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烏托邦

“烏托邦文學”是正面的、理想化的和建構性的，它的核心價值是人與社會的平等、自由與發展。當現實政治生活中出現了與烏托邦的核心價值相反的跡象時，英國作家便以“烏托邦文學”的語言、幻想與諷刺的手法加以批判、否定和解構，於是“反面烏托邦文學”或稱“反烏托邦文學”就出現了。反面烏托邦文學早在18世紀的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名著《格列佛遊記》（1726）中就已經初露端倪，書中的主人公格列佛到過的大人國、小人國、飛島、巫人國、馬國等離奇的國度，都帶有強烈的烏托邦或反烏托邦色彩。進入20世紀以後，反面烏托邦文學幾乎取代傳統的烏托邦文學而在英國盛行。例如，塞繆爾·勃特勒（1835—1902）的《埃瑞璜》（1872）、《重返埃瑞璜》（1901）兩部長篇小説中的“埃瑞璜”（Erewhon）就是英文“烏有鄉”（Nowhere）的倒寫。兩部小説均運用遊記形式，通過一個遊客在埃瑞璜的所見所聞，展現了這個烏托邦國家的黑暗生活。康拉德的《諾斯特羅摩》（1904）通過想象虛構的南美洲哥斯達圭亞那共和國，展現出獨裁、內戰、嚴刑酷律等恐怖政治的景象，也屬於反面烏托邦文學。

最有代表性的反面烏托邦小説是奧爾德斯·赫胥黎（1894—1963）的《美麗新世界》（1932），作者用一種貌似漫不經心的冷漠語氣展示了未來社會駭人聽聞的可怕景象。在小説裏，孵化育種場藉助流水線以試管制造男性、女性和中性（體格健全而無生育能力）嬰兒，用電器調節他們的智力，按國家需要以五種規格生產人口，分別從事腦力工作、體力勞動和各種雜務。國家用科學方法和機械手段控制人們的思想，用化學物質調節人們的情緒，任何有獨立思考傾向的人都將受到放逐。這部作品無情地嘲弄了受科學、機械和極權政治支配的未來社會。赫胥黎在1946年該書再版本的序言中説，他原來“設想在六百年之後發生的事……可能在一個世紀之內降臨人間……從這個意義上説，《美麗新世界》是一本關於現代社會的小説，而不是關於未來世界的作品”。赫胥黎對濫用科學技術、極權主義的憂慮和恐懼在1958年出版的評論式書籍《重遊奇妙的新世界》中得到了進一步闡述。他在書中直接討論了人口過剩、獨裁統治等科學和政治問題，結論也更加消極悲觀。

1948年發表的《猿與本質》也是一部反面烏托邦小説，描述世界經過核戰浩劫、文明遭到毀滅之後人退化為猿，世界一片卑鄙醜惡。反面烏托邦小説所描寫的極權政治在另一位作家喬治·奧威爾（1903—1950）的作品中顯得更為恐怖。在中篇小説《動物莊園》（1945）中，奧威爾以動物寓言的方式影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斯大林的統治。他的名著《1984》（1949）描繪了未來社會在極權統治下的陰森恐怖的景象：到1984年，國家嚴密控制社會生活的每一領域，愛情遭到禁止，婚配由國家安排；宣傳機構“真理部”隨時改寫歷史，以適應當時政策的需要；電視屏幕和竊聽裝置日日夜夜監視着每一個人的舉動，“思想警察”可隨時將能獨立思考的“思想犯”化為灰燼；國家使用通用語言“新話”，以減少詞彙量和改變詞性來限制和操縱人們的思想；而佔這個國家人口大多數的“普羅”大眾，則是一羣嗜酒好賭、愚昧麻木的流氓。奧威爾筆下的反面烏托邦是以納粹德國等為模型的。此外，安格斯·威爾遜（1913—1991）的《動物園的老人》（1961）是繼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之後再次運用動物寓言形式諷喻當代社會的反面烏托邦小説。尼泊爾文學獎獲獎作品、戈爾丁（1911—1994）的長篇小説《蠅王》（1954）寫一羣小孩因飛機失事流落荒島，在遠離理性的環境裏，惡劣本性暴露滋長，出現了互相殘殺等一系列可怕事件，也具有反面烏托邦小説的性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