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環境

今年國家才正式提出‘合同環境服務’這個概念。由環保部制定的《環境服務業“十二五”發展規劃》，近期在環保部內部走完程序後即可頒佈實施，該規劃的核心是擬仿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在環保領域引入合同環境服務概念

合同環境服務的需求決定了其責任主體包括兩類：第一類為排污企業，即“誰污染誰負責”；第二類為政府部門，以收費的方式將環境責任集中起來，進而由政府集中採購服務。

合同制度本是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但近代合同制度在其沿革中，已經超出民商法範疇，擴展到法律的各部門和法學各領域。合同涵蓋的關係日益複雜，其外延擴大而導致內涵減少，合同已成為一種形式化的法律制度。環境法在協調環境資源的公共性所要求的國家管理意志與私人性所要求的個人意志時，可以藉助合同這一外在形式，建立統一的環境合同制度，以實現環境法的目標價值。在環境法實踐中，已經出現了環境使用權交易、旅遊資源利用、水權轉讓等利用合同制度的作法。對這些法律現象的研究如果能夠整合合同制度理論和環境法理論並加以抽象、深化，無疑將極大的完善環境法理論和制度體系，也將促進環境法的實踐發展。

契約自由是近代合同制度的核心和靈魂。但是，契約自由作為一種理想，自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就與現實生活存在巨大的差距，只是近代的社會經濟條件尤其是自由競爭理念為其發展提供了較大的空間。現代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巨大變化，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幹預理念的發展導致了民法上契約自由原則的衰落，契約自由與契約正義的劇烈衝突使契約自由原則至高無上的地位被動搖，不得不對其加以限制以伸張正義。表現在：誠實信用原則等一般條款的繁榮；附隨義務的強制性；締約上過失與約定上禁反言的規定；立法和司法對合同的干涉，如強制締約、默示條款、標準合同、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契約相對性原則的突破；弱者保護；關係契約理論的產生，等等。1這些變化促使合同向確定權利義務的形式迴歸。

民事合同的形式化變遷，卻為其它法部門利用合同形式實現本部門法的目標或者改善本部門法的調整手段提供了途徑與方法，併為其它部門法建立自己的合同制度提供了思路。現代行政法等部門法對民事合同制度的借鑑正是如此，它們利用了合同作為確定權利義務的形式，形成了行政合同、經濟合同和勞動合同。在民法以外的法律制度中，所謂的合同僅僅是確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的法律形式，而不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民事合同意思自治的本質。當然，其他合同制度也有其本質特徵，但肯定不是完全意思自治。因此，相對於民事合同而言，其他合同的產生是其他部門法對民事合同借鑑的結果，是一個剔除本質，僅留形式的“形式化”過程。

合同的形式化減少了合同的實質要求，從而擴大了合同的適用範圍，為其他法律部門建立合同制度開闢了通道。較之於民事合同，其它合同的共同特徵是，喪失了絕對意思自治的合同本質，而成為確定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形式。國家普遍意志及其具體要求不斷向合同內部滲透，且合同中的非財產因素增加，引起國家的普遍意志和特殊意志對私人自由意志的否定。

既然合同可以作為一種融合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的形式，那麼環境資源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矛盾在一定範圍內應該可以藉助合同制度加以解決，從而使環境法引入合同制度成為可能和必要。本文將環境法上的合同稱為環境合同，並將其定義為：國家與個人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就環境資源使用權的確定和轉移達成的協議。環境合同相對民間合同來講，是一種形式化的合同，是確定包括國家在內的各方當事人在環境資源使用中的權利義務的一種方式。

環境合同中個人意思自治受到了限制，加入了國家意志的干預因素，那麼環境合同中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的關係是環境合同本質的問題。筆者認為，環境合同中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是互相協調的關係。一方面，國家意志在環境合同中處於基礎性地位，對個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過確定國家意志的優先地位來實現，國家意志作用範圍決定着個人意思自治領域的大小。但另一方面，國家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個人意志在環境合同中發揮作用。環境合同中必須有個人意志發揮作用的空間，個人意志在某中程度上抗衡於國家意志的同時，也要與國家意志相協調。國家的管理行為必須取得個人的自願配合，才能最終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個人意志也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服從國家意志，犧牲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才能獲得現實的環境權利。因此，環境合同的本質在於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的平衡。

