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德滋

叢德滋,字悦生,祖籍山東省文登縣。1828年(清光緒四年)，祖父帶領全家長途跋涉,在遼寧省鳳城縣落户,逐漸成為擁有40多畝地的大户人家，1910年11月18日(農曆十月十七日),叢德滋就出生在這裏。

1923年,叢德滋高小畢業後,考入鳳城第二師範學校。他酷愛讀書，除了學好各門功課以外,還特別喜歡讀《水滸傳》、《三國演義》、《史記》等古典小説和史書,因而較早地掌握了大量的歷史知識。他的愛好十分廣泛，對琴、棋、書、畫、吟詩作賦都較擅長。加上他為人正派,尊敬師長，深得同學們的擁護和老師的器重。此時正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儘管軍閥張作霖對學校控制極嚴，但大革命的浪潮仍波及第二師範學校,叢德滋開始懂得了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推翻舊制度,中國人民才能得到解放的道理。

1927年7月，就在叢德滋即將從鳳城第二師範學校畢業的時侯，學校組織了一批成績優秀的畢業班學生,由教師林耀山帶領，到江浙一帶遊覽參觀，叢德滋也是其中一員。這次參觀給他提供了一次考察社會的機會,使他對祖國更加熱愛，而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制度的剝削和壓追,又進一步激起他憂國憂民的情感，使他久久不能平靜。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後領導的武裝起義和鬥爭，以及廣大人民對反動派的屠殺和鎮壓的奮起反抗,又使他振奮,使他看到了希望。他寫了許多壯懷激烈的散文、遊記和詩歌，抒發他的激情。要為民族的獨立,為人民的解放而奮鬥，自此叢德滋便立下革命的志向。

1927年秋,叢德滋從鳳城第二師範學校畢業。1928年,他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瀋陽的東北大學教育學院,攻讀史地專科。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由於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軍僅用3個月時間就侵佔了東北全境,大批東北人民背井離鄉,步入關內，四處逃亡，東北大學也被迫遷往北平。1932年，東北大學復課時,叢德滋告別家人，前往北平。日軍的侵略罪行和蔣介石政府的相關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東北人民抗日反蔣的怒潮,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學生運動更加發展,教師、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請願、遊行、示威，罷課不斷髮生。在反侵略鬥爭中,叢德滋進一步受到了革命的鍛鍊和薰陶。叢德滋在東北大學學習期間，曾在北平平綏鐵路局勤工儉學，使他能夠經常和工人羣眾接觸，因而受到鐵路工人革命鬥爭的影響。他還和同學鄒魯風、鄒大鵬、苗可秀等共產黨員、進步青年經常一起活動，受到他們的教育和影響很大。他利用業餘和晚上的時間,閲讀各種進步報刊，認真學習馬列主義著作，積極參加黨所領導的革命活動,從而堅定了革命志向。

1933年，叢德滋從東北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東北軍，在北平軍分會政訓處工作。這年3月,在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不斷高漲下,蔣介石深恐東北軍生變，便把該部從華北一帶陸續調往鄂豫皖的內戰前線去打紅軍。1935年2月13日,叢德滋隨軍來到湖北麻城朱埠。麻城一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東北軍在與紅軍交戰中經常吃敗仗,士氣極為低落,並且在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號召下，官兵反對內戰的情緒激增。叢德滋在北平《實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通訊、評論,揭露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和投降賣國的行徑,以及東北軍內部的腐敗現象,熱情宣傳“反對內戰,槍口對外”的抗日救國主張。他的這些活動被蔣介石安插在政訓處內的耳目所察覺,認為他是“赤化分子”,因而受到監視。6月16日，積極主張抗日的叢德滋被軍分會作為共產黨嫌疑監禁起來。他雖身陷囹圄，但志堅不移,在給其弟潤滋的信中寫道:“我只不過寫了些通訊和文章,反映的都是實際情況,觸痛了當局,因而受到監禁。”後來,此事被張學良將軍得知,進行營救,叢德滋才於9月3日恢復自由。

