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秉有

兩次應邀赴日本舉辦“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史秉有畫展”；

赴法、意、德等十五國藝術考察；

在日本、北京、山西等地舉辦“史秉有畫展”十四次； ^[1] 

1997年10月，史秉有教授收到一封來自日本琦玉縣坂户市教育委員會的來信，內容是特意邀請他赴日舉辦“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週年史秉有教授繪畫展”。邀請信還清楚標明，讓史秉有夫婦一同前往。

看着邀請函，史秉有一喜一憂。喜的是自己的繪畫作品能夠到國外展出，能讓日本藝術愛好者觀賞評價中國工筆花鳥畫；憂的是自己不懂日語，而且赴日一趟費用昂貴，自己經濟能力有限。他拿着邀請信找到山大有關領導，校方答覆説，這個展覽屬於民間活動，學校不便於負擔所需費用。

山西大學外語學院教授曹石堂早年留學日本，跟史秉有私人關係不錯，他得知此事，主動提出願意給史秉有當翻譯，促成此事。翻譯問題解決了，接下來就是經費問題。史秉有立即給邀請方回信，請求對方將原先邀請他的妻子尚淑菊的名額換成曹石堂教授，並婉轉地提出了赴日費用困難。沒想到的是，日本坂户市教育委員會很快答覆，原邀請信內容不變，由邀請方負責陪同翻譯，並承擔赴日的全部費用。

10 月 18日，經過緊張的準備工作，史秉有攜帶着自己的幾十幅繪畫作品，攜帶着患難與共的妻子尚淑菊，攜帶着對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誼，飛向東瀛島國。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唐代高僧鑑真東渡，把中國的佛教、醫藥、建築、書法、雕塑等帶到日本，促進了中國文化向日本的流傳，成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使者。從萬榮黃土高垣走出的史秉有第一次出國，也是他第一次在國外舉辦畫展，他的心情能不激動嗎？同時，有機會領着妻子出國見見世面，也是對尚淑菊幾十年來含辛茹苦的一種報答，他又感到莫大的欣慰。

中國畫家那麼多，山西畫家那麼多，史秉有又是一個平時做事比較低調不事張揚的人，坂户市教育委員會為什麼會邀請他前去舉辦畫展呢？史秉有揣測，可能是多年前，山西省跟日本琦玉縣建立友好縣市關係，在外事活動中，山西有關方面曾將他的畫作和畫冊贈與對方，對方看過後留下了深刻印象。總之，遇到這樣一個宣傳中國工筆花鳥畫的機會，遇到這樣一個跟日本同行學習交流的機會，遇到這樣一個為中日友好作貢獻的機會，他充滿信心全力辦好畫展，做一個當代的友誼使者。

史秉有畫展如期在日本坂户市舉行，市政府有關官員、日本美術界同行和觀眾陸續參觀了畫展，均予以讚賞和好評。不少觀眾希望今後多舉辦類似的畫展，進一步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逗留期間，史秉有在東京參觀了“東京都美術館”、“上野美術館”、“日本藝術館”。到神奈川縣參觀了“成川美術館”。在埼玉縣參觀了“丸木美術館”。另外，他還遊覽了靜岡縣的富士山，櫪木縣的東照宮等十餘處人文景觀和自然風光。直到11月4日才結束畫展回國。

通過在日本交流參觀，史秉有深深體會到，日本繪畫作為東方文化的一支，它的根基是受中國繪畫的哺育而成的。從唐宋開始，直到元明清各個朝代，不論是繪畫理論、工具材料、造型法則、筆墨技巧，還是色彩運用，甚至在裝飾陳設等方面都對日本繪畫起着根本性的影響。所以日本畫實質上是中國畫的一個支流。

史秉有還以他畫家的眼睛敏鋭地發現，目 前日本在世界畫壇失去了東方傳統繪畫的藝術特色。從日本佛教畫和大和繪畫時代起，以守野派、園山派、南畫和浮世繪等為代表的日本繪畫流派，都是繼承中國繪畫的藝術特色，然而目 前的日本畫極力地向西洋畫藝術特色演變，失去了日本傳統繪畫內在美的特點。為此，史秉有教授自豪地説：“中國畫代表了東方繪畫藝術的最高水準。中國畫比西洋畫的內涵要深，中國畫比西洋畫的境界要高，中國人應該為此驕傲。”