國家意志在環境合同主要體現為國家管理權的行使。國家或政府在環境合同中取得具體權力（利）的基礎是國家環境管理權，其範圍和界限也決定着國家意志在環境合同中的實現程度。因此，對環境合同中國家意志的討論集中於國家環境管理權。

國家環境管理權是出於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以環境資源的受託管理者或所有者的身份享有的對環境資源和環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權力，其行使相對於個人有一定的優先效力，但並不是完全的意思先定。從社會學角度看，國家環境管理權產生的基礎是現代以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融合，產生了所謂公共領域，客觀上需要國家的公共管理職能和公共事務管理權，這不同於傳統的國家統治職能和行政權。體現在環境保護領域，環境污染和破壞往往涉及一定範圍內大多數人的利益，僅靠私人權利的對抗和制衡已無法全面解決問題，而傳統行政權的強制性又不宜過多介入私人關係，由此產生國家環境管理職能和環境管理權。從環境倫理的角度，應該認為大自然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這種價值是固有的、客觀的，與人是否參與評價無關。因而保護和促進具有內在價值的生態系統的完整和穩定是人類所負有的一項客觀義務。這項義務對於國家來説即履行環境保護職責，從而需要賦予其環境管理權；對於個人的環境保護義務，除了法律的直接規定外，法律無法明確規定的仍需由國家的具體行為來確定，而對個人課以環境義務的行為需要國家環境管理權作基礎。因此，人類的環境保護義務是國家環境管理權的倫理基礎。

國家環境管理權的範圍和界限應該以其產生的基礎為依據。首先，國家環境管理權存在的直接社會基礎是保護公共性環境利益的需要，因此，公共性環境利益的界限以及應當保護的程度構成了國家環境管理權本身的限制。即國家環境管理權的行使應當是保護公共性環境利益所必需的，其範圍和界限不能超出公共性環境利益的界限，應與環境資源的公共性特徵相適應。其次，國家環境管理權的範圍和界限要與公民的環境保護義務相適應。國家環境管理權的行使通常直接導致公民承擔相應的義務，這種義務不能超過公民在客觀上應當承擔的環境保護義務的範圍。公民環境保護義務的確定，有賴於一定環境倫理和正義標準的明確，並受制於公眾環境意識的強弱，但最基本的如環境責任原則、污染者負擔原則已得到普遍的承認。最後，國家環境管理權要受到公民基本權利的制約。國家環境管理權和公民環境保護義務的目的都在於維護環境利益，在這一點上二者是統一的，僅僅是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但環境利益特別是公共性環境利益可能與公民的私人利益存在衝突，國家環境管理權也可能與公民的基本權利存在正面衝突。法律必須在保護環境和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如財產權利等之間進行平衡，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從維護公民基本權利的角度對國家環境管理權的範圍和界限進行的限定，不能容許濫用國家環境管理權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以上幾個方面是相互聯繫的，對其綜合考察才能在具體情況下確定國家環境管理權的界限。

把國家環境管理權界定為對環境公共事務的管理權，一方面，它與行政權一樣具有直接對人的效力，這也是它的公權屬性；另一方面，它對環境事務的管理也是對環境資源的管理，作為一個整體的環境資源是國家環境管理權的客體，這也是國家環境管理權與行政權的區別所在。且國家環境管理權的目的是保證整體的環境資源適於人類生存、生活和生產。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環境管理權首先是對環境資源這一客體的管理權，其次才是對相關的個人的管理權。因此，國家環境管理權從對環境資源進行管理的角度考察，包括：（1）環境所有權。從環境資源的公共性出發，可以將環境資源界定為國家所有。環境資源的國家所有制並不否認私人利用權，反而更有利於環境資源的公共性與私人性的協調；實踐上，我國將大部分自然資源規定為國家所有也未妨礙其充分利用。（2）環境規劃權。為了保證環境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環境質量的良好狀況，應當對環境資源及其利用從總體上進行規劃，確定環境資源的用途和利用程度。（3）環境監督權。對於個人利用環境資源的行為，國家仍有必要進行監督，以保證個人環境資源權利不被濫用，符合環境保護的目的和總體要求。以上各項權力的行使，除了一些非強制性手段外，在具體到個人時，仍有可能使用了強制手段。傳統行政權的強制效力有時需與環境管理權相互配合，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國家環境管理權的內容是環境合同中國家意志發揮作用的具體形式，國家通過對這些權利的行使，表明和實現其環境保護意圖，並對個人環境權利的行使施加影響和限制。

