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工商業者

1956年，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公私合營，當年原工商業者和從其中區分出來的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小業主（簡稱原工商業者）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為實現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設社會主義做出了重要貢獻，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和關心。50年前到如今，老一輩工商業者雖然受到了一些挫折，但他們幾十年來始終熱愛着黨和國家、堅定不移地支持社會主義建設。但由於種種原因，如今有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生活遇到困難，年老多玻幫助解決好這批原工商業者及其遺孀、子女的生活問題，體現了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温暖，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時對鼓勵引導新社會階層人士繼承老一輩工商業者的優良傳統，發揚“愛國、敬業、誠信、守法、貢獻”的優秀建設者精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據我省各市縣工商聯統計，截至2007年12月30日，我省仍有2416名原工商業者，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鄉鎮農村生活，年齡大都在80-90歲之間，體弱多病，生活沒有保障。2002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中央統戰部、財政部和民政部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解決部分原工商業者生活困難問題的通知》後，我省大部分市縣勞動保障、民政部門和工商聯相互配合，調查認定原工商業者身份和落實解決部分原老工商業者生活困難的工作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一部分人基本養老金得到了調整，一部分人獲得了醫療保險。但由於我省市縣財政普遍困難，大部分原工商業者的養老、醫療保險或生活補助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或者補助偏低（平均每月100元左右），他們生活困難的現狀並沒有改變。據瞭解，北京地區的原工商業者每月生活補助金已上調至1215元，天津市的原工商業者生活補助金是964元，廣西南寧市原工商業者的生活補助約800元，基本能適應當地生活消費，保障基本生活。

因此，一從政治意義上講，老一輩工商業者多年來熱心支持社會主義建設，是一批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愛國主義者；二從經濟方面推算，原工商業者人數不多，而且在逐年減少，財政補助所佔比例小；三從以人為本的理念出發，老一輩員工商業者年事已高，生活困苦，黨和政府關心他們的晚年生活，真正體現了優越的社會主義人文關懷。同時，考慮到市縣財政困難，建議由省財政撥發政策專項款，逐步落實解決好我省老工商業者的生活保障問題：

1、對基本養老金低於當地企業退休人員平均水平的，將基本養老金提高到當地企業退休人員的平均水平；對未參加養老保險的，由省財政統籌列支，解決參保問題或根據當地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補助。

2、未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原工商業者，由省財政統籌解決，切實保證其醫療待遇的落實。

3、對已故原工商業者無工作的配偶、生活特別困難的，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範圍，適當提高生活補助。

如本建議得以通過採納，我會將對我省原工商業者的生活現狀進行更深入的調查瞭解，為省財政撥發這筆政策專項款提供詳實可操作的數據資料。

（編號： 10287 政協提案 查看： 712 次 ）

批轉中共中央統戰部等六部門關於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問題的請示報告 （中發（1979）84號）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

中央同意中央統戰部、國家計委黨組、國家經委黨組、商業部黨組、輕工業部黨組、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問題的請示報告》，現發給你們，請按照執行。

附：

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計委黨組、國家經委黨組、商業部黨組、輕工業部黨組、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問題的請示報告

中央：

一九五六年對私營業實行按行業公私合營的時候，有一大批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勞動者被帶進公私合營企業，把他們統稱為私方人員，按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對待。長時間以來，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一九六九年以後，根據中央指示，一些大中城市進行了區別工作的試點，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工作經驗。但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區別工作未能進一步開展。如今，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佈：資本家階級中間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由於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勞動者本業屬於勞動人民範圍，和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原來階級屬性不同，他們本人及其家屬子女仍然強烈要求將他們和原來的資本家 區別開來；企業領導和職工也認為有必要這樣做。根據黨的實事求是精神，並且為了進一步調運這部分勞動者及其家屬子女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我們認為，當前將這一部分勞動者從原資產階級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明確他們本來的勞動者成份，是必要的。

一、關於區別的範圍

區別工作的範圍，只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期間和以前參加國營、公私合營企業的原工商業者（包括已經退休、請長假、如今農村和死亡的）中進行。

二、關於區別的標準

區別階級成份的獨有依據，是人們在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

根據一九五0年《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黨中央過去的有關規定精神，並且結合實際情況，區別勞動者的標準，規定如下：