在日本，史秉有看到很多日本人學油畫，其熱情已經超越了學習日本畫，卻沒有看到日本人學習中國工筆畫，由此，他聯想到了國內大多數地方的美術教育也都以西方的模式辦美術學校，結果讓具有東方藝術特色的中國畫處於邊緣化，走向低谷。一個民族、國家的生存與昌盛都是與他自己的民族文化發展息息相關，甚至有決定性因素。

出國辦畫展，大大開闊了史秉有的藝術視野，也更加堅定了他弘揚民族文化，把國畫進行到底的信心。他舉例説：上世紀80年代，在北京，每每舉辦一個西方的人物或風景畫展，人們竟然從早晨三四時就開始排隊買票；而中國的故宮博物院舉辦歷代藏畫展，參觀者往往寥寥無幾，倒卻有不少是外國人在研究學習。史秉有堅定地認為：東方文化歷史悠久，東方繪畫獨樹一幟。東方繪畫能經久不衰，是因為它存在着永恆的根基和具備了內部發展的條件。我們中國畫家只有加強弘揚中國繪畫的力度，把中國畫豐富的遺產、優秀的技法向世界人民介紹，才能達到文化自強和繁榮人類繪畫。

2002年，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史秉有教授再一次應邀赴日舉辦個人畫展，並給日本友人作了講學。因為這一次攜帶繪畫作品較多，他與妻子尚淑菊、大女兒史宏弟、三女兒史宏蕾一同前往，展覽再次取得成功。

2005年至2010年期間，史秉有又讓二女兒史宏雲兩次赴日本女子美術大學和日本東京美術大學，進行中日繪畫交流長達三年。

史秉有教授兩次赴日舉辦畫展，均為參加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慶典活動，為搭建中日友誼的橋樑做貢獻。由於工筆花鳥畫的牽線，還引出一段史秉有幫助一位日本友人在山西創建希望小學的佳話。 ^[2] 

“瞧，高村史家老二史秉有考上了北京藝術學院！”

消息像夏日裏一陣涼爽的風，融着濃濃的蜜味兒，在萬榮縣十里八鄉傳頌開了。

那是1957年，山西考區報考北京藝術學院的考生竟達400多人，而錄取名額僅有區區8人，有幸能夠蟾宮折桂，可謂鳳毛麟角。

於是，在史秉有身上被罩上一段神奇的傳説：你知道嗎，那年美院考試出的啥題，叫《深山藏古寺》，讓每位考生按照題意畫一幅畫。有的考生畫的是山崖後面露出寺廟一角，有的考生畫的是一片竹林掩映着古廟。你猜猜咱史秉有畫的啥？他連寺廟的一點影子也沒畫，只畫了一條蜿蜒崎嶇的山間小道，小道上一個和尚挑着水桶，搖搖晃晃去山澗挑水。呵，一下子就被閲卷老師相中了。

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這個傳説一直被萬榮人津津樂道，作為老師和家長教育激勵孩子求學上進的活教材。

然而，傳説卻是以訛傳訛。

世界上有沒有天才？有。然而，史秉有並非天才，他僅僅比別的孩子多了一點繪畫天賦。“山西省萬榮縣，人民政府在解店；東至稷王山，西到黃河灘，一座孤山在中間。”高村位於孤山以西的黃土高垣上，一條公路由村東穿過，朝南通往臨猗縣、運城市，往北數十里是河津市，不遠處就是黃河禹門口，鯉魚跳龍門的故事就發生在那裏。西北二十里是萬榮縣城所在地解店鎮，西面黃河邊有名勝古蹟后土祠，黃河對面高陵是沉睡着《史記》作者的司馬遷墓。1939年，史秉有出生在萬榮縣高村鄉高村。

