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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詩

（一種莊嚴的文學體裁）

鎖定

敍述英雄傳説或重大歷史事件的敍事長詩。

史詩是一種莊嚴的文學體裁，內容為民間傳説或歌頌英雄功績的長篇敍事詩，它涉及的主題可以包括歷史事件、民族、宗教傳説。

中文名: 史詩
外文名: Epic Poem

定義: 敍述英雄傳説或重大歷史事件的敍事長詩
主題: 敍述英雄傳説和重大歷史事件

史詩概念簡介

讀音：shǐ shī

史詩是敍述英雄傳説或重大歷史事件的古代長篇敍事詩。多以古代英雄歌謠為基礎，經集體編創而成，反映人類童年時期的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或者神話傳説。史詩是人類最早的精神產品，對我們瞭解早期人類社會具有重大意義。史詩和古代的神話、傳説有着天然的聯繫。史詩在神話世界觀的基礎上產生, 而它的發展最終又是對神話思想的一種否定。

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中國的《格薩爾王傳》、印度的《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和古希臘的《伊里亞特》、《奧德賽》等都是著名的史詩。

“史詩”這個詞在現代語文中，多用來指虛構的文藝作品，其特點是背景龐大、人物眾多，涉及大量的虛構地理，時間跨度大的敍事作品。典型的例子如《星球大戰》等，參見大河小説。

史詩作為一種文類, 它是經過長期發展和演變的結果, 各種史詩傳統的發展過程是很不相同的。史詩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吸收了神話、傳説、故事等其他民間敍事文學的營養, 甚至還借鑑了抒情色彩濃重的民歌等體裁的成就,錘鍊形成了自己獨特題材內容、藝術思維方式以及詩學等方面的體系。史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具備有機綜合的特點, 但卻不能用其中任何一個體裁標準, 也不能用所有這些體裁的特點拼湊出來的標準去衡量它。應該説, 史詩消化了各種民間口頭表達形式, 對於這些形式的運用是以史詩為導向的。換一種説法, 從文學類型的角度歷時地看, 史詩代表了在一個特定口頭傳統中得到充分發展的、在較高階段上達到的語言藝術成就。

談起史詩的時候, 我們比較熟悉的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思、恩格斯對史詩的論述, 他們是從哲學和美學的高度, 從人類的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認識史詩的。在他們看來, 史詩是民族精神的結晶, 是人類在特定時代創造的高不可及的藝術範本, 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這些論述是從文藝學的外部特徵出發的。原始社會的解體為產生英雄史詩的恢弘背景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歷史基礎。關於部落戰爭、民族遷徙和傑出軍事首領的傳説為英雄史詩的形成做了一定的資料準備。應該説, 英雄史詩是一定歷史時代的人們生活的全景反映。每一部史詩都是具體歷史的和具體民族的。不能用一個籠統的歷史時代的抽象的模式去解剖特定的史詩, 也不能用一般的人類社會的尺子去剪裁史詩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史詩與歷史有特殊關聯性, 但是即使史詩的歷史印記十分鮮明, 它也不是編年史式的實錄,甚至也不是具體歷史事件的藝術再現。史詩對歷史有着特殊的概括方式, 體現了史詩的創造者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和表現特點。

史詩作品分類

一般意義上分為：傳統史詩，又稱原始史詩或民間史詩。在文字尚未出現時，史詩最初是純口述式記錄的，在傳達過程中，聽眾聆聽史詩後，會用口述形式將史詩世代相傳，隨着時間而增添情節，最後被整理、加工，以文字記載成為一部統一的作品。這類史詩的代表有荷馬的史詩作品《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文學史詩（文人史詩），又稱非原始史詩，為文學作家以特定的觀念目的有意識地編寫而成。這類史詩的代表有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和約翰·彌爾頓的《失樂園》。

從《埃涅阿斯紀》The Aeneid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之間的區別來看二者的差別。

雖然在內容上雷同，但它又不是荷馬史詩的簡單仿作，而是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徵和民族特徵，是羅馬民族的史詩。最為可貴的是，維吉爾充分發揮了自己的風格和特長，寫人物心理細緻入微，應用比喻貼切優美，故事性強、語言典雅，是歐洲第一部傑出的由一個文人獨立創作出來的史詩。