（1）凡佔有少量生產資料，一般不僱傭工人或店員，自己從事勞動，依靠勞動收入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者，稱為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

（2）佔有一定生產資料，僱傭少量工人或店員（商業一人，飲食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僱傭一至二人，手工業僱傭一至三人），自己從事勞動，以為生活之主要來源者，為小業主。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合作幾十年的各民主黨派許多領導人，也同樣遭到劫難。原工商業者中的頭面人物榮毅仁、胡子昂、古耕虞等均被審查、批鬥。他們儘管遭到極不公正的對待，但內心深處不曾動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念。當時，榮毅仁説：“我們跟共產黨走了這麼多年，黨不會拋棄我們的。”胡子昂説：“總有一天會重見光明，顛倒了的歷史總會顛倒過來。”

經過十年的風風雨雨，

中國人民終於迎來了歷史的春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與葉劍英、王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商討如何調動各方人士積極性為經濟建設服務時提出：要重新使用原工商業者。工商業者在社會主義改造中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並願意為現代化建設事業貢獻力量。經濟建設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人才，應該請出像榮毅仁等有企業經營管理經驗的原工商界人士出來工作。

1979年1月16日，榮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位原工商業者同時接到通知：鄧小平要會見他們。這個邀請令五位老人興奮不已。傍晚他們相約在胡厥文家中，商討與鄧小平見面時的談話內容，研究他們關於國家建設的建議。隨後，古耕虞受託連夜起草了建議書。

1月17日上午10時，人民大會堂温暖如春，鄧小平與分別10多年的五位工商業者領導人見面了。

落座後，鄧小平親切地説：“聽説你們對如何搞好經濟建設有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很高興。現就談談這個問題好嗎？”大家高興地説：“好！好！”接着，鄧小平坦誠而深有所思地對他們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過去耽誤的時間太久了，不搞快點不行。但是怎樣做到既要搞得快點，又不重犯年的錯誤，這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採取補償貿易的辦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週轉快的行業做起。

鄧小平的一席話很使人興奮、開竅，接着，“五老”便談開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敞開心扉，坦誠進言，氣氛極為融洽、熱烈。胡子昂説：“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要大力啓用人才，有真才實學的人應該把他們找出來，使用起來，能幹的人就當幹部。”鄧小平聽後讚賞地説：“對這方面的情況，你們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説旅遊業，你們可以推薦有本領的人當公司經理，有的可以先當顧問。”接着又説：“還要請你們推薦有技術專長、有管理經驗的人管理企業，特別是新行業的企業。不僅國內的人，還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條件起碼是愛國的，事業心強的，有能力的。”

當話題轉向為原工商業者落實政策時，古耕虞遞上了他事先起草好的書面建議。鄧小平一邊接過《建議書》，一邊肯定地回答道：“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這也包括他們的子孫後輩，他們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沒有繼續剝削，資本家的帽子為什麼不摘掉？落實政策以後，工商界還有錢，有的人可以搞一兩個工廠，賺取外匯，也可以投資到旅遊業。手裏的錢閒起來不好。你們可以有選擇地搞。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

接着，鄧小平便直截了當地點了榮毅仁的“將”。他説榮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規定一條：“給你的任務，你認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絕，由你全權負責處理。處理錯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從商業角度考慮簽訂合同，有利潤、能創匯的就簽訂，否則就不籤。應該完全排除行政干擾。所謂全權負責，包括用人權。只要把社會主義事業搞好，就不要猶豫。”在撥亂反正剛剛開始的當時，鄧小平的這番話猶如空谷足音，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奮。

鄧小平言談中透出的巨大信任，使在座的榮毅仁等原工商業領導人感到了知遇的榮幸，他們表示：士為知己者用，決心在有生之年，為祖國現代化建設獻出全部身心。

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已到中午時分，鄧小平熱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與鄧小平兄弟般地互相攙扶着來到餐桌前。桌上是一個熱氣騰騰的涮羊肉火鍋。他們邊吃邊談。事後，古耕虞形象地稱這頓午餐是“一隻火鍋，一台大戲”。