既不是豪門望族，也不是書香門第，史秉有的父親史升貴大字不識幾個，老實巴交，靠種幾畝薄田和給地主扛長工養家餬口。他的母親馮彥娥是家庭婦女，心靈手巧，熱心助人，平日裏剪紙，繡花，縫衣服，是村裏有名的巧手。尤其是繡花，那些花花綠綠的繡花線，一經母親飛針走線，就變成了紅花綠葉和飛舞的蝴蝶。年幼的史秉有喜歡看母親繡花，邊看邊在心裏記下母親的許多畫稿。偶爾，他拿鉛筆照着母親的畫稿塗塗抹抹，母親看了，誇獎他畫得不錯。“民間説女孩像爸，男孩像媽，我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母親這方面的基因。”史秉有深情地回憶説。其實，他何嘗沒有繼承父親吃苦耐勞的品質呢？

史秉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少時的他個頭不高，身材削瘦。有一次，村裏一個大孩子欺負他，他捱打後十分委屈、憤懣，但身小力薄無力反擊。如何才能出一出這口惡氣？史秉有尋思再三，找到了半截粉筆，跑到那個孩子家大門前，偷偷在大門上畫了一隻惡鷹，心想讓這隻惡鷹狠狠懲罰懲罰這個孩子。原本一個報復性的惡作劇，沒有想到的是，他畫的這隻惡鷹竟然招來四鄰八舍男女老少瞧熱鬧，看稀奇，人們七嘴八舌，誇讚這隻鷹畫得形態逼真，活靈活現。

聽到人們的讚揚，史秉有心有所動，從此愛上了畫畫，迷上了畫畫。村裏的小媳婦大姑娘繡花剪紙需要個畫稿，就來找他畫。天上的鳥，地上的蟲，花木花草，都成了他作畫的對象。從小學到高小到中學，他擔任學校的壁報股長、美術組長，課餘時間，題刊頭，畫插圖，板報、壁報給他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幸運的是，他遇到兩位好老師，一位是薛店高小的美術老師王德白，一位是閆景中學的美術老師樊華亭，兩位老師都非常喜歡這個愛畫畫的學生，將一片愛心傾注在史秉有身上，熱情輔導，刻意栽培。久而久之，史秉有畫畫在當地有了點小名氣。“汾河以南、黃河以東的萬榮高垣土厚水深，人們祖祖輩輩靠一百多丈深的水井或水窖生活。但正是這塊貧瘠的黃土地上滋發了我兒時美好的夢想。當春天到來時，坡上長出的蒲公英給黃土高原帶來了無限生機。那黃色的小花使我趴在那裏看個不夠；坡道邊的馬蘭花和崖頭上滴溜溜圓的紅酸棗，在我心中更是一幅幅美麗的圖畫。坡頭上、黃河邊許多叫不出名的鳥雀跳躍婉轉，美麗的羽毛、長長的尾巴，往往誘我痴情描繪、流連忘返。”多少年後，史秉有用生動的筆調抒發出對故鄉的眷戀。

北京藝術學院是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於1956年建立的一所綜合藝術學院，院長盧夢是老資格革命幹部；院黨委書記是蘇靈揚，她的丈夫是中宣部副部長周揚。那時候，能夠考取北京藝術學院，就等於跨進了國家最高級美術殿堂。初生牛犢不怕虎，在樊華亭老師的支持下，史秉有毅然報考了北京藝術學院。

炎炎夏日，揹着一個鋪蓋卷，從高村步行五十多里到臨猗縣城，然後坐燒木炭的汽車到運城，再轉乘通往太原的火車。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的史秉有，對外面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又覺得新鮮。列車車廂裏，史秉有身邊坐着幾位説唱演出的盲人，還有一位斷了一條腿拄着枴杖的退伍軍人，好像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一路上，這幾個人天南海北聊得熱鬧，史秉有津津有味地聆聽着。列車到了太原站，下車時，只見其中一位盲人把那位傷殘軍人背起來，其他盲人幫他拿上枴杖，帶着他們的二胡等樂器一起下了火車。史秉有人地生疏，匆忙拎起自個的鋪蓋卷和畫夾子，想跟隨着盲人出站。可是，那位盲人在背上軍人的指點下，步子邁得很快，史秉有氣喘吁吁也沒能跟上人家，眼睜睜看着盲人揹着軍人消失在站台的茫茫人流中……