這部史詩的風格不像荷馬史詩那樣活潑明快，而是嚴肅、哀婉、朦朧的。

維吉爾史詩沒有人民口頭文學的特點，是歐洲“文人史詩”的開端，使古代史詩在人物、結構、詩歌格律等方面進一步獲得了定型。

備註：有些著作分為創世史詩和英雄史詩，這種分類是否恰當，有待討論。

創世史詩, 也有人稱作是“原始性”史詩或神話史詩，它多以古代英雄歌謠為基礎，神話傳説。創世史詩多運用藝術虛構手法，塑造著名英雄形象，結構宏大，充滿着幻想和神奇的色彩。創世史詩或創世紀，嚴格説來不屬於史詩範疇，而屬於神話範疇。各民族的英雄神話，民族族源神話，民族遷徙神話，它們確曾起過神話與史詩的紐帶作用，在各民族的創世紀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英雄史詩是一種以長篇敍事為體裁講述英雄人物（來源於歷史或神話中）的經歷或事蹟的詩。

創世紀和後世的英雄史詩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即創世紀中的英雄，神性超過人性，在創作上幻想代替了現實。

按篇幅分：依據英雄史詩的篇幅，可分為小型史詩、中型史詩和長篇史詩小型史詩一般由數百行組成，中型史詩長度從數千行到上萬行不等，長篇史詩是指規模宏大的巨型史詩，如我國三大英雄史詩，每一部都在十萬詩行以上。

