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太史公自序

文中記敍了其“世典周史”、“嘗顯功名於虞夏”的榮耀家世，詳細描述了自己的行狀。作者在文中以孔子第二自命，表白要“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述往事，思來者”，“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概述了各卷內容以及相應的寫作動機，如因孔子“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而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故“作《孔子世家》”。文中記載了自漢興至武帝時期的文化發展狀況，認為漢繼五帝末流，在秦始皇毀滅文化的浩劫之後，“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故而使一度衰頹的文化開始復興。文中具體闡揚了儒家經典六經的特殊價值和不同功能，認為“《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質言之，六經的文化整合和價值導向功能，分別表現為“《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司馬遷在文中特別重視並推崇《春秋》，認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是“禮義之大宗”。文中十分尊崇孔子，流露出敬慕之情。文中記載了其父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論六家之要指》評論諸子，推尊道家，其思想傾向與本文所反映出的司馬遷對儒學的尊崇、弘揚大異其趣。本文對於瞭解司馬遷思想，特別是其儒學思想，以及認識《史記》，有重要的價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