1935年9月,由於紅軍北上先遣支隊攻克天險臘子口，造成北出甘南、最後進入陝北根據地的形勢。蔣介石調張學良所率之原東北軍開赴陝西,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叢德滋也於9月底隨軍到達西安。擔任總部辦公廳第六科校級科員，從事情報工作。1936年4月1日，東北軍創辦《西北向導》雜誌,叢德滋是主要編輯之一。他用“從天生”的筆名,以《西北知識講話》為題,在雜誌上連續發表了23篇文章,闡述開發西北的重要意義,介紹了西北的歷史、地理、文化、民族和自然資源等情況，對人們瞭解西北有很大的幫助。同年6月18日，東北軍又創辦了《西京民報》，叢德滋同志又任該報主編。此時,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一致擁護,全黨正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開展工作。這在東北軍中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叢德滋更加傾向革命,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團結一致進行抗日的方針政策。他在《西京民報》和《西北向導》中，經常以各種手法作掩護，宣傳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的秘書應德田接管了政訓處,改為政治處。不久,羅瑞卿同志帶領一批幹部來到政治處。叢德滋也參加了政治處工作。“西安事變”當日凌晨,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的徐彬如等,以西北各界抗日救國會的名義,隨揚虎城將軍的十七路軍接管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並拘捕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機關報《西京日報》社社長丁履進。由主持宣傳委員會的張學良的秘書、中共黨員郭維城和叢德滋、關吉罡等人接管了《西京日報》社。為了紀念“西安事變”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經叢德滋等醖釀,將報社改名為《解放日報》社,出版《解放日報》。叢德滋被委任為《解放日報》的總編輯,並由他親筆題寫了“解放日報”四個字的報頭。 ^[2]  經過叢德滋同志等的辛勤努力，12月13日，即接管報社的第二天，《解放日報》就出版發行了。

12月14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宣佈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組成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12月17日,以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等同志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西安後,又成立了聯合辦公廳，下設設計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等機構,叢德滋任宣傳委員會委員,負責特種宣傳組的重要工作。叢德滋主編《解放日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在《解放日報》社工作的很多成員都是共產黨員,周恩來同志曾親自修改和審查了宣傳提綱和一些重要文章。叢德滋根據黨的指示,積極工作,並以忘我的精神寫了大量文章。《解放日報》從創刊起到 1937年2月10日止,共出版報紙五十六號,號外三張，幾乎每天都具有社論性質的評論或專論，系統宣傳張、楊對時局的八項主張，評論發生的重大事件,其中有許多是出自叢德滋的手筆。這些評論和專論,揭露了蔣介石的內戰獨裁政策,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西安《解放日報》在西安事變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作為總編輯的叢德滋為此貢獻了巨大的力量。在這期間,叢德滋還用“吳明”的化名，寫了幾本關於共產黨的小冊子,內容很好。他所寫的《抗戰外紀》，從1938年1月開始,在《甘肅民國日報》上連載,前後達數月之久。 ^[7] 

