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考

1790年春，章學誠復得畢沅支持，繼續編纂工作畢沅1794年因事被罰降補山東巡撫，無暇顧及編書之事，《史籍考》編纂遂完全停止。是為《史籍考》的第一次纂修。這次編纂工作由章學誠主持，參與者有洪亮吉、武億、凌廷堪、嚴觀、方正澍、胡虔等。當時參與其事者有三處：除章學誠在歸德外，洪亮吉、凌廷堪、武億等人在畢沅開封幕府，另外一處即京師，邵晉涵、孫星衍、章宗源。等人與之遙相呼應，互通信息。不久，章宗源即將承擔的《逸史》一部分郵寄給章學誠，章學誠認為“甚得所用”，且肯定了章宗源所説摭逸之多，有百餘紙不止者，難以附入《史考》，但須載其考證”的看法。而在四月二十二日致邵晉涵的信中，章學誠又對搜求逸史的方法，提出凡例。

178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借為畢沅慶祝六十大壽之機，再次提及修《史籍考》事，希望能得到畢沅的支持。其中稱：“倘得馳一介之使，費崇朝之享，使學誠得治行具，安家累，仍充賓從之數，獲成《史籍》之考。日期日頤，常飫壽尊之餘瀝；善禱善頌，冀美盛德之形容。 ”此番表白，大概博得了畢沅的同情，是以章學誠有次年三月的湖北之行。方正澍、孫雲桂、史善長、王藕夫、王石亭、張映山諸人亦客畢沅幕府。但不詳是否參與修撰《史籍考》。章學誠《胡母朱太孺人墓表》目：“桐城胡虔，修潔好學，善為古文辭。

乾隆五十六年，與學誠同客武昌。”(《章學誠遺書》卷16，《文集一》)方損之《胡虔傳》亦目：”先是，畢尚書沅督兩湖日，聘君纂修《兩湖通志》及《史籍考》等書。”《柿葉軒筆記》卷首，趙詒琛1916年重刻《峭帆樓叢書》本。按：方損之即方東樹，該文叉見《儀衞軒文集》卷10《先友記》。

章學誠於乾隆六十年(1795年)冬致書阮元“擬明年赴楚，終其役耳。 (《章學誠遺書》卷2 9 ，《外集二》。《與阮學使論求遺書》)又嘉慶元年(1796年)三月十八日致書孫星衍日：“《史考》底稿已及八九， 自甲寅秋問。彝山先生移節山東，鄙人方以《通志》之役，羈留湖北，幾致受楚人之鉗。乙卯方幸彝山復鎮兩湖，而逆苗擾擾，未得暇及文事。鄙人狼狽歸家，兩年坐食，困不可支，甚於丁未扼都下也。”(陳烈：《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第一篇，《小莽蒼蒼齋收藏管窺》錄章氏書札。)

但為了完成《史籍考》未竟之業，章學誠一方面獨自繼續編摩。章學誠《與邢會稽》曰： 所要諸家著錄，有鈔本未傳於外者，多在揚州行篋，當為檢寄。亦尚有數種未購集者，方當為畢制軍訪購，不時寄家。如尊處欲用，但遣一介之使，向小兒索取，必可得也 鄙意終以先定全秦人物表為主，如人物表已有稿底，必須草一副本交小兒處，則將來《史考》局中，但有所見，即須憑表摘錄，易為功矣。弟聞畢制軍仍督兩湖，如楚棼稍靖，即當赴楚一行，年內仍當歸裏，大約書局仍不離揚州。長興不遠，往反時可通音問也。”(《章學誠遺書》卷28，《外集一》)可見章學誠依然致力於《史籍考》的修撰。