好不容易出了火車站，史秉有僱了一輛三輪車才找到考試報名處。接下來幾天的考試科目，有文化課，有專業課，專業課分為素描、色彩和創作三門。創作課是命題作畫，出了一道考題——《互助》。瞅着《互助》兩個字，突然，史秉有眼前浮現出太原站那位盲人揹着軍人下火車的一幕。靈感一來，他提起畫筆，刷刷刷，在畫紙上畫出一個盲人身背傷殘軍人下火車的情景。正是這幅《互助》試卷，成為史秉有跨進北京藝術學院的通行證。《深山藏古寺》是中國繪畫史上宋徽宗招考宮廷畫師時出的考題，家鄉人之所以張冠李戴，把它演繹到史秉有頭上，無疑是為萬榮縣出了一位繪畫天才，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

一個酷愛畫畫的農村青年攀登上了藝術殿堂，終於能夠實現自己當一名畫家的理想了。鄉親們為他高興，史秉有心頭更像灌了一瓶蜜。懷揣着大學錄取通知書，他興沖沖趕往北京報到。 ^[3] 

報到後沒幾天，盧夢院長特意把史秉有叫到辦公室，表情嚴肅而又語重心長地説：“秉有同學，你知道不知道，在我們學院這屆招錄的新生中，你是惟一一個作為破格錄取的。”

“哦？我……不知道。”恭恭敬敬站在威嚴的院長面前，史秉有直搖頭。

“是這樣，學院去山西招生的老師向我彙報了你的情況，如果以你的素描和色彩兩門考試成績，你是考不上的。但是，你的文化課成績不錯，最主要的是你的創作考得好。今年出的考題是《互助》，許多考生沒有完全領會題意，結果畫成了‘幫助’。‘互助’跟‘幫助’雖然一字之差，其實是有區別的。你畫了一個盲人身背傷殘軍人，這個立意就很切題，構思也比較巧妙。正是你的這幅創作畫吸引了招生老師。可見，你很有藝術天賦，也具備了一定的藝術素質，只要好好努力，將來一定會有發展的。不過，你應該明白，天資代替不了功力……”

查漢語詞典，“幫助”的解釋是：替人出力、出主意或給以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援。“互助”的解釋是：互相幫助，有相互合作的意思。可見，史秉有創作的《互助》，是盲人與傷殘軍人各自利用身體優勢，進行的一個互助行動，的確非常切題。史秉有把生活中的巧遇畫於筆端，不禁令人想起牛頓看到蘋果落地產生靈感的故事。

盧夢原籍河北省，解放前在山西參加過犧盟會，在抗日根據地文聯、新聞等單位任職，對山西這塊革命熱土感情深厚，同時也把一份關愛灑在了來自山西農村的學子史秉有身上。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盧夢一席話，史秉有聽了暗下決心：絕不辜負老師和親人的重望，發奮學習，爭取把落下的功課儘快補起來。

雖然素描和色彩暫時落於人後，但是一入學，史秉有在體育方面的強項便顯露出來。自小在家幹農活，挑水擔糞，鍛鍊了他強壯的體力和體質。第一學年學校召開秋季體育運動會，他參加百米賽跑獲得亞軍。他擔任了班裏的體育幹事，寒暑易節，鍛鍊不止，愛好體育運動伴隨他度完了大學生活，也保證了他畢業以後四十年來在生活、教學和藝術創作等方面的超負荷拼搏。