這台“大戲”後不久，榮毅仁主持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國內、國際展示雄風，為國家爭取資金，發展實業，創造財富作貢獻；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等經過充分醖釀，經國家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充分發揮了他們和廣大原工商業者的才能，取得了可觀的成效；周叔弢在天津向工商界人士傳達了鄧小平接見的情況，廣大原工商界人士備受鼓舞，紛紛表示要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搞好自我教育，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新奉獻。他還成立了天津建華經濟技術諮詢公司，為天津市引進外資、市政建設、發展經濟、活躍市場盡心效力，受到市委、市政府的稱讚。從此，全國各地民主黨派和工商聯成員積極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獻計獻策，用心出力。

1979年10月19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講話指出：“如今，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已經成為各自聯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和人民團體，成為進一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

1990年，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94歲高齡的胡子昂説，小平同志有膽略、有魄力，經過一場磨難和新的實踐，他更具謀略和膽識了，他善解人意，他能調動千軍萬馬，他是偉大的理論家、實踐家，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設計師。

（選摘自《鄧小平與原工商業名流:“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

一、 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一）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們知道，中國的特點是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從1949年到1956年，農民總數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均在85%以上。

如何將佔全國總人口85%以上的幾億農民的個體所有制改造成集體所有制，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難題。

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有過精闢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能採取剝奪、消滅農民個體勞動者的私有制的辦法，只能經過合作化的途徑，即“通過示範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佔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佔有”。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進一步明確提出，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過渡到社會主義，並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別聰明的辦法。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僅有一件，就是要使人民瞭解參加合作社的好處，並把參加合作社的工作做好．僅有這一件事情而已．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列主義關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原理，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在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情況和農村的階級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並實行了一整套適合中國特點的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開闢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第一，積極引導農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道路。

土地改革完成後，我國廣大農民從封建剝削制度下解放出來，農業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這種積極性體現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互助合作的積極性。

關於個體經濟的積極性。我們知道，廣大農民的最大願望，是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發家致富”，“過上好日子”。在農村人口中佔大多數的中農當中，一些具有獨立經營能力和擴大再生產能者，“對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不習慣也不感興趣”，“他們不想與無馬户組織起來出租賣出土地。”他們認為“參加換工組不如單幹僱工發財快”，因而“想單幹，想僱工”，“想當富農”。而事實上，農民的個體經濟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糧食產量提高了，廣大農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改善了。

關於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在廣大農村，一些農民因農具不齊、資金缺乏，又看到了互助能增加生產，因而希望通過換工來擴大生產。佔老解放區農村人口15-20%的貧農也迫切地要求脱出貧困，“上升為中農”，他們或因缺乏生產工具，或因缺乏生產工具，“迫切要求組織起來”，“能增加收入，維持生產”。1951年，隨着土改工作的推進，全國已有互助組467萬個，參加的農户達2100萬户，約佔全國農户總數的19%。

當時，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不僅限制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如果任其自發地發展下去，必然會出現兩極分化。當時個體農民平均每户只有十來畝耕地，貧僱農平均每户不足半頭耕畜、半部犁，資金也很缺乏，維持生產都不容易，發展多種經營困難重重。他們無力抵禦大的自然災難、疾病、喪亡等事變。一些貧農因各種原因而出賣土地，成為僱農，而與此同時，一些富裕中農則力求變自己為富農。

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及時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1951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關於農業互助合作決議》（草案），於1953年春發佈全國。黨中央正確分析了農民這兩方面的積極性，提出一方面要充分地瞭解農民作為小農私有者的特點，看到這種積極性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傷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克服很多農民在分散經營中所發生的困難，要使他們迅速增加生產而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使國家得到更多的糧食和其他工業原料，必須提倡組織起來，按照自願互利的原則，發展互助合作的積極性。黨在農村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將農民組織起來，使農業能夠由分散落後的個體經濟變為合作經濟，使農民逐步擺脱貧困狀況而過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1953年10月至11月，中央召開了第三次農村互助合作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同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兩次談話中指出，“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這件事看作極為重要的事。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一般規律是經過互助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以允許試一試。”“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可帶動互助組大發展。”“只有合乎條件，合乎章程、決議，是自願的，有強的領導骨幹（主要是兩條：公道、能幹），辦得好，那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 “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如今既需要，又可能，潛在力很大。”“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這樣，在土地改革後，黨不失時機地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受到農民的擁護和支持。1952年底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時，已有40%的農户邁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全國共組織了800餘萬個農業互助組，1092個生產合作社。

