經對合肥城發起過攻城戰。），認為己方已經是奪城無望，又遇上疫疾，便命大軍班師，自己則和一千多虎士與淩統、甘寧、呂蒙、蔣欽為後（史書原文有“唯”字，沒有“等”字，陳武已死，潘璋、宋謙、徐盛不在津北）。至逍遙津北，張遼觀察到孫軍撤退，乘機率軍追擊，孫軍頓時混亂，孫權被圍。甘寧嚴厲的要捶響戰鼓，增強士氣，淩統親率三百近兵衝入重圍，甘寧則引弓掩護，呂蒙、蔣欽死戰拒敵。

淩統救出孫權，便回頭再戰。孫權與甘寧蹴馬趨津，但撤退路上的橋已被敵軍所毀，丈餘無板，當時孫權近監谷利在馬後，叫孫權抓着馬鞍、鬆開繮繩，谷利在後面加鞭，以助馬勢，孫權順利躍馬過河，與在津南率三千人防備的賀齊會合，孫權才成功逃脱。而淩統繼續拖住敵軍，左右人馬已死，自己也身受創傷，殺死數十人，知道孫權已安全，才披甲潛行逃走，成功逃生後，在津渚上痛哭流涕。 ^[4] 

張遼率領着投降的東吳軍人返回合肥城，在押解斬俘的途中，張遼詢問投降的東吳士兵：“有個紫色鬍鬚、上身長腿短、善於騎射的人是誰？”東吳降卒説：“是孫權。”等到張遼與樂進相遇，談到這事，嘆息己方沒有早點知道孫權的樣子，早知道就急追他，説不定就能抓到他了。合肥城內的曹軍將士聽説，皆大為嘆恨。

關於建安二十年（215年）的第二次合肥之戰，該戰役的戰前準備、戰後影響、歷代名人對此戰的評價等更多的詳細內容，詳見詞條逍遙津之戰。

《三國志·魏書一·武帝紀》：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

《三國志·魏書十七·張遼傳》：太祖既徵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徵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鹹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

《三國志·魏書十八·李典傳》：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眾與遼破走權。

《魏略》：張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眾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遼恐之。

《魏書》：孫權率十萬眾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

《三國志·吳書十·陳武傳》：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

《三國志·吳書十·潘璋傳》：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鬥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

《三國志·吳書十五·賀齊傳》：二十年，從權徵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中兵拒擊，得盛所失。

《三國志·吳書二·吳主傳》：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淩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三國志·吳書九·呂蒙傳》：師還，遂徵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淩統以死扞衞。

《三國志·吳書十·蔣欽傳》：從徵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

《三國志·吳書十·甘寧傳》：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並呂蒙、蔣欽、淩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三國志·吳書十·淩統傳》：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嘆恨。

《三國志》裴注《江表傳》孫權篇：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

《三國志》裴注《江表傳》賀齊篇：權徵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以克心，非但書諸紳也。"

《水經注·卷三十二》：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於津北，橋不撤者兩版。權與甘寧蹴馬趨津，谷利自且著鞭助勢，遂得渡梁。淩統被鎧落水，後到追及，流涕津渚。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的第二次合肥之戰：魏軍對吳軍是“擊破之”、“大破之”、“與遼破走權”；吳軍被稱為“陳武鬥死，宋謙、徐盛皆披走”，雖然曾經“兵皆還戰”，但最終“權人馬皆披靡”、“吳人奪氣”、“權眾破走”；一些來不及逃走的吳軍將士成為了“吳降人”；孫權本人也成為了敗勢求存的“得去”、“已免”、“得免”、“幾至危殆”、“幾至禍敗”。結論：兩次野戰交鋒均是魏軍獲勝，吳軍戰敗。

太和四年（230年）正月，魏國於合肥境內建築合肥新城，防備吳國。當年冬天，孫權聲稱要取合肥。滿寵上表要求召集兗州、豫州兵力。後來兩州兵力雲集，敵兵只好退還了。朝廷命滿寵就此撤兵。滿寵認為敵兵大舉退還，恐怕不是本意。他們一定是佯裝退卻以麻痹我們，等我們撤軍後，好趁虛而入。於是上表要求不要撤軍。於是曹魏採納滿寵的建議，讓兗州、豫州的援軍繼續駐紮在揚州境內。孫權果然來攻打合肥城，不克而還。