首都北京，對從萬榮農村來的18歲青年充滿了無窮的神秘和誘惑。星期天，同學們有的逛公園，有的看電影，而史秉有家庭經濟困難，只好躲在教室裏温習功課。有的同學悄悄開始談情説愛，史秉有小時候父母就給訂了一門娃娃親，他沒必要在這方面費心勞神。寒暑假，有的同學回家休息，他囊中羞澀，就留在學校讀書作畫。“抬頭體育鍛煉，低頭紙墨筆硯。”是史秉有大學校園的寫照。他成了時間的富有者，學業有了很大發展。一年級他是差等生，二年級他邁向中等生，三年級他步入了上等生。1962年，史秉有創作的花鳥畫《玉蘭》，參加了北京市第五屆中國畫展覽。處女作《玉蘭》能跟吳作人、李苦禪、李可染等名家的大作懸掛在同一展廳，這對於史秉有該是多麼震撼的鼓舞啊！魯迅先生説得好：所謂天才，就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於工作。

然而，北京藝術學院並非世外桃源。在共和國大地發生的一連串政治運動，都讓史秉有一次不落地遇上了——

“反右”運動，他趕了個末期，沒完沒了地參加批鬥會，親眼見一個個老師和高年級同學被劃為右派；“大躍進”運動，他在石景山鋼鐵廠抬鋼錠，在十三陵水庫工地挑土方；社教運動，他被派到京郊平谷縣大華山生產隊，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三年困難時期，飢餓的史秉有利用晚上做家教，教兩小時繪畫掙兩塊錢，返校途中花一塊錢買碗餛飩充飢，還能積攢點零花錢。回憶起政治熱情點燃和消耗青春精力的往事，史秉有感慨萬千：“那些年，假如我們不搞那麼多的折騰，國家和人民就會少受很多很多損失，我們在學校也能學到更多更多的知識啊！”

起初，史秉有學的是油畫專業，當時選學油畫在美術院校成為熱門。史秉有從中國繪畫史瞭解到：中國工筆畫從戰國的帛畫至今已近2500年了，工筆畫花鳥畫在1000多年前的五代十國就成熟了，從五代到兩宋300多年間，由於朝野齊心協力，把中國工筆花鳥畫推到了高峯，曾一度成為中華民族繪畫盛世的標誌。元代之後700多年來，文人寫意畫興起，主宰了中國畫壇的話語權，工筆花鳥畫受到歧視走向衰落。明代之後，曾有人企圖傳承復興工筆花鳥畫，均壯志未酬。近百年來，工筆花鳥畫瀕於滅亡的邊緣，面臨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窘境。他選擇學習中國工筆花鳥畫這一冷門畫種，志在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另外還有一個難以啓齒的原因，學油畫所需作畫工具材料投資大，而他家裏拿不出錢。從此，史秉有跟中國工筆花鳥畫結下了不解之緣。

“畢業創作是大學畢業生找單位的敲門磚。”這是上世紀60年代全國美術院校中流傳的一句話。1963年夏，史秉有大學畢業了，他的畢業創作作品巨幅工筆花鳥畫《舂濃》，在全國美術大學畢業生創作作品新芽美展中獲得好評，後又被刊登在權威學術刊物《美術》第五期上。這一期《美術》雜誌在“美術院校應屆畢業生創作選刊”專欄中，總共選登了17幅作品，其中油畫5幅，中國畫3幅，《春濃》是入選的惟一一幅工筆花鳥畫。有了這一塊堅硬的“敲門磚”，史秉有被留校任教，成為國畫專業惟一一名留校生。

留校不久，史秉有又被選送到中央美術學院深造研究生學業。他的研究生畢業作品畫《公社春早》，畫面近景是透過盛開的杏花枝頭，遠處在公路上有奔馳的拖拉機、與田野中豎立的高壓電線以及噴灑農藥的社員，反映當時我國農村實現“四化”的美好憧憬。《公社春早》刊登在英文雜誌《人民中國》1966年第二期封底，儘管沒能擺脱圖解政治的痕跡，畢竟讓外國人看見了新中國農村的新氣象。

從 1957年到1965年，史秉有在北京藝術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求學8年，師從李苦禪、王雪濤、俞致貞、田世光、高冠華、戴林、郭味蕖等花鳥畫大師。研究生畢業後，他原本已經留校任教，卻毅然回到山西大學美術系教書。原因之一是1964年極左思潮導致學校花鳥畫專業停辦，另一個原因則是跟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娃娃親有很大關係。 ^[4] 

