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地學報

《史地學報》創刊於1921年11月，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創辦，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1926年10月停刊。它是20世紀20年代一份持續時間並不長但影響較大的史學類學術刊物，展現了一個強大的學人羣體通過各自的教學實踐，探討其學術追求、國史認知和史地教育觀念的圖景。 ^[1]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史學從觀點到方法、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出了全新的面貌。其顯著特徵是，建立以培養史學人才為主要目標的新的教學和研究機構、設置新的教學課程等現代史學所要求的相應舉措。儘管這些特徵最初多為仿效西方而來，但均屬“開新”之舉。各地有條件的大學都陸續設立了史學系、歷史系或史地系，開設一系列新的課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便是在這樣特殊的歷史時期下孕育並誕生的。 ^[1] 

1920年5月13日，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東南大學）文史地部和其他科系學生聯合組織的史地研究會成立。其簡章稱：史地研究會以“研究史學地學為宗旨。凡本校史學系、地學系或其他各科系同學有志研究史地者，皆得為本會會員。本校畢業同學入會者亦為會員”。諸葛麒、陳訓慈、胡煥庸、向達等先後擔任總幹事；張其昀、陳訓慈、繆鳳林、陸維釗等人相繼擔任編輯主任或總編輯；柳詒徵、竺可楨、梁啓超等擔任指導員。史地研究會成立後十分活躍，在校內外影響頗大，被譽為民國初期中國現代大學學生學術研究活動中最具學術組織性和規範化的團體。 ^[1] 

史地研究會成立伊始，就開始着手籌備會刊。1921年11月1日，《史地學報》正式創刊。柳詒徵為其創刊號作“序”稱：“國有珍聞，家有瑰寶，叩之學者，舉之不知，而惟震眩於殊方絕國鉅人碩學之浩博，即沾溉於殊方絕國者，亦不外教科講義之常識，甚且掇拾剽末稗販糟粕，並教科講義之常識而不全，則吾國遂以無學聞於世。”指出了當時史學研究與歷史教育存在的種種弊端，希望通過創辦專門史學刊物予以糾正。 ^[1] 

《史地學報》初定為季刊，年出4期。自2卷1期起因為季刊“卷帙繁重，印刷遲延；時事之論，輒失時效”，遂改為月刊（寒暑假除外），年出8期。至1926年10月4卷1期出版，也就是最後一期，5年間共出版4卷21期，前後共計發表文章300餘篇。 ^[1] 

作為早期創辦的史學專業刊物，《史地學報》在學術規範方面作了有益嘗試。對文章中所引的原文都加以引號標示，對引述的觀點也給予註釋，並在頁腳標註出處和頁碼，已接近現代論文的註解，充分體現了作者對學術的嚴謹態度。此外，中國傳統的註釋引用方式也得以繼承，文章中直接標明某某書，然後引出證據。其封面印有“南高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編輯”、“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字樣。自第3卷始，刊物的封面署為“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編輯”、“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封面和版權頁標明的是“期”，而內文標的是“號”。2卷1—8期還附有雜誌的英文刊名（JournalofHistoricalandGeographicalSociety）和英文出版日期。 ^[1] 

《史地學報》欄目設置也較為靈活，圖文並茂。先後設有欄目（門類）30餘個，其中常設欄目20個，如評論、通論、史地教學、研究、古書新評、讀書錄、雜綴、世界新聞、氣象報告、書報紹介、史地界消息、調查、史地家傳記、譚屑、專件、選錄、書報目錄、會務、通訊及卷首插圖等。但也並非每期均包含上述門類，而是視來稿情形，隨時對欄目進行調整。 ^[1] 

為了擴大《史地學報》的影響，史地研究會除了將《史地學報》贈送會員和校內老師外，還向國內宿學名儒、治學名家免費贈送，與國內一些出版物相互交換。他們成立了圖書部，“專門保管交換及贈送所得之書籍”。