“西安事變”以後，蔣介石背信棄義,扣押了陪送他回南京的張學良將軍，東北軍將領們在如何營救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主戰派和主和派之間發生了激烈的鬥爭。1937年2月2日,這種矛盾竟演化成主戰的少壯派槍殺了主和派王以哲等人的“二二”事件。東北軍的內訌,使“三位一體”聯合抗日的局面遭到破壞。1937年2月8日.中央軍趁機進入西安後,“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被解散,《解放日報》也於2月10日被迫停刊。東北軍中的許多人悲觀失望，不少人對現狀不滿，紛紛出走,另找門路，各奔前途。失去工作的叢德滋也於2月9日出走,前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一帶尋親訪友。1937年3月,西撤到陝西一帶的東北軍接到東調安徽、蘇北的命令,叢德滋趕回邢州，並於3月14日隨軍回到西安。同年3月31日,叢德滋隨軍經安徽蚌埠,到達蘇北的淮陰,在江蘇綏靖公署工作。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政策的勝利深刻地教育、鼓舞了叢德滋,曾使他滿懷抗日救國必勝的希望，而蔣介石背信棄義，消滅異已的行徑，又使他無限感慨，再次陷入憂國憂民的境地。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駐在淮陰的原東北軍的不少人被遣散,叢德滋決心離開東北軍另尋革命道路。他從淮陰出發後,推備前往上海,投奔好友、共產黨員鄒素寒和正在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工人夜校任教的未婚妻王竹青。“八一三”前夕,叢德滋和王竹青在鎮江相遇。他們取道漢口、石家莊、太原等地,於1937年9月18日(農曆八月十四日)回到山西汾陽東趙村王竹青的家中。10月,叢德滋和王竹青結了婚。此時,八路軍已經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沿同蒲鐵路北上，開往華北抗日前線。八路軍曾駐防東趙村附近的張家堡一帶。叢德滋很快便與八路軍取得聯繫，並結識了鄧小平、楊立三等同志。從此,在他的生活道路上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開始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為人民的解放而奮鬥。三個月後，叢德滋經山西太原到延安,後又到達西安,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和林伯渠同志見了面。不久，叢德滋應曾在東北軍工作過、當時任甘肅學院文學系主任王洽民之邀，並經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介紹，於1937年底到達蘭州，1938年2月底,王竹青也到了蘭州。叢德滋在八路軍駐蘭辦事處、中共甘肅工委的領導下,在謝覺哉、伍修權同志的具體指導下,開展了大量的革命工作。由於他積極熱情,工作認真負責，只要對革命有利的事,都主動去做,因而，做出了很大的成績。

為了廣泛聯繫羣眾,動員羣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叢德滋1938年1月15日,請示謝覺哉同志,準備創辦一個通訊社,得到謝覺哉同志的支持和贊同。但是，國民黨當局對於革命宣傳極為懼怕，千方百計阻撓革命刊物的出版發行。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對通訊社的立案登記遲遲不予批准。叢德滋便請王治民先生出面,多次找甘肅省黨部書記趙清正商談。經過一番鬥爭和努力,民眾通訊社終於被批准登記，社址設在南府街79號(現金塔巷),並於1938年3月1日開始發稿。為了擴大民眾通訊社在社會上的影響,由叢德滋出面,於1938年2月27日,在國民黨皋蘭縣黨部舉行招待文化界、新聞界人士座談會。叢德滋代表社長向到會者致謝，報告了通訊社籌備經過、工作內容以及所抱宗旨，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同。《民眾通訊》是油印版,除向外送發,還要四處張貼。工作人員名義上6人，王洽民任社長，叢德滋、蘇子長為編輯，於千為記者,趙賢傑為書記員，另有工友1人。實際只有叢德滋、於千等3人經常工作。由於他們的辛勤工作,《民眾通訊》的內容十分豐富,稿件質量也高。據不完全統計，僅1938年3月7日至4月7日一個月中,甘肅《民國日報》就採用了該社稿件和消息達98件。與此同時，叢德滋還和王德謙、吳皋元、袁弱水、王怡民、汪祖繼、大江等人創辦了《戰號》旬刊。社址也設在南府街79號。1938年3月1日,《戰號》旬刊出版了創刊號。 ^[4] 

