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類遺址

穿洞古人類遺址位於安順以北26公里的普定縣城郊，是我國繼北京周口店遺址之後一次極其重要的發現。該遺址經國家

經過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教授趙叢蒼等考古工作者連續15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城固寶山遺址考古發掘日前獲得重大成果。現已出土3600年至3000年前寶山商時期遺存中的大量陶器、骨器、石器以及銅、鐵製文物，其中出土的四稜體銅針，是迄今我國出土古代文物中最早的青銅針實例。寶山遺址位於胥水河畔的城固縣寶山鎮，佔地5萬平方米，1990年由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教授趙叢蒼首次發現並命名，因發掘出大量燒烤坑和形制特異的陶窯羣而享譽海內外。其中新發現仰韶時期烤燒坑和漢代烤燒坑達20多座，數量多、種類齊，揭示出漢水上游地區從仰韶、龍山、商代，直到漢代延續着烤燒坑這樣獨特的生活習俗，這在全國考古發現中尚屬首次。同時又發現了30多處商代燒烤坑，豐富了商代燒烤坑的形態。在國內以往的考古發掘中，古人類基本上都是挖坑作為倒埋垃圾，考古學上命名為“灰坑”。而寶山遺址的坑是將燒烤和堆放廢棄物等功能集於一身，這種現象意味着寶山地區的古人類使用了另一種填埋垃圾和燒烤食物並用的“燒烤坑”。在寶山遺址出土的銅器都具有一定的特色。其中出土的銅針四稜體針身和尾端的精心裝飾，則顯示出別緻的設計構思與考究的製作技藝。寶山遺存的各種陶器紋飾無不顯示出自身的特點。寶山商時期遺存中的陶器總種類達20多種，幾種主要器類如豆、小底樽形杯等，形式多樣，多姿多彩。陶器製作精緻而造型美觀，陶質普遍較好，燒製火候較高，器形規整，飾紋精細。寶山發現的目紋和蛙紋，都是刻畫在作為主要陶禮器之一的高頸小平底樽的肩部，具有特殊的意義，不排除作為符號或文字的可能性。寶山發現的鳥紋為鸞鳥形象，其刻畫於寶山商時期遺存的器物上，年代較早。該鳥紋口銜靈芝，刻畫生動，堪稱早期鳥紋的精美之作，具有豐富的內涵。

人類的棲息，繁衍總是選擇在自然條件比較好的環境裏，像西藏這樣大高寒地區，一般想象中，人類不需要到那裏去，至少，毋須很早以前就去了。可是，事實上，據考古發現，5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已在那裏活動了。

1966年7月-8月間，珠穆朗瑪峯綜合科學考察隊在喜馬拉雅山聶拉木縣亞里村南面，中尼公路和波曲河的東側，海拔4300米的河流階地上發現一件打製的石核和石核刮削器，以及20多件用燧石，玉髓，水晶製作的細石器。隨後，又在中尼公路上羊圈(第九道班)東南約1千米的地方，朗弄曲河左側的階地上(海拔4900米)，撿到3件打製石器。由於當時再進一步説明時代的材料不夠，認為大約是全新世初期的物件，那麼，也説明距今1萬年前，西藏就已經有人類活動了。

到1981年，隨着西藏考古發掘工作的收穫，可以斷言，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原始人類的足跡就已經到達那裏了。

1964年，青藏科學考察隊在定日東南10千米的蘇熱，在第二級階地上發現49件石片和用石片做的刮削器及尖狀器。這些石器的加工方法，於東北地區舊石器中期或晚期的石器頗為相似，但與鄰近的印度聶瓦斯早期或晚期的文化不同，定日石器的特點，可以從中國猿人使用的石器中找到祖型，由此推測，當時的西藏人是從內地遷去的(這批石器雖然發現較早，但研究較晚)。

1976年，在藏北3個地點也發現舊石器100多件，其中盧令地點的最有意思，有各種的刮削器，端刃刮削器和尖狀器。製作比較精緻，刃口比較薄鋭，刃緣也較勻稱，頗顯示其進步性質。其文化面貌頗與寧夏水洞溝(河套人時期)的舊石器相似。與印度聶瓦斯晚期巴基斯坦索安晚期文化也有類似之處，似乎這裏是喜馬拉雅山南北兩坡兩處文化交流的結合地。

至於細石器，分佈很廣，已發現25個地點，分佈的範圍:北緯28度15分-34度47分，東經82度0分-88度41分。海拔4600米-5200米不等。共獲細石器265件，有契形石核，錐形和半錐形石核，柱形石核，刮削器，雕刻器，尖狀器等。在這縱橫千餘里的細石器分佈區內，所見到的石器面貌，基本上一致。研究者認為，這些細石器與青海，新疆南部所見到的細石器是同類的，因此認為，約在四五千年前，遊牧部落早就在西藏廣袤的範圍內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