按情節繁簡：史詩被分為單篇型史詩和複合型史詩，後者又有串聯複合型史詩和並列複合型史詩。區分的主要依據是根據母題、脈絡和故事線來劃分。

史詩傳統特色

傳統史詩有幾個主要的特色：

1.以某個英雄為中心，通常是在軍事、民族或宗教的重要人物，甚至是半人半神；

2.龐大的背景設定，廣闊無邊的地理環境，包含的許多國家，世界或宇宙；

3.英勇的戰鬥或勇敢的行為；

4.故事中出現神、天使、魔鬼等神靈；

5.持久的旅程，而且通常充滿異國情調；

6.詩人保有客觀性；

7.傳統史詩的題材多為大眾所知的傳統故事，使觀眾能立即進入故事情節而不至於感到迷惑。

史詩觀念發展

史詩

西方關於史詩的觀念是建立在古希臘荷馬史詩範例的基礎之上的, 關於史詩的研究是以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古典詩學為範式的。史詩與抒情詩、戲劇並稱為西方文學的三個基本類型。西方史詩的發展脈絡, 從古希臘的原創型史詩如荷馬史詩開始, 到維吉爾的文人史詩創作, 秉承了希臘史詩的範例, 顯示出清晰的歷史脈絡。一般認為文學史上對史詩、史詩性質的討論始於歐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赫拉斯等古希臘哲人都論述過史詩, 但是, 直到16 世紀亞里士多德《詩學》被重新發現, 人們才開始對史詩進行理論上的討論。歐洲的古典學在史詩研究領域積累了深厚的學術傳統。18 世紀歐洲浪漫主義運動, 開啓了蒐集和研究民間史詩的熱潮, 促進了人們對史詩的起源、流傳和創作等問題上的探索。從17 世紀晚期一直到18 世紀出現了對口傳史詩的蒐集和研究的熱潮。沃爾夫(T. A. Wolf) 《荷馬引論》( Prologomena adHomerum , 1795) 表現出人們對荷馬史詩產生背景的重新認識。這時期甚至出現了所謂的重新發現的古代史詩———《芬戈爾, 六卷古史詩》( Fingal , an Ancient E. Poem in Six Books) , 它歸於凱爾特的民歌手莪相(Ossian) 名下, 可是它實際上是由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 1736 —1796) 撰寫的。這個事件反映出當時人們對研究民間詩歌的興趣。人們從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開始蒐集凱爾特人的史詩。在芬蘭, 詩人兼學者埃利亞斯·隆洛德( Elias LÊnnrot , 1802 —1888)為他的民族找到了史詩《凱萊瓦拉》( Kalevala) 。歐洲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推動了口頭傳統的再發現。19 世紀中葉英國實現產業革命, 世界歷史邁向現代工業社會。18 —19 世紀之交,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席捲歐洲大陸, 知識界形成頌揚民間文化、發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改變了整個歐洲的藝術、政治、社會生活和思想。在中歐、東歐社會欠發達地區,民族與國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歐諸民族, 他們將民俗學與獨立民族國家建設的歷史正當性結合起來。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的精神存在於民眾的詩歌之中, 因此, 對原始口頭文化的發現, 開始於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 從此人們開始對口傳的、半口傳的, 以及源於口傳的文化予以重視。如德國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 ,1785 —1863 ; William Grimm , 1786 —1859) 便是典型的一個例子。在芬蘭,《卡萊瓦拉》蒐集歷史開始於18 世紀, 19 世紀真正意義上的蒐集已經展開。從此, 散見各地的史詩開始被蒐集起來。1850 年—1860 年在芬蘭開始了史詩蒐集的新階段。民俗學研究的介入是1870 年以後。芬蘭學者在150 年的歷史進程裏蒐集了許多的異文, 資料彙集於芬蘭文學協會的民俗學檔案館, 形成壯觀的史詩集成, 它們被陸續以芬蘭語出版。 19 世紀中葉歐洲民俗學興起, 史詩作為民俗學的一種樣式, 又一次進入現代學者的視野,在方法論上開闢了史詩研究的新時代。19 世紀末俄國比較文藝學家亞·尼·維謝洛夫斯基(1838 —1906) 對亞里士多德以來以西方古典文學範本推演出來的規範化詩學提出挑戰, 他根據浪漫主義者對民間口頭詩歌的重新發現, 提出建構新的詩學的設想。他指出, 德國美學是根據經典作家的範例, 受作家文學哺育而成長的,荷馬史詩對於它來説是史詩的理想, 由此產生關於個人創作的假設。希臘文學的明晰性體現於史詩、抒情詩與戲劇的序列, 這也就被當作規範。我們可以肯定地説, 維謝洛夫斯基所倡導的實證的而非抽象的、類型學的而非哲學和美學的研究範式, 在他以後的時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史詩研究的學術潛力並沒有侷限於古希臘的範例, 而是在口傳史詩的領域裏大大拓展了。

史詩

20 世紀史詩研究者從鮑勒(C. M. Bowra)開始, 注意到原生形態的(口傳的) 史詩與擬製之作(書面文學的) 的區別, 擴大了英雄史詩的範圍。帕裏(Milman Parry) 和洛德(A. B.Lord) 把19 世紀以來的民族誌學方法納入古典詩學的領域, 他們在南斯拉夫發現了荷馬史詩的類似物, 創立了口傳史詩的詩學。從20 世紀後半葉開始, 人們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當代社會里, 發現了豐富的活形態史詩傳統, 它們既不是古典史詩, 也不是西方史詩。歐洲古典學在過去200 年來不斷為如下問題困擾: 傳説中荷馬時代是否有書寫? 如何解釋史詩的不一致性? 如果沒有文字的幫助, 如此長的史詩是怎樣被創作、保存的? 如何看待關於史詩產生的神話和傳説? 如何解釋史詩中不同時代的文化沉積現象, 如方言和古語問題。研究表明,荷馬時代是否有文字, 這和“荷馬問題”並無關係; 將荷馬史詩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時代, 這無疑是進步, 但是, 仍然有一個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礙人們的思想。民間集體創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觀點, 短歌説, 對原型的探尋……這些都沒有觸及到口頭詩歌的本質。帕裏、洛德以來西方口頭傳統研究, 主要涉及民俗學的題材樣式、形式、主題, 民間口頭文學和作家書面文學的趨同性和趨異性, 如何界定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的經典, 以及民間藝人的表演和創作等問題。在半個世紀以來,帕裏和洛德等一派學者把荷馬史詩這樣的古代經典, 放在一個史詩傳統中來研究, 他們認為荷馬史詩文本的背後, 存在一個制度化的表演傳統, 指出這一傳統曾經是活形態的、口頭的。他們把“口頭詩歌”的概念運用於荷馬史詩的研究中, 試圖解決荷馬史詩的創作、作者和年代問題。他們把語言和文本作為主要的經驗的現實, 選擇表演、表演的文化語境作為荷馬史詩的主要問題, 依靠語言學和人類學的方法尋求古典學的新突破來歐美口頭傳統研究者在幾個關鍵問題上, 對於19 世紀以來民俗學研究的許多觀念進行了反思,人們對這些問題的反思是跨學科的, 這種反思不僅揭示了以往的認識誤區, 更有意義的是提出了新時代出現的新問題。到上個世紀末, 勞裏·航柯(Lauri Honko)對印度西里人(Siri) 的口傳史詩的研究, 標誌着西方史詩觀念和研究範式的轉移。在他看來,史詩的範例是多樣的, 他在史詩與特定的傳統社區的緊密聯繫中發現了史詩的活力, 他提出的關於史詩的新觀念, 貫徹了文化多樣性的思想。由此可以預示, 21世紀的史詩研究將是多元化的。以往那種以荷馬史詩為範例, 取例西方的史詩研究範式, 將逐漸成為歷史。

