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瓷

第一種，長期從事文博口的專家，他們對館藏古陶瓷器物、出土文物和瓷片，古窯址的考察、研究、鑑別能力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指導着古陶瓷研究工作的方向。

第二種，文博口專業中熱愛、鑽研、刻苦學習古陶瓷的學者，他們對陶瓷鑑定有一定深度的鑑別能力。

第三種，熱愛古陶瓷的收藏者中刻苦學習、鑽研者。他們對陶瓷鑑定有較高的鑑別能力。

第四種，拍賣公司、古玩店掌眼的大師，他們的企業要盈利，必須掌握古陶瓷知識和鑑別古陶瓷方法，才能使企業生存。

第五種，盜墓者，他們對墓中器物較熟悉，對冥器有一定程度的鑑別能力，但對古陶瓷學術方面研究不深。

第六種，做高仿古陶瓷的大師們，為了迎合消費者的心理，以古陶瓷器物作標準器，製造出許多仿古陶瓷並對其進行制舊。

我到過一些廣西收藏家，家裏，陶瓷滿屋，元青花梅瓶、大罐，洪武釉裏紅玉壺春瓶，明早、中、晚期和清代早、中、晚期官窯器物等，琳琅滿目，應有盡有。他們對書本的理論知識比較熟悉，但書本上的器物照片不能説明與你所收藏的器物年代一致，只是器物外形與紋飾相似。按圖索驥，光看書本上的器物照片來對照自己所收藏的器物，就容易誤入歧途，就像在房間裏走圈圈，找不到方向，誤入歧途難以回頭。殊不知，那些大師們，照着古陶瓷的器物、紋飾、胎釉來製作，照書本上是分不出新舊的。

但有一點是仿古陶瓷的大師們無法做到的，那就是古陶瓷在世間存在與空氣、土壤中的各種不同類型物質所產生的物理變化、化學變化特徵。

要想深入研究新舊陶瓷的區別，應從研究古陶瓷殘片學起，親自到建築工地採集一些埋藏在地下一百年以上的陶瓷殘片，因為它們經歷了世間許多水及土壤中化學物質的侵蝕，所發生變化是有歷史記錄的，這種古陶瓷神韻是新陶瓷沒有的。

將古陶瓷殘片的物理變化、化學變化、釉面和胎骨變化特徵仔細觀察，再與新陶瓷殘片對比，反覆研究，掌握新舊陶瓷的特徵，通過學習、探索和研究古陶瓷殘片，再觀察完整器物，以點帶面，結合器物的器型、紋飾、釉料、胎骨、款識等方面知識和古陶瓷生產的工藝流程，再拜讀國內有權威性專家的論著，就能在瓷海中練就一雙火眼金睛，鑑別新舊陶瓷和對其器物斷代就不是一件難事。（舒而勤）

“十全老人”乾隆，不只以文治武功聞名於世，其對古陶瓷的品鑑水平，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亦或是陶瓷史上，都不可等閒視之。

清宮舊藏陶瓷器數十萬件，實際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秘而不宣、極少示人的物件”，是“真正的收藏品”;另一類是“用以彰顯皇家地位與品位而展示在外的”，是“陳設用品”(蔣得莊：《乾隆皇帝收藏再思考》)。在乾隆看來，清宮的古陶瓷有“甲”“乙”“丙”或“一等”“二等”“三等”的分別，只有入選“一等”或“甲”類的器物，才是真正的收藏品。“二等”或未入選者，只是一般的陳設器物，或用以賞賜臣工。

