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與焦弱侯

鄭子玄者¹，丘長孺父子之文會友也²。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肯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³，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⁴，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為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為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為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既已得高官鉅富矣，仍講道德，説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⁵：“我欲厲俗而風世⁶。”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為過矣。

黃生過此⁷，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⁸，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⁹，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¹⁰，勢不能一宿。回日當複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雲¹¹。”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為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¹²。然林汝寧曏者三任¹³，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厭足¹⁴，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為遊嵩、少。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嗛我¹⁵；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為再尋己也，復以捨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以嗛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¹⁶。我與林汝寧幾皆在其術中而不悟矣，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

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¹⁷，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¹⁸，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¹⁹，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²⁰。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²¹，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為子孫蔭者²²，皆其託名於林汝寧，以為捨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²³，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²⁴，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為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²⁵；稱之為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²⁶，故可賤耳。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無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耶²⁷？有則幸為我加誅²⁸，我不護痛也。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事，決知免矣。 ^[1] 

鄭子玄，是丘長孺父子常在一起作詩論文的朋友。他的文章雖然不及丘長孺父子，但品德樸實而且有知羞恥的心，不願去講學，也是位可喜人物，所以喜歡他。他完全沒有親身見過顏回、曾參、子思、孟軻，也沒有親身見過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只看到今天講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的人，以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也確實像他們那樣罷了，所以感到羞恥而不願去講學。不講雖然是過錯，但是使學者感到羞恥而不願意去講，以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如像這樣而作罷，那麼今天講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的道學家就該討伐了。他以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這些人都是口裏講着道德而心裏想着高官，志在成為鉅富；既然已經得到高官，成為鉅富，仍然照樣講着道德，説着仁義；又跟着對人亂嚷亂叫説：“我想要勸勉諷戒社會習俗。”他認為敗壞社會風氣的，沒有能超過講周敦頤、程穎、程頤、張載、朱熹的人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就不願意講。既然如此，不講也就不是過錯了。

黃生經過這裏，聽説他從京城北京到長蘆去打秋風，又跟着長蘆的長官到別處去擔任新的職務。到了九江，遇見一個有權勢的官僚，便捨棄了長蘆的長官，跟隨這個官僚轉而往北，迎風冒寒，不顧年老死活。已到了麻城，見到我説：“我想遊覽嵩山、少室山，那個官僚也想遊嵩山、少室山，拉着我一起走，所以到了這裏。但是那個官僚在城裏等着我，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在你這裏住一夜了。回來的時候再經過這裏，經過這裏就多相聚三五天再分別，現在太倉促實在捨不得分別。”他的話是這樣説的，但他的真心又是怎樣的呢？我猜測他的內心實在是為了林雲程那裏的好油水丟不下罷了。林雲程過去三次上任做官，他沒有一次不去的，去了就一定滿載而歸，現在仍沒有滿足，好像餓狗想着隔日的屎一樣，竟敢欺騙我説是為了遊覽嵩山、少室山。他用遊覽嵩山、少室山的名義隱藏到林雲程處去打秋風的目的來使我滿意；又擔心林雲程懷疑他是為了打秋風而再次尋找自己，再用捨不得李贄，應當再來尋訪李贄為理由來使林雲程滿意：真是名利雙收，肉體享受得到滿足，名聲品行得到保全。我和林雲程差一點都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能夠察覺，能不説他的手段太巧妙了嗎！今天道學家的所作所為，和這個有什麼不同呢！

