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三家注

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南朝宋·裴駰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注）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注）。集解主要匯聚他人的解釋；索隱解釋原文時，除了個人的意見外，也引述他人的解釋；正義除了解釋原文、説明地理之外，還對一些字加了音注。

裴駰，裴松之的兒子，字龍駒，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繼承家學，博覽宏識，亦以注史著稱於世。司馬遷的《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裴駰為《史記》作注而垂名於中國史壇。他反覆研究《史記》，“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他博採經傳百家及先儒學説，凡對作注有所裨益，便廣而錄之；凡所注引，務必去其浮言遊辭，取其精旨要義；如各家説注不同，則兼收幷蓄，不肯偏棄；如有未詳之處，寧缺不議，不憑臆想，妄加解説。終於寫成《史記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為現存最早的《史記》注本。

司馬貞，字子正，唐河內（今沁陽）人。開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卷，世號“小司馬”。司馬貞以《史記》舊注音義年遠散失，乃採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駰《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註》、唐劉伯莊《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家的註文，參閲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己見，撰成對後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並重，註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與南朝時期劉宋的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後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家之上。

張守節，唐代開元年間學者，此人曾經給司馬遷的名著《史記》作注，起名《史記正義》他在這本書中引用了唐魏王李泰、蕭德言等人所撰寫的一部地理著作《括地誌》。張守節本人其生平事蹟不詳。根據其著作《史記正義序》一文中有“守節涉學三十餘年”的話語。此序寫於唐玄宗開元24年（736年），由此上溯，恰好是武則天當政的強盛時期，那麼，“改日日本”一事，他應是親自聞聽過的 開元時官諸王侍讀，守右清道率府長史。

《史記》在我國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它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讚賞《史記》的文筆。

《史記》的聲望隨日俱上，各家各派註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駰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注）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注）是其中影響最大的。

《集解》兼採當時裴駰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並一一註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苟。《索隱》進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並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闢。《正義》的作者長於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闢。

南朝劉宋的裴駰的《史記集解》、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以及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世稱《史記》三家注。由於早期的《史記》注相繼亡佚,《史記》三家注成了唐及唐代以前僅存的三部《史記》注作。《史記》三家注在集結前人《史記》註釋成果的基礎上,考釋辨正,闡幽發微,從而將古代《史記》註釋推向頂峯。在版本形式上,宋時出現了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及《史記正義》三家的註解一併散入《史記》正文下的刻本,這種以合注形態刊行於世的《史記》版本,即《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俗稱《史記》三家注本。《史記》三家注本也是後世流傳最廣的《史記》本子。可以説,《史記》三家注在《史記》版本學和註釋學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價值是多方面的,其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