作為五四時期史學代表性刊物之一，《史地學報》一方面承繼傳統中國史學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嘗試向西學取經，同時還兼有史地教育之重任。在柳詒徵、竺可楨、朱進之、童季通、徐則陵、白眉初、梁啓超等知名教師與學者的指導下，《史地學報》把教學與研究緊密結合，通過開闢“史地教育”、“史地教學”專欄，積極介紹國內外史地學教育理論、教育狀況等，以期引起國內學人對史地教育的關注與探討。如陳訓慈譯《戰後之德意志歷史教學》，陸維昭（維釗）《中等中國歷史教科書編輯商例》，徐則陵《歷史教學之設備問題及其解決之方法》、《歷史教育上之心理問題》，張其昀《兑亞二君之大學地理教育觀》等。除此之外，學報同人還通過“書報目錄”、“書報紹介”、“新書紹介”等欄目，直接翻譯介紹西方的教科書，並加以分析批評，供國內教科書編輯借鑑。 ^[1] 

《史地學報》密切關注學術發展動向，積極參與學術討論，不僅發表史地學報派的成果，還轉載、譯載或摘述有價值的、重要的史學研究論著，其目的在於全面反映當時的史學發展狀況及研究動態。1923年5月，《努力》週刊增刊《讀書雜誌》上發表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史學界眾多學者就相關問題持久的考辨論議。此觀點得到錢玄同、胡適、傅斯年、周予同、羅根澤等知名學者的支持，但也遭到劉掞藜、柳詒徵、張蔭麟等人的批評，從而引發了中國近代史學上著名的古史辨運動。 ^[1] 

史地學報派作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與顧頡剛倡導的疑古運動發生論戰，並與《學衡》雜誌一道成為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史地學報》緊緊跟蹤事態的發展，積極參與古史辨論戰，僅在1924年就先後發表或轉載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0篇次之多。如柳翼謀（詒徵）先生《論以説文證史必先知説文之誼例》、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答劉胡二先生書》、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續）》、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三續）》、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二續)》和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等。 ^[1] 

此外，《史地學報》對魯濱遜新史學在中國的傳播也頗有貢獻。通過譯作、新書介紹、書評等多種形式傳播魯濱遜新史學思想，介紹魯濱遜及其弟子的代表作。1921年11月創刊號登載了王庸的《歐史舉要》一文，他向讀者推薦的“史學研究”著作中便有魯濱遜《新史學》一書，希冀“借他山之石以攻我之璞”。在徐則陵撰寫的《史之一種解釋》一文中多處引用《新史學》。在1卷2期的“史學界新聞”欄目刊登了一篇題為《新史學譯本出版》的報道，稱由北大史學系何柄松教授翻譯的《新史學》一書已出版發行。“按此書共分八篇，於1915年出版。其中專論新史學者雖僅四篇，而文字又略嫌凌雜；然其破壞舊史，倡導新經，實研究歷史者不可不讀之書也。”儘管這一介紹是十分簡單的，但對擴大《新史學》在中國的影響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除此之外，學報同人還翻譯了理論上緊緊追隨魯濱遜的巴恩斯的著作，如《史之過去與將來》、《社會學與歷史之關係》等。特別是胡煥庸翻譯的《美國國民史》一書在《史地學報》3卷1期至4卷1期上連載。 ^[1] 

《史地學報》創刊後，經過史地研究會同人的共同努力，影響日益擴大，備受社會的關注，從商務印書館的發行來看，幾乎覆蓋了當時全國大部分城市。《史地學報》逐步成為東南大學有重大影響的三大學術刊物之一。然而，從發刊到停刊的短短5年間，《史地學報》卻經歷了初創的艱辛和維持的艱難，到1925年底，《史地學報》已經是盛勢不再，難以為繼了。此時，柳詒徵捲入東南大學易校長風潮，被迫遠走瀋陽東北大學任教。竺可楨則應聘於商務印書館。與此同時，張其昀、劉掞藜、向達、鄭鶴聲等研究會的骨幹成員相繼畢業，核心成員風流雲散，研究會最終解體，其骨幹力量加入到1926年新創辦的《史學與地學》，而《史地學報》也與史地研究會一樣，走向終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