從這裏可以看到，今天的那些所謂聖人，其實和今天的那些所謂山人是一樣的，只是有幸運有不幸運的不同罷了。幸運而能寫詩，那麼就自稱為山人；不幸運而不能寫詩，那麼就不稱山人而用聖人名義。幸運而能講良知，那麼就自稱為聖人；不幸運而不能講良知，那麼就不稱聖人而用山人名義。翻來覆去，為的是欺騙世人獲取名利，名義上是山人而內心同商人一樣，口裏講着道德而心裏想着偷盜。名義上是山人而內心同商人一樣，已經是可鄙視了，為了掩蓋打秋風的目的竟然標榜是遊覽嵩山、少室山，以為別人是可以欺騙的，那就更加可鄙視了！今天講道德性命之學的道學家，都是和標榜自己遊覽嵩山、少室山的黃生一樣的人；今天患得患失，而有志於高官厚祿，美好的田宅，吉利的風水墳地，可以庇護子孫後代，都是在林雲程處説是為了捨不得李贄而來的黃生一樣的人。既然如此，鄭子玄不願意講學，確實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再説商人又有什麼可以鄙視呢？帶着數萬資金，經歷風浪波濤的危險，受到關卡上官吏的侮辱，在集市交易中忍受詬罵，辛苦勞累無法形容，所攜帶的很重，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然而還要和卿大夫們結交，這以後才能收到利益而避開危害，怎麼能夠傲慢地坐在公卿大夫之上呢！今天這些所謂山人，名義上如同商人，但實際上沒有一點資本；稱為山人，卻不是公卿的門不踏，所以是可鄙的。儘管如此，我難道就沒有這種表現嗎？然而怎麼知道我沒有商人的行為和想法，穿着佛教的外衣用來欺瞞世人，騙取名聲呢？如有的話請對我進行責備、懲罰，我不袒護短處。即使如此，像他們那樣患得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事，肯定不會去做的。 ^[1] 

李贄一生著作甚豐，其詩文集命名曰《焚書》。李贄《焚書》卷二有《又與焦弱侯》一信。此文應是萬曆己丑（1589年）下半年或稍後在麻城所作。根據是此信列在《復焦弱侯》之後，該信有“所望兄長盡心供職”之語，查焦竑萬曆己丑春中狀元，授脩撰才在北京任職。此是鄭子玄到麻城與李贄見面後李寫給焦竑的信。參照《焚書》卷六《送鄭子玄兼寄弱侯》五律所説“旅鬢迎霜日，詩囊帶雨秋。薊門雖落莫，應念有弱侯”，可旁證此信似寫於深秋時節之後，當時焦竑正在北京。 ^[2] 

此信開篇即稱道鄭子玄“質實有恥"，而其所謂有恥者，則在於他“不肯講學”，其言下之意大概説當今之講學者都是“無恥”的了。鄭子玄不肯講學的原因是他不曾親見先秦顏（淵）、曾（參）、（子）思、孟（軻）諸賢，也不曾親見宋代周（敦頤）、程（顥、頤）、張（載）、朱（熹）等理學宗師。僅從他所聽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學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恥而絕不肯講了。接着，作者以“不講雖是過”這種退一步的筆法，將為何“學者恥而不講”的緣故和罪過完全歸結到“今之講學者”的身上，並説他們“使學者恥而不講”，斷言其罪“可誅”，明確地表示自己對“今之講學者”的憎恨態度。原來，今之講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是一些虛偽的道學家；他們騙得高官鉅富以後仍繼續“講道德，説仁義”，並説要以道德仁義“厲俗而風世”，其實始終都是虛偽的。鄭子玄認為正是這些講周、程、張、朱者才真正是最“敗俗傷世者”，所以對他們“益不信，不信故不講”。李贄最後歸結道：“然則不講亦未為過矣。”從而又否定了前邊所説的“不講雖是過”之説。宋理學家大儒朱熹曾將人類歷史劃為“聖”、“凡”兩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屬於“聖境”，“聖境”之人均無利慾、富貴的要求，是一個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漢代經學大師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觀點，即認為講仁義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學家卻口講仁義道德而心繫高官厚祿，在行為上違背了這個觀點。因此，李贄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將其一旦以不仁不義的手段獲取高官鉅富之後，卻偏要假惺惺地大談其仁義道德以掩蓋其醜行的心態揭示於眾。這裏須指出的是，李贄此番批判絕無站在儒學立場上以維護其純潔性之意，實乃藉此攻擊假道學之虛偽，不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罷了。這裏，作者不僅將假仁假義欺世盜名的道學家的本質徹底揭露出來，而且又點出了鄭子玄不肯講學的原因，從而涇渭分明地將學者分為“有恥”與“無恥”兩類。以鄭子玄與當今假道學家相比，後者之“無恥”便昭然若揭了。

