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個性化

去個性化是指羣體中個人喪失其同一性和責任感的一種現象，導致個人做出在正常單獨條件下不會做的事情。 ^[1] 

社會助長表明羣體可以喚醒人們的驅力，社會惰化表明羣體能分散責任。當喚醒人們的驅力和分散責任相結合的時候，規範的限制就好像消失了。在1967 年，200個俄克拉何馬州的大學生聚在一起，看到一個遭到挫折揚言要從塔上跳下去的年輕學生，他們就一起開始喊：“跳、跳、跳……”結果，這個學生真的就跳下去並摔死了。是羣體的力量使這羣大學生變得興奮，變得膽大妄為而出現了鼓動別人自殺的行為。實際上如果當時是一個大學生，我們很難想像他會去鼓動別人自殺。像這樣，在某一種羣體情境中人們更可能拋開規範限制，失去個人責任感，出現去個性化現象。

比如，在臨時性大羣體中，球迷們鬧事，每個人都很少考慮自己行為的適當性，很少考慮自己應承擔的責任。一個老人躺在馬路邊，如果你一個人單獨從他身邊路過，你可能會過去看看他是生病了還是摔倒了，把他扶起。但是，如果你置身子上下班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你看到老人躺在路邊，可能也不會停下來看看是怎麼回事，幫老人一下。“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也是去個性化的例子。可見，去個性化的實質是在羣體之中個人責任心、責任感的降低。

關於去個性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見到的是法國社會學家黎明於1896 年著《淪羣眾》一書時提出出的個人在羣眾中會失去個體意識。 ^[3] 

真正的實驗研究始於本世紀50 年代。1952 年，費斯廷格、佩皮通和紐康姆進行了去個性化的實驗。他們要求各組男大學生在兩種條件下議論自己父母的缺點。一種條件是，被試身戴名籤，互稱名字，在明亮的教室裏進行，這是可辨認組；另一種條件下，被試身着長袍，頭戴面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相互都不知姓名，在燈光昏暗的房間裏進行，這是去個性組。結果表明，去個性組肆無忌憚地數落、辱罵自己的父母，充分表現對自己父母的厭惡與不滿。在各組議論完了之後，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瞭解被試對再次參加議論的喜歡程度，結果，去個性化小組比其他小組對羣體成員更加富有吸引力。也就是説，大學生們更喜歡在去個性化的小組裏再次議論自己父母的不是。

1970 年，津巴多對去個性化做了進一步的實驗研究。他將女大學生四人組成一組，告訴她們，為了研究移情作用，要求她們對隔壁房間的兩個女生實行電擊。與費斯廷格等人的設計類似，一組是去個性化組（穿上特大號白色實驗服，戴上頭盔，不稱姓名），一組是可辨認組（直呼姓名，戴姓名標籤）。在實施電擊之前，讓被試聽將被電擊的兩個女生的談話錄音。其中的一組聽起來是舉止文雅，心地善良，討人喜歡的（她説自己的工作是教育智力遲鈍的兒童，現時還在支持自己的未婚夫攻讀醫科學校）；另一個聽起來是自我中心、令人討厭的（她説她特別討厭猶太學生）。結果，去個性化小組實施電擊的時間平均為900毫秒，可辨認組成員平均使用電擊時間是470毫秒，前者是後者的2倍。實驗進行 20次，當進行到第10次電擊時，兩個女生掙脱了綁在手上的皮帶，但又都被被試重新綁好，繼續完成後10次電擊。在後10次電擊中，去個性化組對兩人的電擊時間都延長了，而可辨認組則區別對待，延長了對討厭者的電擊，卻縮短了對善良者的電擊。津巴多根據這項研究認為去個性化有兩個重要特徵，一個是羣體成員的匿名性，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匿名者，別人認不出來自己；另一個特徵是責任分散，責任分佈在羣體的每個人身上，由大家承擔，個人責任喪失。因此，一向被認為是文質彬彬的女大學生，在去個性化的條件下也會做出電擊自己同學的殘忍行為。