個人理性決定着個人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環境合同中個人的意思自治是有限的意思自治，其範圍的外在表現就是公民環境權的界限。或者説，對環境合同中個人意志作用範圍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對公民環境權的分析來實現。普遍意義上的公民環境權是環境合同中個人發揮主觀能動性與國家討價還價的基礎。

環境權應該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是現代法治國家公民的人權。2這種權利的正當性是個人在環境事務中表達意志、主張權利的前提。環境合同中個人意志的表達正是基於公民環境權的存在。因此，確認公民環境權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屬性，為我們認識環境合同的本質提供了思路，即：既然國家環境管理權和公民環境權都是對環境資源的正當權利，那麼二者必然產生衝突，協調就是必要的，環境合同為實現國家環境管理權和公民環境權的溝通和協調，就只能追求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的平衡和協調。

從理論上講，公民環境權至少應當包括環境使用權、知情權、參與權和請求權。3環境合同制度中，公民使用環境資源的抽象權利是其簽訂環境合同、取得具體的環境資源使用權的基礎。而個人通過環境合同取得環境資源使用權是其參與開發利用環境的管理過程以及環境保護制度實施過程的形式和結果，是參與權的行使和體現。公民的知情權和請求權不僅是其簽訂環境合同的保障，也是其具體的環境資源使用權最終實現的保障。

公民環境權的內容決定了環境合同中個人意志發揮作用的範圍和程度，只有在其正當的權利範圍內，個人才具有表達自己意志、獲得環境利益的自由，超出這一範圍，就是個人意志受到限制的領域。

環境合同國家意志與個人意志平衡的本質，就是國家環境管理權與公民環境權的溝通和協調。環境資源公共性和私人性特徵的並存，國家環境管理不能也不應該包辦所有環境事務的本性，以及個人不能對環境資源享有絕對權利的客觀限制，使這種溝通和協調成為必要和可能。在針對嚴重的法律問題而制定的規則和解決方案中，權力與權利不是相互對立和分割的，而是相互溝通和統一的，它們共存於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任務之下。4環境合同正是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通過為國家和個人提供一種對話和協商的機制，利用合同這一“當事人之間法律”的形式，實現國家環境管理權與公民環境權的溝通和協調，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的平衡，這是環境合同的本質所在。這種本質體現在環境合同的具體制度中，應將國家意志作用的領域限制在環境資源的公共性所必需的範圍內，儘量賦予個人較大的意思自治空間。特別是在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作用的中間地帶，可以在原則上賦予個人自由權，再從保護環境的目的出發以管理或司法裁判手段監督和約束個人的不適當行為。

鑑於對環境合同的形式與實質的理解，我們可以從實現國家環境管理權與公民環境權的溝通與協調的角度對於環境合同的類型加以分析與把握。分類對於環境合同制度的建立和實際操作具有重要意義。目前為止，環境保護的實踐中對合同制度的利用並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因此，這裏講的分類是基於對環境合同制度的構想所作的理論上的探索，僅依據環境合同的目的將環境合同分為國家與私人間的環境分配合同和私人與個私間的環境消費合同。

1.環境分配合同

本文將政府與私人之間就環境資源使用權的轉移達成的協議稱為環境分配合同，是環境合同的第一類型。“分配”一詞代表了政府與私人之間關係的性質：即在政府對環境資源的總體數量和質量進行控制的前提下，將其在私人之間進行配置的過程。

有關國家對環境資源的分配有三個需注意的問題：一是環境分配合同並不是進行環境資源分配的唯一方式，甚至可以説不是主要方式，立法和行政劃撥等手段也在環境資源的分配中佔有重要地位。環境分配合同有其適用範圍。二是環境資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運作過程的影響，這種影響應當通過國家立法的方式作用於環境分配合同，而不是直接作用於政府，以保持政府的中立性和公益目的。三是環境資源的分配要受到現有的環境資源使用狀況的影響，環境分配合同的簽訂應考慮環境資源使用的歷史狀況。

