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濟美

1930年6月進入中統，接受中共叛徒顧順章培訓三個月。

1932年6月，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指派史濟美前往上海籌備中統上海區的工作。為了工作，史濟美化名馬紹武，以國民黨中央黨部駐上海特派員的公開身份，籌建中統上海區。不久，史濟美升任中統上海站站長，全面主持中統在上海地區的特工活動。在他主持中統上海站的一年時間裏，他大大地重創了中國共產黨的上海地下黨。

他在大叛徒顧順章那裏學到了很多反共的技術。顧順章在沒有叛變前，是黨中央特科的負責人之一，他掌握中共特科所有的秘密，所以顧順章的叛變，對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造成的嚴重損失，幾乎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相當。以至於在1931年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通緝令，指出： “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羣眾自覺的光榮責任。”

化名馬紹武的史濟美，每當他及他手下的特務發現中共的嫌疑對象，就會把這人定為“説服對象”，派出勸降水平較高的特務，採取秘密方式到“説服對象”家，或者將“説服對象”帶到較偏僻的茶館和清靜的馬路邊，與之先談生活、工作情況，再談對共產黨的看法和態度，而不是將其逮捕。

而且，對被捕的共產黨員，馬紹武等人也會心平氣和地跟被捕人員談心，馬紹武深得顧順章“真傳”，善於用國民黨的觀點“辯駁”馬列主義，來動搖共產黨員心中的信念，使其叛變革命。這和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一貫使用的，對抓捕的共產黨人動輒嚴刑拷打的逼供方法有明顯的區別。

如果在“談話”後，“説服對象”仍然不輕易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那麼馬紹武等人就會開始威逼利誘，比如對“説服對象”説“你有妻兒老小，全家靠你養活，你參加反動組織，擾亂社會治安，一旦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牽連嗎？我們現在是幫助你，挽救你，不想讓你繼續待在泥坑裏，希望你早點向政府自首，這樣不但可以保證你的前途，還能保證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從，你要三思……”事實證明，軟刀子有時比硬刀子更有效果。很多“説服對象”是中共地下黨的基層黨員，他們是上海本地的職業工作者，他們本來就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所以，他們的顧忌相對比較多，也更容易被馬紹武等人的軟刀子嚇倒。

馬紹武等人正是利用中共地下黨的某些基層黨員的畏懼心理，把他們變成了叛徒。因為害怕牽涉到家庭，所以某些基層黨員不敢向中共黨組織彙報馬紹武等人的“勸降”過程，也不敢斷然跟中共黨組織決裂，所以，這就使得這些人逐漸叛變，成了馬紹武等中統特務安插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內線”。為了防止“內線”再次叛變回去，馬紹武還會要求這些人辦理秘密的自首手續，並留照存檔。這樣，即便是這些原來的中國共產黨的基層黨員又叛變回了共產黨，馬紹武等人也可以憑藉這份自首手續，使得中國共產黨不再信任叛變回去的基層黨員。

中統特務徐恩曾和顧順章的這些方法其實是很可怕的，叛變的基層黨員，成了隱藏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內線“細胞”。國民黨特務組織便利用這些內線“細胞”，不斷地悄悄地向縱深處發展內線“細胞”，從而不斷地瓦解黨組織。按照複數原理，這種方式如果按照理想狀態發展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

事實證明，中統特務徐恩曾的這些手段還是極大地打擊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的。而且為了便於內線“細胞”開展活動，中統局局長徐恩曾還規定，只要發現中共組織內有不利於內線“細胞”發展提升的障礙，各地特務要不惜一切代價予以剷除，為這些內線“細胞”打入更高一級的中共組織內部掃清道路。當內線“細胞”將中共黨組織的內部情況掌握到一定的程度，徐恩曾便會下令一網打盡。

所以馬紹武的到來，的確讓上海變成了更加恐怖的白色地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