1938年4月以後,叢德滋擔任了甘肅省抗敵後援會宣傳組組長的職務。他主持編輯了《抗敵雜誌》,並在《抗敵雜誌》以及1939年4月25日創刊的《政論》等雜誌上,署名發表了不少文章。這些著作有的從分析國內外形勢入手,説明中國只要堅持抗戰就必然取得勝利，有的是論述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的路線，説明發動羣眾,組織羣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性。這些文章對發動羣眾參加抗戰、堅持抗戰，發揮了積極作用。叢德滋創辦的民眾通訊社，不僅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良好的宣傳輿論陣地,而且還是掩護黨的同志和進步文化工作者的機關,是收容原紅四方面軍西路軍失散人員的轉送站。當時，國民黨對八路軍駐蘭辦事處十分戒備，經常派特務對辦事處的活動進行監視,對經常接近八路軍駐蘭辦事處的人士進行追害。叢德滋利用合法的身份，把民眾通訊社變成黨員和人民羣眾同辦事處的聯絡站。一些進步的文化工作者、熱心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東北大學同學，以及黨派來的同志，來蘭後不少是先住在民眾通訊社,根據黨的指示,由叢德滋等出面想方設法為他們安排工作。一時無法安排工作的,叢德滋還負責照顧他們的生活。1938年4月28日,蕭軍、塞克、王洛賓等人來蘭後，都先住在叢德滋家。 ^[5]  同年12月，共產黨員李耀華、周琦、東方明三同志到蘭工作,住在民眾通訊社，叢德滋通過朋友關係給他們安排了工作。八路軍駐蘭辦事處在甘肅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營救和轉送原紅四方面軍西路軍失散人員。營救工作是通過許多途徑進行的,有些失散紅軍到蘭州後,因不便公開與辦事處聯繫，便先到民眾通訊社接頭,隨後由叢德滋利用夜間送往八路軍駐蘭辦事處轉送延安。1938年春,進步青年、汽車司機侯維熾，從甘肅安西接運蘇聯支援的卡車回蘭時,途經鳥鞘嶺龍溝鋪附近,遇到十幾名西路軍流落同志,便和共產黨員盛健一起,將他們隱蔽在車內,帶到蘭州,並隨即送往民眾通訊社。叢德滋夫婦熱情接待,安排生活,使他們得以休整,並在精神上給予他們很大的鼓勵。原紅四方面軍西路軍的一位女同志,被俘後從青海逃出來,於1938年春來蘭州尋找黨組織，因情況不熟,被反動當局逮捕。消息傳出後，八路軍駐蘭辦事處曾派人與當局交涉營救,但當局都佯稱沒有此事。叢德滋派於千,以民眾通訊社記者的身份到處訪問尋査。當時蘭州有個“婦女濟良所”，於千便到那裏去找,與看守吵了起來,關在裏面的許多人都從窗口探頭觀看,於千從這些人中發現了那位女同志。後來由謝覺哉出面營救,使她回到了黨的懷抱。

隨着抗日救亡運動的不斷髮展,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的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不斷深入人心，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恐慌。為了加強反動宣傳和做出一些抗戰的姿態,由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機要秘書孫靜工以及蘭衣社特務張文鬱、民政廳廳長羅貢華等出面,於1938年3月8日;發起組織“時事座談會”。為了掩人耳目，還邀請一些進步人士參加發起,叢德滋也被邀為發起人之一。座談會地址在農民銀行內,每週星期六晚上聚會一次,按專題進行討論。參加座談會的,除國民黨的黨政骨千分子和社會團體、學術團體的代表外,還有各報社、通訊社的負責人、記者和部分進步文化人士，謝覺哉、伍修權也被邀請參加，總共百人左右。毎次座談會謝覺哉都進行認真的準備和發言,宣講革命道理,批判錯誤觀點。叢德滋總是喜歡坐在距離謝覺哉不太遠的地方,面前放着準備好的發言提綱和錄事本,靜靜地聽着每個人的發言,認真地分析,在適當的時候進行發言。他的發言,深思熟慮,語調緩慢，從不同的角度,策略地與謝覺哉相呼應。他能旁徵博引，,對那些肆意歪曲中國共產黨政策、方針的論調予以駁斥,常常使對方無言對答。每次座談會後,叢德滋都以民眾通訊社的名義發出消息，擴大抗日宣傳。朱紹良為了對付謝覺哉、伍修權、叢德滋以及進步人士,不斷指派一些能説讜善辯的人蔘加會議。但是，仍被駁得無詞對答。謝覺哉、伍修權、叢德滋把座談會變成了公開宣傳中國共產黨方針、政策的論壇,爭取羣眾的陣地。反動當局看到座談會適得其反,於是將座談會改為半月一次。最後,頑固派發現,他們參加會議的人越來越少，而青年人卻增加了。長此以往將對他們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因而，1938年7月9日,在夜涼如水的蘭州,竟藉口“天熱”而宣佈座談會休會。