史詩史詩在中國

史詩西方史詩的傳入

史詩

最早將西方史詩介紹到中國的是外國傳教士。19 世紀後期隨着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列強侵略權益的擴大, 外國傳教士取得了在內地自由傳教的特權。他們在自己所創辦的報刊如《六合叢談》、《萬國公報》和《中西聞見錄》上, 陸續介紹了古希臘史詩。在這一時期的漢文譯述裏,人們多用“詩史”一詞指稱古希臘荷馬的兩部英雄詩歌。應該説, 傳教士們對於荷馬史詩的產生時代、作者、內容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主要方面, 都做了比較準確的介紹。在中國, “epic”一詞的漢文對應詞分別有“敍史事詩”、“詩史”、“史詩”、“故事詩”等。早期的中國現代啓蒙主義者, 在接受西方的史詩觀念時, 主要還是取例西方, 同時又賦予了很強的歷史觀念和意識形態色彩。清末民初以來, 在與東西方列強的對抗過程中, 中華民族作為“國族” (nation state) 的觀念在一部分知識分子當中開始蔓延, 浪漫主義式的民族主義日益高漲。一些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作家希望通過神話來重建民族的歷史, 對照域外史詩傳統, 試圖重新喚起中國古代的“詩史”精神, 尋求一種能夠提升和強化民族精神和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宏大敍事”。當然, 單從學術角度來看, 這些20 世紀之初的中國知識人對於史詩的認識不免還有許多歷史侷限。他們對外來史詩傳統中的宗教神聖性和口頭敍事特點缺少深刻的理解, 他們主要是基於中國的傳統國學的話語來理解史詩這一文類,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早期的知識分子談到史詩, 往往“取例”西方, 與中國古代經典相比附, 沒有擺脱文人文學的窠臼。早在1903 年梁啓超就發現“泰西詩家之詩, 一詩動輒數萬言”, 而“中國之詩, 最長者如《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之類, 罕過二三千言外者”。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 盛讚黃遵憲《錫蘭島卧佛》詩具有西方史詩的特點, 以有限的文字敍寫深廣的歷史內涵, 既具“詩情”, 更兼“史性”, 足堪“詩史”之稱。王國維也慨嘆中國沒有荷馬這樣“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的大作家。王國維説中國“敍事的文學(謂敍史事詩、詩史、戲曲等, 非謂散文也) , 尚在幼稚之時代”。胡適和陳寅恪對於史詩的闡述, 已經透徹地揭示了史詩作為文類的一些根本特點。胡適在《白話文學史》裏指出: “故事詩( Epic) 在中國起來的很遲, 這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很少的現象……純粹故事詩的產生不在於文人階級而在於愛聽故事又愛説故事的民間。”陳寅恪在論及中國的彈詞時, 把它與印度和希臘史詩做比較, 他指出“世人往往震矜於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 而不知吾國亦有此體。外國史詩中宗教哲學之思想, 其精深大, 雖遠勝於吾國彈詞之所言, 然止就文體而論, 實未有差異。”陳寅恪對於彈詞的文類界定, 自有其精審之處, 也反映出他對史詩的理解是十分到位的。在史詩的宏大敍事之外, 指出這一文類的莊嚴性和神聖性。任乃強在上世紀40年代研究過《格薩爾》, 指稱它是一部“詩史”、“歷史小説”、“如漢之寶卷”、“弘揚佛法之理想小説”等。他基本上認識到史詩的歷史性內容、宗教認同意識和詩性的敍事特點。但是, 儘管他給《格薩爾》貼了許多標籤, 每一個標籤也只能反映出史詩的某一特點。

