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掃蕩”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非常困難的時期。在這一階段，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把中國變成支撐它太平洋戰爭的後方基地，集中了侵華的大部分兵力和幾乎全部偽軍，對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實行了野蠻的侵略政策。 ^[1] 

當時日軍把整個華北劃分為“治安區”（日佔區）“準治安區”（中日雙方軍隊爭奪的游擊區）和“未治安區”（敵後抗日根據地）。在日佔區，日寇採取“清鄉”政策，建立和加強漢奸組織，組織“自衞團”“守備隊”“治安軍”，強化保甲制度，實行“十户連坐法”，搜捕共產黨員、抗日八路軍、地方部隊、民兵和抗日羣眾，鎮壓一切反日運動，並壟斷和吞併工商業，對戰略物資進行統制，勒令種植鴉片，大肆壓榨勞工等。此外，日寇還對佔領地區人民進行奴化教育，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針對“清鄉”政策，黨採取“敵進我進”的方針，組織武裝工作隊，摧毀偽政權，打擊漢奸組織。在游擊區，日寇主要實行“蠶食”政策，大量修築公路網、碉堡羣、封鎖溝和崗樓，縮小抗日根據地範圍，防止人民武裝深入游擊區和日佔區。針對“蠶食”政策，黨採取“把敵人擠出去”的方針，趁着日軍立足未穩，給其以迎頭痛擊。對抗日根據地，日寇則發動空前殘酷的毀滅性的大“掃蕩”（“掃蕩”為日本侵略者的説法，故我們在使用時給其加上引號），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1941年到1942年，在“掃蕩”華北根據地時，單次使用兵力在千人到萬人次的就達到132次，萬人至7萬人次的達到27次。在同一地區的反覆“掃蕩”達三四個月之久，並製造了“潘家峪慘案”“五一大掃蕩”等駭人聽聞的侵略慘案。針對日寇的“掃蕩”，抗日軍民創造了很多極其有效的殲敵方法，比如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等，還創建了武裝工作隊等新的鬥爭力量，充分發展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1] 

麻雀戰主要在山區實行，熟悉當地情況的人民自衞武裝時聚時散打擊敵人。在平原上，廣泛開展破襲戰和地道戰，敵後軍民在道路上設置重重障礙，遲滯日軍機械化部隊行進，並建立村村相連、能打、能機動轉移、能藏的巨大地道網，做到了有效打擊敵人、保存自己。不管是在山區還是在平原，都普遍運用地雷戰，敵後軍民自己動手、就地取材，把各種各樣的地雷埋在日偽軍有可能涉足的各個地方，對日軍的“掃蕩”行動造成了較大的打擊。水上游擊戰主要是在河湖水網地帶進行，敵後軍民利用河湖港汊的複雜地形，築壩設障，使日偽軍作戰船艇難以行駛，而軍民作戰使用的小船則可以出入自由地尋找機會痛擊日偽軍。武工隊是軍隊、政府和人民相結合的精幹的戰鬥組織，是一種為深入敵人心臟地區活動而創造的新的鬥爭力量。在敵佔區，武工隊通過廣泛地發動羣眾，將軍事和政治鬥爭相結合、公開鬥爭和隱蔽鬥爭相結合，破壞瓦解敵人的統治秩序和組織，把日偽軍的心臟地區變成了打擊敵人的前沿陣地。多種多樣的作戰形式，使日本侵略者陷入到反“掃蕩”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1] 

同時期，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反共摩擦，並加強了對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斷絕外界對邊區和根據地的援助。在這種內外皆困的情況下，到1942年，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以及抗日根據地的面積和人口在數量上都有所減少，敵後抗戰遭遇到了極其嚴重的困難。 ^[1] 

為了戰勝困難、堅持抗戰，中共中央給抗日根據地制定了對敵鬥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頓三風、審查干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減租減息等十大政策，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1941年到1942年間，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和民兵共計作戰4。2萬餘次，擊斃、打傷日偽軍331萬餘人次。敵後軍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的反“掃蕩”鬥爭，牽制、消滅了大量日軍，不僅成為中國堅持長期抗戰的最重要因素，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巨大支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