《三國志·吳書二·吳主傳》：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

《三國志·魏書二十六·滿寵傳》：四年，拜寵徵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太和四年（230年）冬季的第三次合肥之戰：孫權攻合肥，被曹魏的兗州、豫州、揚州的三州將士聯合擊退，最終不克而還。

青龍元年（233年）十二月，第五次合肥之戰爆發。

孫權出兵想圍攻合肥新城，因城遠水，二十餘日不敢下船。

魏將滿寵對手下諸將説：“孫權知我移兵城外，定會誇海口。前來展示其實力，邀取功名。雖然他不敢向前推進，但定會上岸來炫耀兵力，以示其兵多將廣。”於是滿寵便派遣六千步騎（帶兵將領不明），在淝水隱處伏兵等待。後孫權果然上岸耀兵，滿寵伏軍突起襲擊，斬首數百，也有逃至河中溺死。

吳主孫權大怒，於是攻打合肥新城，吳將全琮率領步騎五萬攻六安，最終都是不克而還。

《三國志·吳書二·吳主傳》：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徵六安，皆不克還。

《三國志·魏書二十六·滿寵傳》：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三國志·吳書十五·全琮傳》：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徵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

青龍元年（233年）十二月的第四次合肥之戰：孫權在合肥境內登岸，本欲耀武揚威，卻被伏兵所擊 。而孫權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又都是不克而還。

青龍二年（234年）二月，蜀漢丞相諸葛亮進行第五次北伐，遺使請東吳一起出兵。孫權答應。孫權誤以為謂魏明帝曹睿不會率大軍前來，於是，同年五月，孫權進駐巢湖口，自稱有十萬人，親自帶兵攻向合肥新城；另一方面，又派陸遜、諸葛瑾率萬餘人進駐江夏、沔口，攻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進駐淮，向廣陵、淮陰進逼，形成三路兵馬北伐。

六月，曹魏老將滿寵打算率領眾軍援救新城守將張穎，但殄夷將軍田豫卻認為該新城自守有餘，如果有援軍至，怕孫權反過來吞併滿寵的援軍，於是説：“敵人竭盡全力大舉出動，不只是為了爭奪小利，他們是要藉助攻打新城以引誘我出動大軍。應該聽任他們攻城，挫敗他們的鋭氣，不應該與他們爭高低。他們攻新城不下，士兵必然疲憊；等其疲憊之後，我們再出擊，可大獲全勝。如果敵人知道我們的計劃，就不會再攻城，必定會自動退走。我們若現在進兵，正中了他們的詭計。此外，大軍出動的方向，應該使人難以預料，不應該讓軍隊自己籌畫。”而當時吏士多請假，滿寵上表請召中軍兵及召回所有請假將士，集合抵擋。不過散騎常侍廣平劉邵認為滿寵該自守不攻，避其鋭氣；而中軍則先派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出發，將隊伍排列疏散，多加旗、鼓，敵軍知道大軍到來，必定自走，可以不戰而破。魏明帝聽從其計，先派前隊出發。

而魏明帝也不接納滿寵提出的撤離合肥而退至壽春的意見，認為合肥、襄陽、祁山是曹魏東、南、西三個重要防點，守城有餘。衞臻也看穿了孫權外表上響應諸葛亮，其實內心只是想在一旁觀望，認為合肥城池堅固，孫權的進攻不足為慮。

當時的滿寵至少已有76歲的高齡。滿寵的大軍援救計劃被田豫駁回，滿寵的撤除合肥新城退至壽春的計劃又不被採納。於是，滿寵便募集數十壯士，折斷松枝為火炬，灌上麻油，在上風的位置順風放火。火勢在風力的作用下不斷蔓延，一直燒到了敵軍的攻城器具。孫權的侄子孫泰前來救火，滿寵軍隊又向吳軍放箭。當時滿寵軍隊射出的箭支是順風而行，被風力增大了射程和貫穿力，最終射殺了孫泰。至此，吳軍的一些攻城器具被燒燬。

正如田豫、衞臻、劉邵的預料，曹魏的合肥新城守將張穎等拒守力戰，使得孫權久攻不克，雙方一直戰至七月。

七月壬寅日，魏明帝曹睿親率大軍東行。魏明帝曹睿的大軍距離合肥新城還有數百里的尋陽時，孫權便恐懼而退走，進攻淮水流域的孫韶軍亦同時回師，只有進攻漢水流域的陸遜軍繼續戰鬥，但不久亦撤退。

