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注

2 000多年來，史注陳陳相因，形成了浩博繁複的史注遺產，也形成了特有的體式和內容，大體可分為：正文插説體、正文傳述體、註疏體、補闕體、論文體。正文插説體是作者自己於著作行文中偶爾夾雜着的解釋，解釋的對象往往是引用的話。甲骨卜辭中已初見端倪，先秦文獻中最為常見，秦代以後的歷代文獻中仍時時被採用。正文傳述體是以一書解釋另一書，或以一篇解釋另一篇的註解形式，註文皆能獨立成書或成篇。始於“春秋三傳”對《春秋》的傳述，後繼者極少，以酈道元《水經注》最為著名。但對後世補闕體影響較大。註疏體是史注的範式，它對原文字詞隨文釋義，隨文加註，十分靈活方便，名稱繁多，使用最為普遍，也最接近現代意義的註解。

韋昭《國語解》、李善《文選注》、《史記》“三家注”、顏師古《漢書注》、王先謙《漢書補註》、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等都是其名著。註疏體的體例、內容都比較複雜，以《十三經注疏》最為突出。補闕體史注以補充材料、考訂史實和兼發評論為主，最富史學價值，往往與原著伯仲之間，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説新語注》均屬此類名著。史注中補闕體雖不多見，但對註疏體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積極影響。論文體是將一些重要而疑難的問題單獨進行解釋、考證，並作理性的總結，標誌着史注向更高層次發展和對前代史注的反思審視。王念孫《讀書雜誌》、王引之《經義述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趙翼《廿二史札記》等都是典範的論文體史注。史注具有化難為易、化不明為明、化不理解為理解等重要功用，保存了豐富而珍貴的歷史資料，藴涵着豐富的史學思想。但古代史注往往存在階級偏見和時代觀念的侷限，存在疏而不破和空談義理的現象，存在增字為訓的錯誤，存在失考、疏漏和望文生義的問題，甚至考證煩瑣等。必須以批判的眼光視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