環境分配合同中政府直接作為一方當事人與私人進行協商，是公共意志和私人意志的直接碰撞和溝通，可以直接實現國家的環境管理意圖和個人獲得環境資源使用權的目的。環境分配合同僅是對環境資源的使用權從政府轉移到私人這一過程中雙方的權利義務進行明確的一種形式，具體的權利義務內容由雙方根據具體情況商定。特別是環境資源使用權轉移的有償或無償不能按通常觀點看待，例如政府可以就一片林木開發權向私人收取費用，並附以再造林義務的約束；但很多情況下也可以採用“無償”即不付費用但附加特定義務的形式實現環境資源使用權的轉移；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對特定生態旅遊資源的轉移，如果私人承擔了太多的生態保護義務，則政府也可能給予一定的補償。如此看來，政府和私人在環境分配合同中的權利和義務是在各自目的約束下尋求平衡和一致的結果，雖然有客體轉移的固定方向——從政府到私人，但並無確定的“買方”或“賣方”。

本文將私人與私人之間就環境資源使用權的轉移達成的協議稱為環境消費合同，是環境合同的第二類型。此處的消費指廣義的消費，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即人類在生產或生活中使用和消耗環境資源的過程。環境消費合同就是私人將通過國家分配取得的環境資源使用權轉移給他人，而由後者在其生產或生活中進行利用和消耗的合同。私人之間環境資源使用權的轉移是有對價的，雙方是有對等權利義務的平等關係，但要受到國家的監督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對其取得的環境資源使用權並不一定直接消耗，而可能不加利用，這可以理解為對環境資源其他價值的使用，是一種特殊的“消費”。

從環境法的角度，應該樹立綠色消費觀念。綠色消費是一種綜合考慮環境影響、資源效率、消費者權利的現代消費模式，其目標是使產品在消費和回收處理過程中對環境與消費者的負影響最小，實現資源利用與生存環境的“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綠色消費從內容上來看，包括對綠色產品的消費以及物資的回收和利用、資源有效配置與利用、對生存環境與物種的保護等，其涵蓋的範圍擴展到了生產行為、消費行為的方方面面。對環境資源的綠色消費觀念對於維護生存環境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並且有利於實現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協調和優化。

在環境消費合同中，國家處於特殊的地位，在私人之間達成協議進行環境資源使用權的交易過程中，國家（政府）不是合同的當事人。但是，國家基於環境管理權要對環境消費合同進行監督和管理。特別是環境資源使用權的受讓人在對受讓的環境資源進行利用的過程中，將直接與政府產生法律關係，而且這種法律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出讓人與國家（政府）之間的環境分配合同。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將環境消費合同理解為環境分配合同主體的變更，受讓人是對出讓人權利義務的繼受。總之，國家雖不是環境消費合同的當事人，但它仍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環境分配合同是對環境資源的初次分配，形成國家與環境資源使用權之間進行交易的一級市場；環境消費合同是對環境資源的二次分配，形成私人之間就環境資源進行交易的二級市場。一級市場是一個不完備的市場形態，不可能存在自由的市場交易，但它卻是二級市場自由交易的前提和基礎；二級市場的自由交易有賴於一級市場的建立和完善。或者可以説環境分配合同是環境消費合同的基礎。

國家不僅可以在環境分配合同中直接對私人進行限制和約束，也可以通過環境分配合同實現對環境消費合同當事人權利的約束；但另一方面，這種限制或約束又不能完全排斥私人的意思自治，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個人意志。這樣，在完整的環境合同制度內，國家所代表的公共意志與個人意志建立了一種溝通和協調的機制，從而使環境合同制度成為平衡環境資源的保護和利用中的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協調環境資源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制度安排，成為實現環境目的和價值的制度保障，成為環境資源使用權交易的制度依據。

主體特定化是合同制度的基本特徵，環境合同也不例外。

1.國家

當國家通過合同形式將其環境管理意志加於具體的個人時，必須有明確的代表機構。通常，這種代表機構應是各級政府的專門環境保護機關或履行環保職責的其他機關，有時可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本身。本文對具體機關不加區分，將政府作為國家環境管理意志的代表。政府在環境合同中的身份，一方面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管理者。其權力具有強制色彩；另一方面又須與個人平等協商，從維護公共利益出發允許個人自由表達意志，具有協商色彩。

2.私人

作為環境合同主體的私人最本質特徵是具有各自獨立的利益，其行為的目的即使不全是、也主要是實現自己的利益。一方面，私人為了獲得經濟利益或物質享受而可能污染和破壞環境，處於污染者地位；另一方面，為了獲得清潔、健康甚至是優美的生存和生活環境，或者為了獲得可持續供應的生產資源，私人又反對環境污染和破壞，有環境保護的意願。同時，按照法律關係主體的一般要求，作為環境合同主體的私人必須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其中權利能力裏有待法律的規定。在法律規定私人有某項環境權利時，環境合同的作用在於將該權利具體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例如環境使用權，如果法律承認企業有使用環境容量的權利，但很難直接規定其排放數量、種類、時間等，環境合同就是將其確定化的法律手段之一。