另一方面則於嘉慶元年(1796年)九月十二日致書朱珪尋求援助(是年八月，朱奉命調補安徽巡撫，十月底到任)，請求他能代向直隸總督梁肯堂或河南巡撫景安，謀求蓮池書院或大梁書院講席(時邵中英、沈步垣因居憂報闕)，以資修《史籍考》之困。在信中，章學誠不無悽婉地稱 ：弁山制府，武備不遑文事。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於一手之難成，若顧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輟。遷延觀望，日復一日。今則借貸俱竭，典質皆空，萬難再支。只得沿途託缽，往來於青、徐、梁、宋之間，惘惘待儻來之館穀，可謂憊矣......夫以流離奔走之身，忽得藉資館穀，則課誦之餘，得以心力補苴《史考》，以待弁山制府軍旅稍暇，可以蔚成大觀，亦不朽之盛事，前人所未有也。而閣下護持之功，當不在弁山制府下矣。

次年(1797年)正月十七日，因得胡虔書稱浙江學政阮元（1795-1798年在任）、布政使謝啓昆有合作輯《兩浙金石考》，及設局西湖輯小學之消息，故再次致書朱珪，請其代向阮、謝等謀一職位，藉以編摩《史籍考》。在信中，章學誠道其原委稱 ：小子未與諸公交涉，必須閣下專書託阮學使為之地步。阮雖素知小子，而未知目下艱難，又未悉伊等所辦之事，於《史考》有互資之益，須閣下詳論已上情形，則彼必與謝藩伯、張運台通長計較矣。既明小子於彼諸書有益，又明《史考》得藉杭州告成，則秋帆先生必不忘人功力，將來必列伊等銜名，如秦尚書《五禮通考》列方制軍、盧運使、宋臬台，亦其例也。......阮公又與諸公聯屬，將有所為，小子如得所安頓，則於彼之所為，既有所補，即《史考》之本業，又使諸公亦列其名。若囑阮公以此意歆動諸公，度必可動。但學使不時出巡，必須及早致書，俾得與司道諸公相商。二月中旬，出按外郡。而小子此間他無可圖，藉看一兩棚考卷，以作盤費。彼時阮公正可有回書，便於作進止矣，惟閣下即圖之。如阮公之外，更有可囑之書，則更有濟也。此一請求，不知何故，亦沒有下文，章學誠欲借他人之力的計劃再一次落空。

其後，章學誠先是於三月校文安徽桐城，繼於五月因陳奉滋之介，依鹽運使曾燠揚州署。而是年七月三日畢沅去世，在《丁巳歲暮書．投贈賓谷轉運因以志別》詩中，章學誠痛心地感嘆道：“殘篇自為運籌停，終報前軍殞大星。三年落魄還依舊，買山空羨林泉茂。”畢公曾許成書之日為章學誠買宅養老。又據史善長嘉慶三年(1798年)跋所作《弁山畢公年譜》稱：“《史籍考》一百卷。”可見，畢沅去世時，《史籍考》乃未完成之作，而成書僅得100卷。而章學誠《史考釋例》稱，畢沅所規劃的子目為112（據《史考釋例》）

1798年章學誠入浙江布政使謝啓昆幕府，繼續《史籍考》的編纂。不久，章學誠與謝啓昆在編纂過程中產生分歧，章氏只好辭去編職。《史籍考》的編纂工作由胡虔主持，參與者有錢大昭、袁鈞（字陶軒）、張彥曾等。嘉慶四年(1799)，謝啓崑調任廣西巡撫，編纂工作再次停頓。是為《史籍考》的第二次纂修。這次纂修因為是在杭州進行，杭州多藏書家，圖書資料的條件遠比第一次纂修時優越。特別是“益以文瀾閣《四庫全書》，取材頗富”，因而“視舊稿不啻四倍之”。謝啓昆於嘉慶七年(1802年)所作《懷人詩二十首》中，曾道及胡虔、章學誠、錢大昭、袁鈞、陳 諸人”《章實齋》曰：登第不求官，空齋耐歲寒。耳聾揮牘易，鼻堊運斤難。晚境貧愈甚，芳情老未刊。近來稽水側，誰授故人餐？”