本文探討的主要是屬於“真正的收藏品”範疇的古陶瓷。乾隆對古陶瓷的品鑑水平，實際上也代表了乾隆的陶瓷鑑藏水平。

耳濡目染：乾隆陶瓷品味之養成

乾隆對古陶瓷的品鑑，首先受到宮廷環境的影響。從順治時代開始，清朝皇帝仿效漢族文人士大夫，閒暇之時，以古陶瓷為清玩，臧否品鑑，涵養性情。乾隆的祖父康熙、父親雍正及帝師、詞臣、畫師乃至能工巧匠的啓迪，都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乾隆的古陶瓷鑑藏品味。如葫蘆文字筆筒，是康熙賞賜給乾隆的案頭小物。乾隆二十三年，更作《詠葫蘆筆筒》詩一首，記曰：“是器乃皇祖所賜也。”其不僅“十載伴朝昏”，也有“訓垂燕翼見銘言”。可見康熙與康熙的鑑藏之物對乾隆的直接影響。乾隆的詠瓷詩，多有反省警示之作，如《詠官窯方爐》雲：“論器寓論世，用人弗可思”;《詠汝窯碗》雲：“玩物敢忘太保言”。這種以警句鐫於古陶瓷之上，或在鑑賞品評時，警示處世之道的鑑藏觀，顯然受益於康熙。雍正曾下令繪製《古玩圖》，將琳琅滿目的古器物，繪於手卷之上，營造出一種“博古”之境。乾隆則將純粹的古玩圖，發展為以“博古”為佈景的“自畫像”，《弘曆是一是二圖》是其代表。

乾隆的陶瓷品鑑能力，也受惠於宋明文人的賞玩心得及對古陶瓷的的實物觀察。清代的皇子教育，雖重滿漢蒙文、四書五經、騎射之術，但並沒有系統的古物賞析課程，乾隆的陶瓷知識，多賴自修，尤其是《古今圖書集成》中的《瓷器部匯考》，是乾隆的常用參考書。其徵引文獻，既有《遵生八箋》《格古要論》《六硯齋筆記》《春風堂筆記》等集中論述古物賞析的文獻，也旁及《坦齋筆衡》《老學庵筆記》《癸辛雜識》《清異錄》《聞見錄》《茶經》乃至陸龜蒙、蘇軾等人的詩詞，可謂博通古今，旁徵博引。有時，也由南書房的文學侍從嵬集相關文獻以供乾隆引經據典之用。

環環相扣：乾隆古陶瓷品鑑之過程

對於古陶瓷，乾隆有着獨特的品賞過程。從品貌觀察、辨偽存真、考證校異到配置匣盒，鐫刻詩文、繪製圖冊、編目典藏，已形成了環環相扣的品鑑流程。不僅展現了乾隆的學識修養，也體現了乾隆在建構清宮典藏體系中的規範與創新。

第一，品貌觀察。乾隆在《戲題官窯盤子》中談到其對《周禮·考工記》中髻、墾、暴、薜的理解，曰：“髻墾謂其器之不正，薜暴謂其釉之不純”，換而言之，乾隆尤其看重古陶瓷的完殘與釉色，位列“甲等”的瓷器，應當是完整無殘、釉面潔淨的。此外，對於支燒痕跡，亦甚重視。乾隆對《詠古陶器尊》自注曰：“凡燒造陶器，以細釘搘底入窯，故多有釘痕見底，是尊釘痕弗見，而見口，與他器異。”

第二，辨偽存真。乾隆對古陶瓷的真偽辨別，也頗有眼力。陶瓷專家謝明良指出，發現的經乾隆題詠並傳世的哥窯瓷器有19件，其中大多數為宋元時期的官窯系產品。“經乾隆鑑別出的真正汝瓷卻也有6件之多。”當然，乾隆的鑑賞也多有錯誤，如其常將汝窯判定為鈞窯，把鈞窯鑑定為汝窯，甚至可能將明清仿製品視為宋瓷(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經乾隆品鑑，被視為真品者，將著錄於冊，或配匣盒，或繪圖冊，以為永藏。

第三，考證校異。陶瓷器上的銘文，常受到乾隆的重視。其對宋瓷銘文“奉華”“殿”“坤寧”等字的考釋，至今仍被陶瓷史家所珍視。如汝窯紙槌瓶“奉華”字銘，乾隆已指出：“考宋高宗劉貴妃有奉華大小二印，南宋雜字詩吳焯所撰卷內，知是風流女畫師之句，注引畫史劉妃工畫人物云云。”馮先銘則指出，“奉華”是指奉華堂，南宋高宗德壽宮的配殿，是劉妃的居所。二種説法，皆有所據，並行不悖。