第二，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和國家幫助的原則，以互助合作的優越性吸引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毛澤東認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勞動者，對他們不能採取剝奪的辦法，只能引導、説服和教育，使其自願地走合作化的道路。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黨和政府注意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和國家幫助的原則，以互助合作的優越性吸引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在合作化高潮到來之前，幾乎每個鄉都已興辦了若干個農業社，這些社都辦得比較好，如山西的川底村，1951年建立初級社之前，糧食畝產量只有105公斤，而1953年產量增加到260公斤；河北遵化縣的王國藩合作社建立後，糧食畝產由120多斤增加到300多斤。它們不僅使廣大農民從實踐中認識到合作化的優越性，而且為農業社的大發展積累了經驗，培養了幹部。這種典型示範的力量充分顯示了合作社的優越性，加上黨和國家的號召及從政策上和物質上的幫助，使廣大農民認識到只有合作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因此，越來越多的農民自願加入了合作社。

第三，正確分析農村的階級和階層狀況，制定正確的階級政策。

土地改革後，貧農、僱農由於分得了土地等生產資料，有半數人迅速上升為中農。土改後的農村普遍出現了中農化的趨勢，即貧僱農減少，中農增加，農民的經濟地位大有改善。據各地典型調查，一般農村中的中農户都達到總農户的60—70%左右。

根據中農在生產中的地位、生活狀況和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毛澤東把中農分為上中農和下中農。貧農和下中農一起，約佔農村人口的60%到70%，都是黨在農村的依靠力量，從而解決了在農村依靠農民大多數和建立無產階級優勢的問題。在此基礎上，黨制定並貫徹執行了依靠貧農、下中農，團結其他中農，由限制到逐步消滅富農剝削的農村階級政策。這使農業合作化進程有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和羣眾基礎。

第四，堅持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採取循序漸進的步驟。

在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各級領導機關主動加強領導，採取逐步過渡的辦法，不使農民感到突然，而使農民容易接受。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大體上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是發展互助組，同時試辦初級社。互助組由幾户或十幾户農民自願組成，土地耕畜和其他生產資料仍屬農民個人所有，但在生產方面組織起來、互幫互助，是農業合作化的最初過渡形式，具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

第二階段主要是建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實行集體勞動，產品分配採取按勞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紅相結合，耕畜和大農具也付給一定的報酬，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

第三階段是發展高級社。從1955年下半年起，由於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步伐加快，進入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將初級社轉為高級社，有些甚至由互助組直接轉為高級社。高級社實行生產資料農民集體所有，具有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

到1956年底，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户已達1.17億户，其中加入高級社的農户佔全國農户總數的87.8%，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國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也對個體手工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

手工業與城鄉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在國民經濟中佔有相當的比重。新中國建立初期，全國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工人據估計約有1500萬至2000萬人，直接賴以維持生活的，在5000萬人以上。這表明它仍然是—個龐大的就業羣體。另據統計，1949年，中國全部工業中個體手工業產值為32．2億元，按總產值計算佔23%，按從業人數計算則佔65%。中國手工業的門類和產品十分繁雜，據粗略統計，大約有140多個行業和1萬多種產品，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直接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的，如生鐵冶煉、化工製造、五金製品、建築材料、木材加工等，甚至全國約有80%的農具都是由手工業提供的。

但是，作為個體經濟的手工業，生產規模小，技術落後，勞動生產率很低，產品質量難以保證；生產組織散漫，生產盲目性大；行業中存在封建性幫派；生產不正常，季節性較明顯；經營分散，供銷往往依賴於私人企業，容易從中受到剝削；資金短絀，受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操縱剝削，等等。因此，必須通過合作化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之能夠適應國家工業化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由於手工業者同個體農民一樣，也是小私有的獨立勞動者，因此，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採取了類似改造個體農業的逐步過渡的方法。