在晉南農村，流行一個很不文明的習俗——早訂婚。男孩女孩只有幾歲大，懵裏懵懂的，便由媒婆做媒，遵照父母之命訂了婚姻。等到年齡增大，男孩招工、參軍或者考上大學，隨着地位和環境的改變，對小時候訂婚的對象不滿意，提出退婚或離婚。此刻，社會輿論卻不分青紅皂白，一致譴責男方為“陳世美”。早訂婚的惡習，不知釀就了多少男女的悲歡離合。

史秉有也沒有逃脱這一習俗。記不清什麼時候，父母在離高村幾里遠的半坡村給他訂下一門親事，對象名叫尚淑菊。因為淑菊的姥姥家在高村，逢年過節串親戚，兩人時常見面，但礙於封建意識的影響和少男少女的羞怯，極少接觸。史秉有考取北京藝術學院後，兩人來往逐漸增多，彼此有了一定了解。尚淑菊在學業上生活上都很支持他、關心他，史秉有對淑菊充滿了感謝之情。

1958年淑菊初中畢業後被招到太原當了工人，兩人之間鴻雁傳書，相互訴説着青春理想和思念之情。

有一年放暑假，史秉有回老家路過太原，特意趕到淑菊所在的工廠看望她。久別重逢，兩人該有説不完的心裏話。可是，史秉有一眼看見廠區裏的幾棵夾竹桃，枝繁葉茂，花朵鮮豔，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什麼也顧不得，鑽進花叢，打開隨身帶的畫夾，蹲在花前，開始了寫生。他全神貫注，附近電廠大煙囱的灰渣落在身上，把他潔白的襯衣變成了灰色，也全然不知。等到淑菊從食堂打來飯菜，卻四下裏找不見他。

1962年，在國家“六二壓”風潮中，尚淑菊的工廠精簡人員，她被迫回到萬榮老家當了農民。史秉有與尚淑菊，一個在繁華的北京，一個在落後的農村；一個是大學研究生前途無量，一個是農民在修理地球。社會地位的巨大落差考驗着史秉有。當時，學校好多同學紛紛跟農村的對象退婚了，也有朋友勸他退婚再找。面對人生的抉擇，也許是黃土地賦予他忠厚善良的天性使然，也許是他信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名言：“愛情的意義在於幫助對方提高，同時也提高了自己。”史秉有不僅沒有拋棄尚淑菊，1963年在讀研究生學業時，他毫不猶豫地跟尚淑菊結了婚，研究生畢業後又回到山西大學任教。從此，這一對夫妻銀漢迢迢，天各一方，過上了長達25年的牛郎織女生活。

婚後9年中，史秉有跟尚淑菊生下5個孩子，一個比一個小不到兩歲。一家大小吃飯穿衣，僅靠史秉有每月54.5元工資哪能行？為了支撐這個家，尚淑菊用她纖弱的肩膀艱難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她白天上地幹農活，夜晚拖着疲憊的身體在炕頭紡線織布。全家人用的衣服被褥，全是她一寸一寸織出來的。多少次，史秉有回來跨進家門，看到的幾乎是同一幅景象：妻子滿頭大汗在鍋台邊燒火做飯，一個孩子抱着媽媽的腿哼哼唧唧，另一個在炕上“大鬧天宮”，院裏的那個滾得一身泥水，稍稍懂事的老大正在吃力地哄着最小的妹妹。家務事還能勉強對付，令尚淑菊最感愁苦的是，每當生產隊農活需要壯勞力時，她和一羣孩子束手無策四處求人幫忙；每當生產隊分糧時，她家因為掙的工分不夠分不到勞動糧，眼巴巴望着別人揹着糧食回家。

多少次，望着辛勞的妻子，史秉有眼睛濕潤了，腳步邁不動了，他曾產生了不回太原，調回縣文化館工作，以便幫助妻子帶大孩子，一家人團團圓圓，共享天倫之樂的念頭。但是，一來大學不會放他，二來妻子看出了丈夫的心事，寬慰地説：“你有你的事業，放心走吧，家裏有我！”