第四，復原修補。在乾隆看來，古陶瓷的“髻墾”與“暴薜”是一種缺憾，《詠哥窯葵口碗》言：“古器雖髻墾，人亦珍之”。乾隆希望通過當時的修復技術，在掩飾瑕疵傷痕的同時勉力恢復瓷器的原有外觀。常見的方法有補釉、補胎、磨邊鑲扣，或使用粘合劑、鋦釘鋦補等。《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載，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員外郎白世秀將哥窯洗一件(口破，隨木座)刷洗好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哥窯洗破口磨些，另鑲銅燒古口。”重鑲口沿的古瓷器，與宋代官窯的“紫口鐵足”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這也是乾隆熱衷於為古瓷鑲邊的動機之一。

第五，配置匣盒。凡是入選“一等”“二等”或“三等”的古陶瓷，都配有特製的匣盒。如乾隆三年二月到五月，先由管事太監準備紫檀木匣、花梨木匣、黑漆螺鈿匣等各式不同尺寸的木匣約758件，呈請乾隆裁定。其中，一等品選用上好木匣，在匣蓋和匣頭標記古陶瓷名稱等信息。酌情選取青、黃、綠三種顏色之一，填補字跡。而二等品、三等品只在匣頭一處標註品名。略有瑕疵的古陶瓷，只留在宮廷，而不為之配匣。

第六，鐫刻詩文。乾隆一生作詩四萬多首。其中，有近200首是吟詠古陶瓷的詩，多半鐫刻在古陶瓷器上。在乾隆看來，完美無瑕的瓷器象徵帝王的高尚德行。在“御製詩中追溯舜陶於河濱的典故，並且將之連結至聖人以德治天下的情操，從中建構以古代聖君為楷模的窯冶理念。”(餘佩瑾：《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換而言之，降旨刻詩，不僅是為了宣揚政治理念，也是為了塑造一種皇權正統的形象，乾隆在主導官窯生產活動中，也兼具帝王、督陶官與工匠三種角色，是其仿效大舜督促官窯產燒，宣揚德政的方式，體現出乾隆對三代社會的理解與願景。

第七，繪製圖冊。乾隆也具有文人所特有的集古雅趣，為此配置了多組多寶閣，每組多寶閣，又繪有配套圖冊。保存至今的清宮陶瓷圖冊有四種，分別是《珍陶萃美》《精陶韞古》《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每冊都選錄陶瓷10件，涵蓋宋代定、汝、官、哥、鈞、龍泉及明代的宣德、成化、萬曆等不同年代、不同窯口的古陶瓷。圖冊作對開裝裱，上頁繪製陶瓷圖像，題寫品名，下頁記錄尺寸、形制、釉色、款識乃至前人評述。這也是清宮各類典藏圖冊的標準樣式。

乾隆通過環環相扣的古陶瓷鑑藏體系，建構起了清宮的典藏體系，並以此彰顯治國理政的理想和願景。乾隆，以廣袤的大清江山為依託，以豐厚的宮廷收藏為基礎，上承康熙、雍正的鑑藏理念，直接受益於古代文人的鑑藏心得和身邊的士人工匠，熟稔典籍，摩挲細觀，形成了獨特的古陶瓷鑑藏品味與賞鑑能力。雖在真偽鑑別方面，並不能“運籌帷幄”，但在官窯探源、銘文考釋、陶瓷修復、典藏著錄等方面，皆有後人可借鑑的成就。乾隆的古陶瓷品鑑，不只是頤養性情，更將品鑑的心得用於指導乾隆官窯的實際生產，推動了清代中期官窯瓷器的創新與發展，其將古陶瓷的賞玩與政治理想相結合，成功塑造了一個堪比堯舜的德君乾隆，成為盛世清朝的一個縮影。 ^[1] 

(作者供職於杭州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