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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文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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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文説,讀音yòu wén shuō,漢語詞語,意思是文字學上一種從聲符求字義的學説。
中文名
右文説
拼    音
yòu wén shuō
解    釋
文字學上一種從聲符求字義的學説

目錄

右文説解釋

文字學上一種從聲符求字義的學説。形聲字大都聲旁在右。宋王子韶(字聖美,山西太原人)研究字學,認為漢字(形聲字)左邊形符標明義類,右邊聲符標明意義。 [1] 

右文説出處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稱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 在中國文字學史上,他是明確提出“右文説”的第一人。“右文説”是指形聲字的聲符在表聲的同時還表意。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説:“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這就是説凡從“戔”聲的字都有小的意義在內,“戔”在表聲的同時還表意。
宋·張世南 《遊宦紀聞》卷九:“自《説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戔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參見“ 右文 ”。 [1] 

右文説研究歷程

唐代歐陽詢《藝文類聚·人部》曾引晉代楊泉《物理論》説:“在金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這説明晉人已經注意到聲旁相同的字,如堅、緊、賢都從臤聲,意義是有聯繫的。 [2] 
宋代有人專從聲符來説解字義。宋代王安石曾著《字説》24卷,見於《宋史·藝文志》。《宋史·王安石傳》説:“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説》,多穿鑿傅會。” [2] 
王安石《字説》風行天下時,王子韶(字聖美)作《字解》20卷,與王安石之説相背。據沈括《夢溪筆談》卷14説:“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這就是説,凡從“戔”聲的字都有小的意義在內。沈括説王聖美解説字義以右邊聲符來定,右文的名稱由是而起。根據右邊的聲符説字義的學説就被稱為右文説。此説指出聲符含義的現象,戔就是從戔得聲之字的共同的字根,戔所記錄的字義也就是凡從戔得聲之字的共同理據,揭示了漢字孳乳過程中同源形聲字的源流關係。 [2] 
宋代王觀國《學林》卷5以形聲字聲符為字母,進一步總結出字母説,具體為字母加形説、省形用母説:“盧者,字母也,加金則為鑪,加火則為爐,加瓦則為罏,加目則為矑,加黑則為黸。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眾義該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為畋獵之畋,或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該之,他皆類此。”王觀國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字母加形説的價值,在於王觀國看出了聲符為形聲字之母、而偏旁為後加的這一文字演變的事實。這一觀點完全符合漢字演變的實際,是右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 [2] 
宋代鄭樵《六書略》對形聲字聲符的研究頗具特色,提出了形聲字演變中的母子衍生説,探討了聲兼義等問題。《六書略·諧聲第五》專門列一節,共收了373個鄭樵認為是聲兼義的字。 [2] 
宋末元初戴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右文説的研究做了重要貢獻,標誌着右文説的長足發展。戴侗在《六書故》中從形聲字聲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間的關係,探討形聲字產生的幾種途徑,區分不同情況,系聯了不少同聲符的形聲字,他所做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同源詞的系聯工作。有部分諧聲字,戴侗從聲符形體入手,找它們的“根”,尋求它們的得名之由,探求它們的準確意義。這種方法在《六書故·六書通釋》中稱之為“六書推類而用之”,如“昏,本為日之昏,心目之昏猶日之昏也,或加心與目焉,嫁取者必以昏時,故因謂之昏,或加以女焉”。 [2] 
清代以及近代是右文説的理論總結以及轉型階段。 [2] 
明末清初黃生《字詁》《義府》有許多地方是有關右文的。清代許多學者都有關於右文求義的論述。如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中屢言“凡從×之字皆有××之義”。段氏援用右文材料達68條,其問題在於以偏概全,如《説文解字注·娠》下,段注“凡從辰之字皆有動意”,即屬此類。 [2] 
清代朱駿聲《小學識餘·形聲多兼會意之字》歸納出了30多條右文材料,如“凡從卓聲多有高大意”等。朱氏形聲字研究的另一特點是為聲母之説,以1137聲母統《説文》所收之字,按聲母依次排列衍生之字,一目瞭然。其研究對於“右文”的探討有較大幫助,為後來學者所重視。 [2] 
黃承吉是清代右文研究中的又一大家,其《夢陔堂文集·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説》代表了他關於右文説的基本主張:“諧聲之字,其右旁之聲必兼有義,而義皆起於聲。”這一肯定判斷過於絕對,其實聲符與字義之間有的相關,有的毫不相關。例如:“蝦、赮、霞、騢”等字從叚得聲,叚本瑕義,玉中有紅色斑點,故為瑕,因此以上諸字都有紅色義,但是“假、嘏、暇、遐”等字就與叚的紅色義沒有任何關係。 [2] 
也有清代學者研究右文而又能超越右文,能擺脱形體的拘牽而探討音義關係。如王念孫在《廣雅疏證·序》中所説:“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從字源轉向詞源,這是右文研究上的轉型,這一傾向與歷史上的“音轉説”相結合而形成了影響深遠的“音近義通”的因聲求義理論。 [2] 
近代章太炎的《文始》,由研究右文進而研究字義的本原,提出了字根、初文這一説法。他擴大了同聲同義的説法,甚至打破了韻部的界限,提出了對轉、旁對轉、旁轉等許多聲轉的理論,又加上字義的引申,提出了一套文字原始及其演變經過的設想。他的《文始》構擬了幾百個“初文”,描繪出了這些初文演變分化的經過。他的研究是在右文材料基礎上的新開拓,但後來受到詬病較多。 [2] 
對右文説研究貢獻較大的是近代學者沈兼士。他對右文説進行了全面研究,其《右文説在訓詁學史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一文,是右文説研究中帶有總結性的一篇經典文獻。 [2] 
黃侃的《文字聲韻訓詁筆記》對右文以及漢語詞源研究的一些問題有開拓性的論述。 [2] 
當代學者如王力的《同源字典》、張舜徽的《〈説文解字〉導讀》與《〈説文解字〉約注》、劉又辛的《“右文説”説》與《訓詁學新論》、王寧的《訓詁學原理》以及系列漢語詞源研究論文為右文説發展、漢語詞源學的建立做出了較大貢獻。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