謝啓昆之續撰《史籍考》，是在畢沅原稿基礎上進行的。其後，在錢大昭等幕客的佐助下，予以“增加潤飾”，謝啓昆主持的《史籍考》，據《史籍考總目》所列，乃續增至325卷。而謝啓昆於嘉慶三年(1798年)致書陳奉滋嘗稱：“僕所作《小學考》，昨甫脱稿；《史籍考》年內亦可告竣。書籍友朋，此間最盛，僕之復來浙江，所得惟此耳。”可見《史籍考》的進展是相當迅速的。又謝啓昆於嘉慶四年(1799年)致書孫星衍稱：“畢宮保《史籍考》之稿，將次零散，僕為重加整理，更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取材頗富，視舊稿不啻四倍之。臘底粗成五百餘卷，修飾討論，猶有待焉。”但謝啓昆於是年八月即遷任廣西巡撫，而畢沅家因胡齊侖案受牽連，於是年十月遭到籍沒。鑑於當時畢沅政治地位的一落千丈，謝氏《史籍考》之修撰，因之中輟，故其500卷之説，蓋遷調前的設想(謝氏信中有“文旌何時來浙”之語)，其後並未付諸實施，但在325卷的基礎上有所增加，是有可能的。

還延攬過：嚴觀（其父嚴長明）、方正澍、凌廷堪、武億；袁鈞、張燕昌、陳繵。

馬國翰：有關章學誠纂修《史籍考》之緣起,經過,拙作《許瀚之文獻學研究》第四章 許瀚之目錄版 者,補佚不輟....（略論章學誠及許瀚於目錄學觀點之異同—以《史籍考》修纂為例）,載於:陳仕華主編,《章學誠研究論叢》—第四屆...

錢慶曾續編錢大昕年譜，於嘉慶二年（1797）條亦稱：“是年為兩湖制軍畢公沅校刊《續資治通鑑》。……先經邵學士晉涵、嚴侍讀長明、孫觀察星衍、洪編修亮吉及族祖十蘭先生（錢坫）佐畢公分纂成書。閲數年，又屬公復勘，增補考異，未蕆事而畢公卒，以其本歸公子。

關於畢沅纂輯刊刻的過程，馮集梧序《續資治通鑑》稱：“經營三十餘年，延致一時軼才達學之士，參訂成稿；復經餘姚邵二雲學士核定體例付刻，又經嘉定 錢竹汀詹事逐加校閲。然刻未及半，僅百三卷止。”畢沅主持纂輯《續資治通鑑》，大體經過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草創期，約當畢沅任陝西、河南巡撫期間。是時，嚴長明、孫星衍、洪亮吉、錢坫諸人客畢沅幕中，除協助畢沅輯刻《經訓堂叢書》外，即分任是書之纂輯。

第二階段為複審期，《續資治通鑑》成編後，畢沅因不大滿意，乃屬邵晉涵為之更正，遂大為改觀。

第三階段為續訂期，經邵晉涵更正後，畢沅又以《舉要歷》屬錢大昕，且屬其復勘全書，且增補考異。第四階段為刊刻期，此一階段又可分為前後兩期，前一期為畢沅在世時所刻一百三卷，後一期為馮集梧於嘉慶六年（1801）年補刻二百二十卷。

章學誠所撰《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書》、《邵與桐別傳》二文，則於《續資治通鑑》的卷數和版本提出了不同的説法。前文稱：“計字二百三十五 萬五千有奇，為書凡二百卷。”[80]後文稱：“故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指徐乾學——引者注）本稍 為損益，無大殊益。公未愜心，屬君更正。君（指邵晉涵——引者注）出緒餘為之複審，其書即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悦服，手書報謝，謂迥 出諸家《續鑑》上也。

貽選謹按：先師為畢公複審《續鑑》，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所刻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尚有殘稿，恐未全 耳。公旋薨于軍，其家所刻《續鑑》，乃賓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81]按章學誠所説，《續資治通鑑》有二種本子，一為邵晉 涵更正寄畢沅本，後因畢沅家遭籍沒而不可訪，一為據賓客初定之本刊刻者；其卷數為二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