對叢德滋説來，凡是有利於革命,有利於抗日救亡的事,都是他的份內事,都積極熱情地去做。他除了把通訊杜辦好之外,對於其他進步新聞出版文化等組織也倍加關懷。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經過與反動派的鬥爭,受到人民羣眾的熱愛,逐漸發展起來，在全國各地設立了數十個分店。叢德滋十分尊敬鄒韜奮並與“生活書店”理事杜重遠先生相識。1938年1月薛迪暢奉命前來蘭州籌建生活書店蘭州分店,叢德滋對此十分關心。同年4月1日,國民黨頑固當局,在蘭州成立了甘肅新聞刊物審委會,對宣傳抗日、宣傳革命的書報雜誌等進行種種限制,這對民眾通訊社和生活書店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由於叢德滋富於鬥爭經驗，諳悉形勢,且接觸面廣，消息很靈通,凡聽到有關不利的消息時，經常同薛迪暢通氣,遇有緊急情況，還請於千親往報告。這就使生活書店蘭州分店的同志們經常保持警惕,思想早有準備，便於和反動派周旋。同時，使他們感到並不孤立，,增強堅持鬥爭的信心。

1938年10月以後,國民黨頑固派對生活書店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摧殘,蘭州分店的工作也不斷受到當局的破壞和刁難。為了應付惡劣的環境;蘭州分店的同志們決定,將集中在店內的馬列主義著作和一些進步書籍等所謂“禁書”分散轉移。除原先在南稍門外的一個書庫外,需要再找一個可靠的書庫。叢德滋對這件事十分重視,積極尋找地方。1939年，經叢德滋介紹，生活書店蘭州分店借用了侯維熾在黃河北岸咬家溝的住宅院內的一孔窯洞,為書店解決了很大的問題。

1938年秋,根據叢德滋的歷史和在蘭州一段的具體表現,由謝覺哉、伍修權介紹,徵得中共甘肅工委的同意，黨中央批准,接受叢德滋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時,由於工作的需要，經黨中央批准，叢德滋還參加了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

1938年5月,吳渤同志離蘭，行至陝甘寧邊區附近,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入獄。叢德滋接到他的獄中來信後,決定利用國民黨上層人士的關係營救。曾和叢德滋、吳渤一起工作過的王德謙因工作關係，與甘肅省政府秘書長丁宜中經常來往。叢德滋便讓王德謙通過丁宜中和省黨部的關係,出面營救,使吳渤獲得釋放。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了以防共反共為主要內容的五屆五中全會,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動方針。以後，又秘密頒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等反動文件,進一步加強了法西斯統治,將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爭得的某些民主權利一概取消。1939年底到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政治思想方面大肆豉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濫調,強調所謂“意志集中”,嚴禁新聞出版言論自由。甘肅反動當局進一步加強了對新聞出版的控制。1940年4月，生活書店蘭州分店被迫停業;夏天,民眾通訊社也被“註銷登記”,勒令停止發稿。民眾通訊社停辦後,叢德滋和高克明等在蘭州通過一個煤廠，以經營煤炭為掩護,繼續開展黨的工作。不久,叢德滋又通過和第八戰區政治部主任曾擴情的關係,到政治部工作,擔任曾擴情的秘書，併兼任政治部設計委員。叢德滋利用這一公開職務，開展黨的工作。

隨着國民黨反共活動的不斷加劇,甘肅革命鬥爭形勢更加緊張。1940年6月6日,隨着中共甘肅工委負責人李鐵輪、羅雲鵬、林亦青、趙子明等的被捕,中共甘肅省工委遭到破壞。情況表明,叢德滋的處境十分不利。叢德滋對形勢逃行了估計，對個人的處境作了分析，認為由於他兩年來的工作,在蘭州社會上有一定的聲望,加上當時他的職業掩護，身份並未暴露,處境雖然不利，但一時可能還不會有大的危險。但隨着1941年1月初,國民黨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後，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點，白色恐怖隨即籠罩了蘭州。在特務如林的環境下,叢德滋的活動逐漸被特務覺察。加上叛徒的出賣，使他面臨極大危險。對此，叢德滋已有察覺,同志們曾勸他撤離蘭州，但是,他不願意立刻就走,他説:“前方流血，後方堅持。一個革命者,越是困難越要堅持鬥爭。革命工作能堅持一天就堅持一天。”