返回學校，史秉有何嘗能夠放心得下家裏。每月工資發下來，為了補貼家用和供孩子上學，一分錢也要掰作幾瓣花。一天三頓窩頭鹹菜吃了好幾年，清淡單調的飲食，使他虛弱的腸胃竟然無力接受營養豐富的食品。他不能吃肉食，甚至連水果也無緣享用。長期的營養不良，使這位大學期間的中長跑運動健將身體逐漸垮了下來。他的一身衣服晚上洗了白天穿，朋友開玩笑説他是“老虎下山一張皮”。寒假暑假，麥收秋收，史秉有一年至少回家四趟。

麥收時節，龍口奪食，他坐火車趕汽車一回家，放下東西，喝一口涼水就直奔自留地，搶過妻子手中的鐮刀就不直腰了。他是大學老師，課堂上教書育人；他又像半個農民，跟黃土地打交道學會了犁耬耙耱等技術農活。

生活的清苦，夜晚的孤獨，史秉有並沒有感到寂寞和空虛。教學之餘，他外出寫生，拼命作畫，足跡跑遍了太行呂梁的山山水水。他把對中國花鳥畫的熱愛，對山西這塊熱土的摯愛，對家鄉妻子的情愛，一筆一畫，一點一勾，傾注在一幅幅五彩繽紛的藝術作品中。

1983年，國家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尚淑菊和孩子才轉為城市户口。但因學校住房短缺，家裏老人也年邁多病，夫妻仍然天各一方。直到1988年學校分到宿舍，這對患難夫妻終於結束了長達25年的牛郎織女生活。兩地生活的艱辛不知耗費了史秉有多少時間和精力，然而，也讓他更加熟悉和了解到農村底層的狀況，積累了豐富的田園造化之美的花鳥畫素材，為他日後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説：“一個藝術家除了觀察客觀生活之外，最重要的是在觀察自己，觀察自己的內心世界。不因自己時來運轉而忘乎所以，也不因厄運臨頭而怨天尤人。”

卸下了家庭包袱的史秉有，將向事業的高峯展翅翱翔。 ^[5] 

作品在全國美展中多次獲獎，被收入《中國花鳥畫》等多部大型畫集。

為中共中央大會議廳創作寬十一米高三米巨幅工筆畫《朝鶴圖》；

為人民大會堂創作大幅工筆畫《晨霧飄香》；

為國家領導人辦公地創作工筆畫《滿園春》和《春正濃》；

為中共山西省委會議廳創作巨幅工筆畫《松鶴圖》；

獲山西省“我為山西立新功”優秀獎。 ^[1] 

第一，他用畫家的眼睛從平凡的生活中發掘非凡的美，拓寬了繪畫題材，給人以清新健康美的享受。

中國傳統工筆畫離不開梅蘭竹菊、奇花珍禽、游魚蟲蝶等，史秉有在畫中增添了羣羊、麻雀、谷黍、梨、杏、柿子、酸棗等等，這些鄉間田野司空見慣的自然景物，成了他工筆花鳥畫取之不盡的創作題材。他創作過一幅《老根情灑黃土中》，懸崖邊一棵蒼老的柿子樹，根鬚裸露，卻牢牢抓住泥土不放；看似岌岌可危，根鬚卻汲取泥土的營養頑強生長。畫作告訴人們：生命是不擇境遇的，奉獻是不講條件的。只有從艱辛的生存和無私的奉獻中，才能真正實現自身的價值。這幅畫藴涵着黃土與樹根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的哲學理念。史秉有認為，與多數傳統的梅蘭竹菊賦予的內在美不同，山野之花雖然不如紅花綠葉好看，卻是紅花綠葉所代替不了的。