去個性化的研究為解釋暴力行為和反社會行為找到一條途徑。去個性化是一切不道德行為、暴力行為、反社會行為發生的條件之一。

例如，研究表明，大城市偷盜、搶劫等各種反社會行為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城市人口密集、流動性大，人們彼此直接接觸較少，因此同鄉村人相比，城市人匿名性更大，去個性化程度更高，因而犯罪率也更高。津巴多把一輛汽車置於紐約市區街道旁，用望遠鏡在遠處觀察結果發現，在26小時內，汽車上的冷卻器、收音機、雨刷、汽油桶等所有容易拆卸的都被偷走了。而且都是穿着整潔的白人乾的。而在小村鎮放同樣l輛汽車長達九天，除去有一天下雨，一位過路人把開着的引擎蓋子蓋好之外，無人碰它。

要使人們的行為更加符合社會行為規範，使人們循規蹈矩，遵紀守法，一個可行的辦法是儘可能減少去個性化的程度，使責任分工明確，處在他人的監督之下，使每個人都難以逃避自己的責任。比如，各行各業的人們有一些職業服裝，軍人要穿軍裝，警察要穿警服，學生要穿校服，戴校徽，這相當於給每個人貼了個標籤。一名警察穿上警服走在街上，面對歹徒行兇，就很難袖手旁觀；大學生帶上校徽，在很多情況下，對自己的行為和責任就有了更多的約束。如果不安排值日生，教室裏就沒有人擦黑板。如果不僅安排了值日生，而且把值日生的名字每天寫在黑板上，情況就會完全不同。

在去個性化的研究中，津巴爾多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為什麼在羣體中會產生去個性化現象，可能的原因如下：

根據津巴爾多1970 年的研究，羣體處於激勵性的、心情紊亂的刺激狀態下，尤其是羣體成員不易被識別的情境下，易使成員產生去個性化。當羣體成員穿着統一的服裝時，個體被淹沒了，被匿名了，即發生制服效應( uniform effect)。津巴爾多發現，實驗室穿戴白色外套和頭套的女性被試，比穿着普通衣服、佩有姓名的身份牌的女性被試，在實驗中對受害者（由實驗助手所扮演）施以更長時間的電擊（其實是假電擊）。可見，匿名可能會導致無剋制的攻擊。匿名性( anonymity)是指個人在去個性化的羣體中隱藏自己個性的一種現象，它往往由去個性化引起。因為個體覺得自己是一個匿名者，別人不知道自己的“廬山真面目”，做出違反社會規則的行為不會被人發現，這樣就助長了個人的冒險心理，表現出乎常不敢表現出來的行為。某些犯罪團伙（如三K 黨、販毒團伙、恐怖組織）的反社會行為及攻擊行為，往往就具有匿名性。

一個人在單獨行動時，往往能從道德倫理和社會規範準則的角度考慮自己的行為，盡力避免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或法律的制裁。可是在羣體中，其成員就會感到反社會行為是以整體的形式出現的，責任落到羣體身上，或者分散到每個個體身上，個人不會承擔對羣體行為的譴責。同時感覺到“法不責眾”，即使懲罰也是懲罰羣體，而不會懲罰自己，因而責任感大大降低，產生了所謂的責任分散效應。

即去個性化者的主觀狀態。羣體中成員的活動往往並不是以個人的身份出現的，而是具有羣體的意義，以羣體的形式出現，這樣羣體就淹沒了個性，而且羣體成員越是無個性特徵，他們的自我感覺越少，行為也就越缺乏自我控制。研究表明，讓去個性化的男大學生對一個無辜受害者施以電擊（其實是假電擊），然後要求他們將自己在實驗過程中的體驗描述出來。去個性化的被試認為自己情緒穩定，自覺性不夠。由於羣體的淹沒，減少了個體的自覺性，表現在行為上具有衝動性、無約束性與破壞性，因此他們可以肆元忌憚地為所欲為，匿名的暴徒往往無惡不作。可以説，犯罪羣體規模愈大，其成員愈容易喪失自我意識，變得兇殘無比，喪心病狂。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