當然，手工業也有與農業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具體體現三個方面：

第一，手工業個體經濟是小商品經濟，生產活動離不開市場。個體手工業的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同其他經濟和消費者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供銷關係一斷，生產就無法進行。

第二，沒有多少生產資料，主要憑手藝吃飯。個體手工業者一般只需要簡單的工具和很少的資金。一部分手工業者基本沒有生產資料，主要憑手藝謀生，所以有“手藝手藝，無本生利”和“一雙手等於10畝良田”之説。

第三，行業眾多，經營靈活。手工業自古就有“百工”之稱，與農業佈局基本上只能在農村不同，同一行業的手工業往往城鄉兼有。或坐店設廠，或走街串巷，或頻繁往返於城鄉之間，或與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相聯繫，或與國營工商業相溝通，經營方式十分靈活。

第四，師徒傳授為主，有行業幫會傳統。為了在市場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為了防範失業的威脅，手工業技術尤其是某些“絕活兒”是不輕易傳人的。在手工業中間保存着濃厚的封建行會習氣，有些地方還有封建行會組織。

手工業的這些特點，客觀上又要求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採取一些與農業合作化不同的方針政策。

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和政府採取了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

在方法步驟上，從供銷合作入手，逐步發展到走生產合作的道路。具體來説，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歷了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三個步驟。

第一步是辦手工業供銷小組。加入這個組織的成員，由國營商業或供銷合作社供給原料，包銷產品。它雖然沒有改變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但已經把個體手工業者組織起來，使之開始脱離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供銷軌道，因而具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

第二步是辦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它是由供銷小組合並起來的，開始是統一供銷業務，分別核算，生產活動仍由各户分散獨立完成；後來，逐步有部分生產資料是公有的，合作社對各户的生產也有一定的干預，因而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

第三步是建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手工業者的生產資料全部歸集體所有，統一經營，入社人員參加集體勞動，採取按勞分配原則。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組織。

在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和政府採取説服教育、示範和國家幫助的方法，使他們自願參加到手工業合作社中來，從而把手工業者的私有制改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

到1956年底，全國共組織了10萬個合作社，入社社員佔全部手工業從業人員的92%以上，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同時，黨和政府也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第一，用和平贖買的方法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

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後，剝奪過去的“剝奪者”，使被資本家佔有的生產資料變成人民的財產，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條基本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儘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但如何剝奪，馬克思恩格斯曾設想過暴力沒收與和平贖買這兩種方式，尤其是贖買的方式。並認為，假如我們能用贖買剝奪資產階級，“那對於我們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了。”

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設想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贖買，認為這對無產階級是最有利的事情。在沒收大資本以後，列寧曾設想把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結合起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把中小資本引向社會主義。而這樣做的前提必須是資本家能夠向蘇維埃屈服。由於後來俄國資產階級選擇了國內戰爭的反抗方式，使列寧的設想未能實現。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設想，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贖買的方針。

所謂贖買，就是國家有償地將私營企業改變為國營企業，將資本主義私有制改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贖買的具體方式不是由國家支付一筆鉅額補償資金，而是讓資本家在一定年限內從企業經營所得中獲取一部分利潤。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贖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有利於發揮私營工商業在國計民生方面的積極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利於爭取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有利於團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有利於發揮民族資產階級中大多數人的知識、才能、技術專長和管理經驗，也有利於爭取和團結那些原來同資產階級相聯繫的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我國之所以能夠採取贖買的方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和平改造，主要由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其一，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就是一個帶有兩面性的階級，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一面，又有在革命的關鍵時刻動搖性和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階級，既有剝削工人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這一時期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也具有兩重性，既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階級利益相互對立的對抗性的一面，又有相互合作、具有相同利益的非對抗性的一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着的剝削和被剝削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

其二，中國共產黨與民族資產階級長期保持着統一戰線的關係。

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並執行了既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政策，和民族資產階級保持長期的革命統一戰線，並將其作為革命的一個動力。建國以後，由於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多數人又參加了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和國家建設，所以，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我們一方面已經不是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中間階級，而是革命的對象；另一方面，我們仍然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朋友，同他們保持着統一戰線的關係。這就為將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的矛盾並按照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提供了前提。

其三，我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形成了強大優勢。這就造成了私人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對社會主義的依賴。