私人在環境合同中的地位，其一是直接與政府簽訂合同，其二是與其他私人簽訂合同，但要受到國家的監督和管理。因此，在環境合同中私人的權利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的，私人意志要服從公共意志，私人利益在不與公共利益衝突的範圍內才受到保障。

環境合同的客體可以界定為環境資源。但是，環境資源具有區別於民法上一般物的重要特徵，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的，無法成為“個別外在物”，通常也無法實現實在的佔有和支配。因此，環境合同所交易的對象往往是對環境資源的使用權，而不是環境資源的物質本體。但這不應是妨礙環境資源構成環境合同客體的理由。

環境資源成為法律關係客體的原因在於其稀缺性。因其稀缺才需要在人類社會內部進行分配，成為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對象，從而成為法律關係客體。而在倫理上，人類對於環境資源進行利用和消費也是有合理基礎的。“人類開發其環境，充分利用其資源，這並無過錯。這是大自然對每一個物種提出的要求，人類也不例外。實然（人類必須消費其環境）變成了應然，人類應該消費其環境”。

在法學上，環境資源作為法律關係的客體必須可以確定化。環境資源作為一個整體，是國家進行宏觀的環境管理的對象，國家從總體上限制對環境資源的使用，以維持生態系統的平衡以及自然界為人類社會提供物質和能量、消除和淨化廢物的能力，提供人類生存、生活和生產的客觀物質基礎。但在將環境資源作為環境合同的客體時，應該具有相當的確定性和具體性，以便作為合同交易的對象。

總之，環境合同的客體，就國家環境管理目的而言，涉及整體的環境資源；而就單個的環境合同而言，則是特定化的生態性物、環境容量或生態旅遊資源。民事合同的客體通常是能夠由主體直接控制和佔有的，同此合同交易伴隨着物的交付，但近代民法物權已經由此物的所有為中心向以物的利用為中心轉化，越來越重視對物的使用權。環境資源的特殊性使得很多情況下“交付”環境資源是不可能的，而且環境資源的公共性也使“所有”的概念很難適用於個人主體，因此，個人獲得的往往僅是環境資源的使用權。

合同的簽訂和成立都屬於合同的形式方面，對於作為形式化合同的環境合同，應當適用合同簽定和成立的一般規定。環境合同的簽訂也應該經過要約和承諾，有一個當事人互相溝通的過程，只是在環境分配合同中，國家環境管理權的公權力屬性要求相應的監督機制，因此環境分配合同的簽訂應當經過招標等公開程序。環境合同雙方當事人的自由意志都受到一定的約束，環境合同在一定意義上講是這種約束的表現形式，書面形式探求“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沒有意義。因此，書面形式應當是環境合同的成立要件。

在民事合同理論中，合同的生效具有與合同成立不同的意義，主要源於國家在合同生效中所具有強制評價者地位。但在環境合同中，國家以兩種身份出現。因此，應分別考察。一方面，國家（政府）是環境合同的當事人，作為當事人所代表國家意志是在環境合同特定情況下的具體的國家意志，它在對個人意志進行限制的同時，要與個人意志達成一致；在這個層面上，雙方的意志都有自由意志的屬性，其合意的達成導致合同的成立。另一方面，國家作為社會秩序的最終維護者，還應當從超脱於環境合同之外的身份對其進行再次評價，以確定環境合同中環境管理權和公民環境權的行使是否正當，從而對其進行肯定或否定的評價，最後確認合同的效力。儘管由於我們沒有具體區分國家的不同代表者，以至於使這一分析顯得有些模糊，若從本質上考慮問題，便可以發現區別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環境合同的具體生效要件應當包括：一是當事人的行為能力。政府代表國家簽訂環境合同的行為能力應當以其相應的職權為基礎，否則不能簽訂環境合同。具有環境權利但沒有相應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通過代理簽訂環境合同，如生態旅遊合同等。二是意思表示的真實性。環境合同中當事人雖不具有完全的意思自由，但環境合同的生效仍須是雙方當事人公正協商的結果，存在欺詐脅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合同無效或效力待定。特別重要的是，環境合同中國家的意思表示必須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標。三是合同內容的合法性。因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利益的合同、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以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等違法合同無效。環境合同內容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環境合同可能關係到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因此對其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公開以確定其合法性是必要的。四是特殊的生效要件，如合同所附條件的成就或期限的到來等。