第二，他的繪畫作品一方面繼承了傳統工筆花鳥畫健康向上的意境，另一方面進一步深化了主題思想含量。

傳統工筆花鳥畫已然形成了一些老套路，畫松樹，畫仙鶴，題為“松齡賀壽”。畫荷花，隱喻“出污泥而不染”。史秉有畫動物，畫植物，都給動植物身上賦予了新意。他畫過一幅《黍香》，深秋的田野，一嘟嚕一嘟嚕金黃色的黍穗，飄散着濃濃的黍香。幾隻麻雀經不住黍香的誘惑，鳴叫着，歌唱着，廝纏着來覓食。突然遭到驅趕，有的奮翅驚飛，有的不忘呼喚同伴，情趣盎然。這黍香背後，既有豐收的喜悦，又有勤勞的汗水；既有艱辛的探求，又有未來的希望；既有播種者的自豪，又有覬覦者的掠奪。這幅畫的創作構思來源他兒時在田間看護莊稼驅趕麻雀的經歷。

第三，他探索融合其他畫科構圖、線條、色彩等元素的繪畫技法，在保持民族藝術特色的宗旨下，博採眾長，為我所用。

史秉有學習過西洋繪畫，他覺得弘揚中國工筆花鳥畫，不能排斥西洋畫，反過來西洋畫的一些畫法和技巧，完全可以拿來借鑑。但是，拿來借鑑不是物理上的混合，而是要達到化學上的化合。《芽兒》是一幅全國美展獲獎作品，專家對此讚不絕口，不僅因為史秉有善於觀察生活，獨具慧眼取材，而且，他在工筆畫中適當運用了西洋畫物體受光面的色彩、受光源色影響的法則，既保持了中國畫以線造形的藝術特色，又未變成西洋畫。畫中燦爛的早霞映照在被芽兒拱起的一個個土塊上，愈加生機勃勃，深化了芽兒具有非凡韌勁拼力向上的主題。

第四，他用工筆花鳥畫的技法探索發展科普畫的新途徑。

十年浩劫，工筆花鳥畫被打入“四舊”，成為畏途。但史秉有沒有放下畫筆，沒有廢棄技藝，他想方設法為省衞生廳畫《山西中草藥》，為省水利廳畫《水產科普畫》，為省林業廳畫《森林保護手冊》，共計300多幅。他為省輕工廳的產品作畫，山西名酒汾酒瓶上那幅“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畫，就是他1973年創作的，一直沿用至今。“不為名利斷送藝術，不因生活風浪兇險而拋棄畫案。”是他抱定的信念。已故著名畫家、山西美協副主席趙延緒先生對《山西中草藥》彩圖的評語是：“秉有同道所繪之中草藥圖，古若徐熙，今齊非誾，真是筆中有韻，墨外有神。今以數載之精力為大眾繪成巨冊，宜乎揮毫落紙，卓爾不羣，爰樂書數語以志欽佩。”徐熙和黃筌均是五代十國著名花鳥畫大師；於非誾是當代著名花鳥畫大師，他注重寫生，畫風直追宋元古典繪畫遺產，尤其是宋徽宗趙佶的筆情墨趣。趙老以“古若徐熙”“今齊非誾”酷評，可見一斑。

第五，他將傳統工筆花鳥畫推向廣闊的民間，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

史秉有出版過許多采用工筆畫的技法和表現形式創作的年畫，既有風景抒情的春夏秋冬四條屏年畫，又有寓意吉祥的喜鵲梅花、鴛鴦荷花為題材的單張年畫，還有一套套內容豐富、色彩豔麗的枱曆和掛曆，在新華書店，在廠礦社區，在農村集市，被廣大羣眾爭相購買。

史秉有求學時的恩師、全國著名女畫家俞致貞生前評價説：“史秉有擅長工筆花鳥畫，因他有為人民服務之心，故不辭艱辛，常上山下鄉體驗生活，蒐集素材，創作出大量有時代氣息之花鳥畫經常展覽和出版，深受廣大人民歡迎。近年之新作做到豔而不俗，典雅大方，獨樹一幟，可喜可賀。” ^[6] 

出版有《史秉有畫集》和《史秉有花鳥畫集》。 ^[1] 

山西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山西大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文史館館員、中國美協會員、山西美協理事、山西省工筆花鳥畫會會長、山西老年書畫家協會副會長、山西師範大學、太原科技大學、運城學院、晉中學院等七所大學的教學顧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