1941年1月20日(農曆臘月二十三日),叢德滋接到曾擴情請他吃飯的通知,根據近來曾擴情對他的反常態度,他覺得可能發生意外。臨行前他對王竹青深情地説:“情況很緊張，不過為了摸清曾擴情他們的動向我還是去赴約,我現在出去,辦完事哪裏也不去，直接回家,如果晚上8點還不回來,就是被捕了。你應該鎮靜,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定革命意志,及時和組織取得聯繫,帶好兩個孩子。”這次“吃飯”,是特務頭子中統西北區專員孫步墀和曾擴情早已佈置好的陰謀。叢德滋一到政治部,就被國民黨甘肅省調統室主任沈貴德逮捕，投入蘭州沙溝秘密監獄。叢德滋被捕以後,敵人開始企圖以名譽地位、物質利益來誘騙他變節。特務頭子孫少堀等人親自找他談話。企圖軟化他。但是，叢德滋意志堅強,痛斥特務，嚴守黨的機密。敵人軟的一手失敗後，便對他施以酷刑,甚至將他的頭髮繫住吊起來。監獄的單人囚室是用一個大房子改造成為12個籠子式的小隔間,面積很小,躺下只能頭依靠西窗,腳抵住東牆,沒有絲毫活動餘地。叢德滋的個子高，睡覺時連腿也不能伸直,更不能活動,飲水也受到限制。但是,他仍然堅定不移,不屈不撓，並以各種方式與難友一起同敵人鬥爭。1941年春,王洛賓從青海到蘭州時被敵人逮捕,囚禁在叢德滋隔間的五號囚室。在特務嚴密看管下,他們不便説話,為了勾通思想，他們巧妙地用手指在牆上或空間劃字,示意對面四號囚室的女難友王德純,由她作中間轉達。為了抗議特務的虐待,叢德滋曾醖釀過進行絕食鬥爭。

叢德滋被捕以後，黨組織和他的好友曾設法進行營救,可惜都未成功。窮兇極惡的敵人對叢德滋加劇了折磨。酷刑和非人的待遇,使叢德滋身體日益損壞;最後竟染了重病。特務們不但不予治療,反而在他高燒之時,讓他喝洗菜的污水。在慘無人道的折磨下，叢德滋於1942年4月19日在獄中不幸逝世。時年僅32歲。當時,中共甘肅工委巳遭破壞,伍修權同志已於1941年5月調回延安,八路軍駐蘭辦事處實際已停止工作。同志們和叢德滋生前友好,冒着危險前來幫助料理後事,將烈士遺體葬入蘭州城東的五省義地墓場，並舉行了簡單的追悼會。

新中國成立之初，雖説國家各方面都處在非常困難時期，但黨中央和人民政府一刻也沒忘記那些為中國革命事業犧牲的烈士和他們的家人。1950年冬，中央就開始着手確認革命烈士，尋找烈士家屬。這期間，中央軍委聯絡處多方打聽叢德滋一家的下落。尤其是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的謝覺哉老人，更是不忘叢德滋這位早逝的革命戰友留下的孤兒寡母。當謝老經過多方努力，得知叢德滋的遺屬在蘭州時，他馬上親自寫信給烈士的妻子王竹青詢問情況。為了證實叢德滋的兩個孩子還活着，謝覺哉還特意叮嚀拍一張照片寄給他。於是，王竹青領着一雙兒女去蘭州荷真照相館照了一張兩寸黑白照片寄給謝老。謝老從照片上看到兩個可愛的孩子，衣着破舊，烈士女兒叢丹的腳趾都露在外面時，心裏很難過。想起與自己出生人死一起戰鬥過的戰友叢德滋，他説，叢德滋的過早犧牲，是我黨的一個損失。之後，謝覺哉把叢德滋烈土遺屬的情況報告給毛主席，毛主席説，在“西安事變”時，他就知道叢德滋。這樣，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親自簽署了共和國第一號烈屬證，即“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編號為“00001號”，由中央人民政府頒發給叢德滋烈士的家屬。 ^[3]  解放後的七八年裏，王竹青一家過着平和幸福的生活。叢丹上了蘭州醫學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