作為確定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法律形式，環境合同應該得到確實、適當的履行。但應注意如下問題：

一是國家在環境合同的履行中具有優勢地位。環境合同為了實現社會公益目標，需要對個人的意思自治進行限制，因此，在環境合同的履行中仍賦予國家一定的優先權。當然，優先權的限度應在有利於合同目的的範圍之內。環境合同的變更和解除實際上是其履行的特殊情況，國家仍應具有一定的主動權。

二是環境合同對合同相對性的突破。合同的相對性原則是基於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這兩個近代合同法上的原則而存在的，5現代民事合同已對其有所突破。環境合同中強烈的社會公益性因素，使合同相對性原則顯得不合時宜。一方面，環境合同的履行應當考慮社會公眾和個別第三人的利益，確認合同當事人對第三人的義務，保證第三人利益不因環境合同而受到損害。例如，排污權分配合同中，即使是合理確定的排污權的行使仍可能給附近居民帶來直接的損害，對這種損害不能依合同相對性原則拒絕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國家對環境消費合同有具體的監督權。為保證社會公益不被個人追求私利的目標損害，政府仍應對環境消費合同的履行進行具體的監督，即作為合同外的第三人享有合同的監督權。

違反環境合同也應承擔法律責任，但它與民事合同上的違約責任又有區別：第一，損害賠償方式的侷限。民事合同多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標，因此損害賠償主要是金錢賠償，這不僅是一種方便易行的賠償方式，也與當事人獲利的最終目的沒有根本衝突。但環境合同除追求經濟利益外，很多情況下獲得環境利益為目標，一旦其權利受到損害，不僅經濟賠償無法完全彌補，也很難有其他合適的賠償方式。第二，實際履行的侷限。環境資源要素的技術性、複雜性決定了其多變性，極易使實際履行變得不可能或不符合合同的目的。而且國家在環境合同中解除合同的優先權也限制了實際履行原則的適用。第三，替代履行方式的運用。為達到環境合同的目的，有時替代履行也許更加方便和適當。第四，行政性責任。由於環境合同中涉及了部分公權力因素，公權力行使不當可能導致行政性責任的產生。

環境合同爭議的解決應立足於環境合同爭議的特點：

首先，環境合同中雖有國家公權力的因素，但這種公權力的強制力是有限的，很多時候並不能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所以解決行政合同爭議的行政複議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並不能適用於環境合同，因為“現行行政複議制度是基於對全力支配關係的行政行為的控制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單向性救濟結構”，6無法適應環境合同的雙方合意性。行政訴訟也存在同樣問題。

其次，環境合同中雙方當事人的不平等性或國家意志干預性使其很難適用平等主體之間基於意思自治而建立的民事合同的爭議解決機制。

儘管合同爭議解決的常規方法可以有仲裁、訴訟等多種途徑，但仲裁製度很難達到環境合同爭議解決所要求的權威性和公正性。一方面，民間仲裁不宜對環境合同中體現的國家意志進行約束。另一方面，對政府參與的行政仲裁製度，在政府本身是環境合同一方當事人的情況下，很難做到公正。

因此，環境合同爭議解決應以訴訟為唯一救濟途徑，通過司法權威確保對爭議的公正處理。一方面，基於環境合同雙方權力（利）的直接對物性，其關係更近似於平權關係，因此應以民事訴訟制度為基礎設計專門的環境合同訴訟制度，或者是在民事訴訟制度之外，附加若干特別規定。另一方面，環境合同中國家優勢地位應在訴訟制度中適當反映。例如，國家可以直接行使其優先權力，而不是提起訴訟來達到一定目的。但對於雙方無法解決的爭議，雙方都有權提起訴訟，在雙方對抗的基礎上，由法院考慮環境保護目的和國家的優先權之後作出裁決。

註釋：

1、孫鵬著《合同法熱點問題研究》，北京羣眾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4頁

2、呂忠梅著《論公民環境權》，發表於《法學研究》1995年第6期

3、呂忠梅著《再論公民環境權》，發表於《法學研究》2000年第6期

4、呂忠梅著《環境權力與權利的重構——論民法與環境法的溝通和協調》，發表於《法律科學》2000年第5期

5、傅靜坤著《二十世紀契約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70頁

6、餘凌雲著《行政契約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