《三國志·魏書三·明帝紀》：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

《三國志·吳書二·吳主傳》：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

《三國志·魏書二十一·衞臻傳》：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

《三國志·魏書二十一·劉邵傳》：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徵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並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眾新至，心專氣鋭。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

《三國志·魏書二十六·滿寵傳》：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

《三國志·魏書二十六·田豫傳》：後孫權號十萬眾攻新城，徵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眾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賊遁走。

青龍二年（234年）夏秋之交的第五次合肥之戰：孫權此次出征是孫權最後一次親征，正如田豫、衞臻、劉邵的預料，被合肥新城守將張穎屢屢擊退。而曹睿舉曹魏朝廷大軍來徵，嚇得東吳軍隊全線撤退。不但孫權都退走，孫韶、張承也都紛紛退走，甚至遠在漢水流域的陸遜、諸葛瑾也都恐懼退走。

起初，孫權挾赤壁之戰的勝利之威，只需要面對“城欲崩”、慶幸“得全”的少量合肥守軍。後來，面對的是人數仍佔明顯劣勢的7千合肥守軍。再後來，孫權面對的是曹魏的揚州、兗州、豫州這三州兵馬。如今，卻要面對魏明帝曹睿親自率領的曹魏朝廷大軍。孫權固然想擁有合肥，但他要面對的魏軍卻是越來越多了。或許，此時的孫權非常後悔當初就不該相信蔣濟的偽報之信。

253年，吳太傅諸葛恪由東興回來後不久，不顧眾臣勸阻，於三月親率二十萬人再次出兵北征。夏四月，圍攻合肥新城，諸葛恪建起土山急攻，魏將張特與三千人守新城三個多月，死傷甚多，城池將破。

張特對吳人説：“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現在我已無心再戰了。但依魏國法規，被攻超過一百日而援救不來的話，雖然投降，家人可以免去刑責；自抵抗敵人以來，已經九十多日了，這城中本來有四千多人，戰死者已經過半，城池雖陷，如有半數人不想投降，我便與他説話，陳明善惡，明日早上送名，你們先以我的印綬拿去作信託吧。）”

張特便將印綬拋給他們，而諸葛恪相信他，便不取印綬。於夜中，張特卻拆去屋舍的木材、圍欄，將城牆崩潰的地方補上二重。到明日，張特對吳人説：“我但有鬥死耳！（我只有戰鬥而死了！）”堅守不降，吳軍大怒，進攻但已不能攻克了。當時天氣又炎熱酷暑，吳兵疲勞，疫病橫行，得病的人有大半，死傷嚴重。諸葛恪攻城不下，遷怒於各部將，士卒怨聲不斷。

早在當年的五月，曹魏朝廷得到了諸葛恪圍攻合肥新城的消息。便派遣魏太尉司馬孚率援軍二十萬人趕往新城。司馬孚知遁吳兵已疲乏，便進兵大敗吳軍。八月，諸葛恪無奈引軍歸還。司馬師命文欽督遣精鋭部隊會合，要其斷諸葛恪的退路，毌丘儉等將斷後。諸葛恪懼怕而遁逃，文欽上前大敗敵軍，斬首萬餘人。 ^[5] 

參戰人物：吳軍（諸葛恪、朱異、蔡林），魏軍（張特、司馬孚、文欽、毌丘儉） ^[6-7] 

《晉書·帝紀第二·景帝紀》：五年夏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並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眾，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併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帝乃敕欽督鋭卒趨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三國志·吳書三·三嗣主傳》：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

《三國志·吳書七·諸葛恪傳》：於是違眾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回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作，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僕坑壑，或見略獲，存記忿痛，大小呼嗟。而恪宴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眾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

《吳書》：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

《魏略》：是時，張特守新城。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毌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鬥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晉書·列傳第七·司馬孚傳》：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孚次壽春，遣毌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

《三國志·魏書二十八·毌丘儉傳》：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御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

嘉平五年（253年）四月至八月的第六次合肥之戰：諸葛恪不聽聶友等人的勸阻，違眾出軍，被曹魏合肥新城守將張特屢屢擊退，“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最終只得退還。退走之時，又被曹魏追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為諸葛恪的敗亡和孫峻、孫綝的先後上位，埋下了伏筆。

合肥之戰的勝利對曹魏來説意義十分重大，這是因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帶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合肥的主要作用是抵抗敵人的寨壘，所以守備能力對曹軍極為重要；而東吳若要北伐，合肥是其中一個障礙點及補給點。六次合肥之戰，終吳之世，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