這種強大的優勢具體表現為：

（1）在我國已經有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是我們引導和迫使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極為重要的條件。正如毛澤東所説：“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2）工人階級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並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造成了私人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對社會主義的依賴。

其四，國家實行對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統購統銷政策，從而割斷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聯繫，加上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人羣眾對資本家的監督等因素，這樣，就使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只能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第二，採取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

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國家直接控制和支配下的資本主義經濟。毛澤東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造中出現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繫着的，並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着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

國家資本主義有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之分。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等，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歷了三個步驟。

第一步主要實行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在私營工業中實行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在私營商業中採取委託經銷、代銷等形式，既幫助私營企業克服困難，也使其生產和經營開始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這些企業的利潤，按國家所得税34.5%、企業公積金30%、工人福利費15%、資方紅利20.5%四個方面進行分配，即當時所説的“四馬分肥”。資方紅利大體佔四分之一，資本主義的剝削受到限制，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這就使企業具有了社會主義的因素。

第二步主要實行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國家向私營企業投資入股，企業的生產資料由國家和資本家共同所有；企業利潤的分配仍為“四馬分肥”；國家派幹部(即公方代表)進入企業內部，根據國家建設需要，同工人、資本家(私方代表)共同管理和改造企業，公方代表居領導地位。由於公方代表和私方代表是領導與被領導的管理。所以，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由過去的主管者變成在公方代表領導下參加管理，只是在公私關係的問題上，仍以資本家的身份同公方代表進行協商。工人羣眾的地位也發生了重要變化。既然企業財產有一部分仍歸資本家所有，工人也就沒有最後擺脱僱傭勞動者的地位，仍然有被剝削的成分。但是，由於企業的財產也有一部分歸國家所有，企業管理權實際上由國家來掌握，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生產經營，工人的勞動主要是完成國家計劃，滿足社會需要，為國家創造利潤，工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僱傭勞動者，工人的工資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按勞分配的內容。而且，工人也參加企業的民主管理，和公方代表一起，實際上已經發揮企業的領導作用。這樣，資本家的剝削進一步受到限制，企業的經營管理以發展生產、滿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國家計劃為目標，因而已經屬於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

第三步是實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進入高潮。年底，全國99%的工業企業和82%的商業企業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這標誌着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國家對合營企業進行清產核資，定股定息，國家委派人員負責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統一調配企業的人、財、物，生產資料為國家所有。國家按企業資本的股份額，每年撥付給原工商業者5%的定息，開始決定付息7年，後來又延長3年，共計10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後，企業的生產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基本上成為社會主義國營性質的企業。

第三，把資本主義工商業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家對資方在職人員和資方代理人採取“包下來”的政策，以企業為基地，根據“量才使用，適當照顧”的原則，對他們在政治上適當安排、工作上發揮作用、生活上妥善照顧，通過改造階級成分的方式達到從整體上消滅資產階級的目的。

毛澤東指出，“工商業者的徹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應當在企業內同職工一起勞動，把企業作為自我改造的基地”。與此同時，他們“經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某些舊觀點，也是重要的。工商業者的學習，應當以自願為基礎”。

為了把資本主義工商業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黨和國家主要從兩方面着手：

一方面，為資本家在企業中安排一定的工作，發揮他們的技術特長和管理經驗，為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創造了條件，使企業成為他們進行自我改造的基地。據統計，1957年全國71萬在職私方人員和10萬左右資本家代理人全部安排了工作，60——65%安排直接參加生產經營，35——40%安排為企業管理人員；

另一方面，重視對資本家進行思想改造，安排他們進行學習，組織他們到各地參觀，幫助他們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瞭解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提高他們接受改造的自覺性，從而使許多工商業者提高了自己的覺悟，真誠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譬如，1956年1月10日，天津《大公報》記者就私營工商業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原因，採訪了全國工商聯主任陳叔通。陳叔通説，毛澤東同志“對私營工商業者作了親切的指示，指出了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我們祖國的偉大前途，教導我們工商業者認清自己的前途，掌握自己的命運” ，“大大地鼓舞了全國工商業者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