然後，李贄極盡其諷刺之筆，以黃生為例，尖鋭地揭露假道學家的騙術。他形象鮮明地將這個趨炎附勢、厚顏無恥的傢伙南來北往、“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死乞白賴地到處“抽豐”、索要財物的可賤可鄙形象活畫出來。説到底，這位黃生不過是為了“好一口食難割捨”便兩邊討好，兩邊炫耀，又兩邊行騙罷了。作者在這裏借村言俚語寫出那個黃生永無厭足的醜態是“如餓狗思想隔日屎”，與上文“好一口食難割捨”遙相照應，極寫其人靈魂的卑鄙污穢。而且在表現形式上也故意運用與道學家慣常使用的雅言相違的粗俗之語，以示自己純屬“異端”，與他們絕無共同之處。李贄用此句痛斥其醜行，極盡詛咒斥罵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無以復加，足以使此輩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黃生之例，雖似揭露黃生其人，而其目的則是藉以批判“今之講周、程、張、朱者”，故結語曰“今之道學，何以異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懣之氣完全傾瀉在“今之道學”家身上了；並使這段與上段的若即若離而驟成有機整體，全在敷演與轉接之功。接着，李贄又揭露並批判了道學家行騙的另一種方式——託名“聖人”或“山人”，改頭換面地以欺世盜名，獲取暴利。自古以來就有一些文人以“隱士”或“山人”自命，名為清高避俗，實則坐待入仕之良機；更有一些儒者自謂深得知善知惡的“良知”，大講仁義道德而倍受統治者青睞。對這些人，李贄剖析了他們的居心和隱私，指斥他們“名山人而心商賈”之“可鄙”，乃至“掩抽豐而顯嵩、少”的行為的“尤可鄙”。這是一層。再説那些以“聖人”自稱的“今之講道德性命者”，或“自稱曰聖人”，或“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為子孫蔭”，都是黃生一類四處行騙的人物。這是又一層。經過這樣深透的分析，可見鄭子玄的不肯講學，應為“質實有恥”而“可喜”了。既呼應了首段，又照應了二段，章法十分純熟。這裏，李贄非常獨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闡發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豐而顯嵩、少”比喻如黃生般行騙；以“遊嵩、少者”喻“顯者”；以“託名於林汝寧，以為捨不得李卓老”喻一箭雙鵰的騙術等等，既避免了重蹈當時文人擬古、沿襲之覆轍，又借代以親見親聽之事，使文章更具有無可辯駁的説服力。

上段已説“名山人而心商賈，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卻開口便説“商賈亦何可鄙之有”。其實，前所言的“可鄙”，實指心口不一、名實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賈。李贄認為，“身履是事，口便説是事，作生意者但説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説力田作，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沒有什麼可鄙。況且商賈“辛苦萬狀”，“受辱忍詬”，還要承擔風險，既勞力又勞心，而所得卻很微薄。“山人”則不同，他們“不持一文”本錢，“非公卿之門不履”，憑三寸不爛之舌而專事投機取巧、趨炎附勢之事，他們早已“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童心説》），這些人才是最可鄙賤的。在此，作者的態度再明確不過了。最後，李贄以自己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賈之心”卻披着仁義外衣而行欺世盜名之事，“則幸為我加誅，我不護痛也”，以示其與“失卻真心”的假道學家鬥爭到底的決心。可見其襟懷之坦蕩。此段緊承上段對鄭子玄“不肯講學”之讚許，進一步闡發了作者對假道學的厭惡。

這篇散文在分析問題、論證事理時所體現的複雜謹嚴、邏輯周密的思維特點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豐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辯性，表現出作者良好的文學素養和敏鋭的邏輯思維能力。全文系書信體，語言樸素，筆到意隨，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傾懷暢談，更無不盡之辭。李贄文章所具有的內容深厚和大膽的反潮流思想，在這篇文章裏得到充分的體現，可視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當然，他的整個思想體系比這篇書信所能表達的要豐富得多，那就另當別論了。對於李贄的著作，封建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明清兩代均曾多次禁燬過，這也可以證明他的進步思想是為封建統治者所深惡痛絕的。他的書卻始終未能禁絕，而是一直流傳至今，正説明人民對他的欣賞或贊同。恰如明末慈溪馮元仲所贊：“手闢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場。通身是膽通身識，死後名多道益彰。” ^[3]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何香久《中國曆代名家散文大系·明卷》：全篇鋒芒犀利，鞭辟入裏，大膽深刻。表現了對理學的深惡痛絕。 ^[4] 

李贄（1527年—1602年），明代思想家、文學家。字宏甫，號卓吾、温陵居士，泉州晉江（福建晉江）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鄉試舉人，官南京刑部主事、雲南姚安知府。後辭官獨居講學，被朝廷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之罪而繫獄，自刎死。李贄為晚明個性解放思潮的理論代表，為文主張出自真情，反對復古，重視俗文學的地位。著作有《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