史詩中國史詩研究

中國的史詩研究自20世紀80 年代開始重新起步, 絕大多數的著作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出發, 結合民族學有關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歷史分期作為參照, 根據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這樣的觀念, 探討創世史詩、英雄史詩的產生時代, 進而説明具體史詩作品的歷史源流。民間文學研究者根據以往的專業知識, 認為史詩是在神話、傳説、故事、歌謠、諺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學者根據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原理, 認為史詩是一個歷史範疇的文學現象, 主要從史詩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內容來界定史詩的性質和特點, 即它產生於民族形成的童年期, 是各民族人民的百科全書, 認識到由於史詩表達民族或宗教認同內容而形成的莊嚴性。鍾敬文認為“史詩, 是民間敍事體長詩中一種規模比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詩的語言, 記敍各民族有關天地形成、人類起源的傳説, 以及關於民族遷徙、民族戰爭和民族英雄的光輝業績等重大事件, 所以, 它是伴隨着民族的歷史一起生長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説, 一部民族史詩, 往往就是該民族在特定時期的一部形象化的歷史。”

我國文藝界對於史詩的認識, 基本上是根據馬克思對希臘古典史詩的論述為依據的。歸入荷馬名下的兩部史詩其產生年代相當於中國的《詩經》時代。荷馬史詩的古典形式具有初民的口傳文化的原創特點, 它是詩性智慧的創造物, 它是不可再生的。人們反覆引用馬克思的下面的話,“就某些藝術形式, 例如史詩來説, 甚至誰都承認: 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 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 因此, 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 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22 ] 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

對於中國學者來説, 嚴格意義上的史詩, 是古典形式的英雄史詩。又因為史詩只能產生於人類歷史的童年時代, 進而把後來階級社會產生的一些歌頌英雄的敍事長詩排除在史詩之外。中國史詩學界對史詩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做了大量研究, 但是, 其中最大的收穫也只剩下一些籠統的結論———史詩產生於人類的童年時代,或者是英雄時代。史詩可分為兩大類，創世史詩和英雄史詩。創世史詩, 也有人稱作是“原始性”史詩或神話史詩。這些作品內容基本相同, 主要敍述了古代人所設想和追憶的天地日月的形成, 人類的產生, 家畜和各種農作物的來源以及早期社會人們的生活。英雄史詩是以民族英雄鬥爭故事為主要題材的史詩。它產生於恩格斯所説的“軍事民主制”和“英雄時代”,這時候, 氏族、部落的力量壯大起來, 足以形成與自然和異族敵人的對抗。口頭流傳的活形態是中國史詩的一大特徵。其次, 由於各民族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 各民族的史詩表現出多元、多層次的文化史的內容, 早期史詩與創世神話和原始信仰關係緊密, 關於氏族復仇、部落征戰和民族遷徙的史詩又與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聯繫起來,表現出英雄詩歌的特點。有些民族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後, 仍然有新的史詩不斷產生。關於史詩的源流、各種傳播形態、文本類型, 它們的藝術特點、文化根基、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等, 都有學者在研究。中國大多數史詩是在20 世紀50 年代後才被陸續發現的;而史詩的蒐集、記錄、翻譯、整理、出版, 還是近30 年的事情。我國史詩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較為系統的研究開始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把史詩認定為民間文藝樣式, 這還是1949 年以後的事情。這主要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學觀念的影響的結果。20 世紀80 年代後, 學術界開始把史詩作為民俗學的一種樣式來研究, 其中受人類學派的影響最大。進入20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後, 學者們開始樹立“活形態”的史詩觀, 認為中國少數民族史詩屬於口頭傳統的範疇。其中，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併成為“中國三大傳統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