又譬如，在上海私營工商業全部申請公私合營的前夕，新華社記者採訪了申新棉紡織印染廠總管理處總經理榮毅仁。當記者向他提出“作為一個資本家，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他説：“是的，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箇中國人，我想應該從作為一箇中國人談起。”當記者問：“消滅剝削，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對於你失去了什麼?得到了什麼?”他回答：“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為勞動人民的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信任，而這是金錢所買不到的。”

當時許多民族企業家也都表達了相同的感受。他們所表達的這種感受，證明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改造是成功的，對民族資本家的改造也是相當成功的。而這批民族工商業企業家後來大多數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對企業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相結合，改造資本家個人與消滅他們所屬的資產階級相結合，既避免了激烈的階級對抗，減少了改造的阻力，又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

由於國家所採取的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措施，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的，並且國家十分注意保護原有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秩序，不使其發生混亂，因此，在實現從資本主義私有制到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根本性變革的過程中，工商業本身不僅沒有遭到破壞，而且還在不斷地向前發展。

1956年1月底，全國50多個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繼宣佈實現全市的全行業公私合營。到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户數99%，私營商業户數的82.2%，分別納入了公司合營或合作社的軌道，標誌着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實現，使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生產關係實現了由量變到質變的歷史性變化。在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所佔有的生產資料已全部轉歸國家所有，他們除了領取定息外，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資本家不再是企業的主人和支配者，他們參加了企業的生產和管理，走上由剝削者向勞動者轉變的道路。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實現，是中國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上最具有意義的變革。

二、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經驗

（一）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經驗

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第一，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

實行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完成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為兩翼，這是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明確要求。

毛澤東指出：“我們如今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

毛澤東又説：“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

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變革不適應工業化發展要求的生產關係，是圍繞着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這個中心任務進行的；引導個體農民、個體手工業者走集體化的道路，改造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目的都是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要求，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因此，在改造過程中，黨和政府所採取的實際步驟，總是力求使之與促進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而不允許對生產力造成破壞。

在農業的改造中，以糧食的增長和不死牲口為檢驗合作社的標準。實際上，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糧食產量逐年增長，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技術改造也逐年發展。

在手工業合作化過程中，國家一方面大力支援手工業合作社實行機械化和半機械化，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注意保護手工業中的許多好的東西，保護優良的傳統工藝品及民間老藝人。

原有私營企業在接受改造過程中，生產增長和效益提高也十分明顯。1955年，公私合營工業比私營工業的工人勞動生產率平均高一倍。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合營工業的產值比1955年增加了32%，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的營業額比1955年增加了1 5%。

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推開是從1953年開始的，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也全面推開。黨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時，“一五”計劃的主要指標提前完成，到1957年，各項指標均超額完成。經過“一五”期間的大規模建設，我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已初步形成。實踐證明，黨堅持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並舉的方針，對於在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生產力發展，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推動社會進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二，採取積極引導、逐步過渡的方式。

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都採取了區別對象，用不同的辦法積極引導、逐步過渡的方式。

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及時總結農民的實踐經驗，創造出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等過渡形式。這種從實際出發引導農民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漸進的改造方式，一方面可以使農民親身體會到組織起來力量大，可以增加生產，有利於克服困難，抵抗災害，防止出現兩極分化，逐步地提高農民的覺悟，逐步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中出現的由於富農反抗，一些農民破壞生產資料的情況。實踐證明，這種逐步過渡的辦法符合農民的特點和生產力狀況。

在手工業改造方面的逐步過渡，不僅保護和促進了手工業生產的發展，而且為手工業逐步進行技術改造創造了條件。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中，創造出從初級到高級的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避免了在改造期間可能發生的劇烈的社會震盪和經濟破壞。

總之，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由於區別對象，用不同的辦法，分別採取了積極引導、逐步過渡的方式，所以，這場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沒有對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破壞，而且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第三，用和平的方法進行改造。

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前，無論是資本主義工商業，還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都具有私有制的性質。從所有制變為公有制，是一場革命。革命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暴力的，一種是和平的。

毛澤東説：“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國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説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的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堅持用和平的辦法，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動搖農民對土地、耕畜的深厚的私有觀念和各家各户自主經營的習慣，自然會引起相當大的牴觸。但是，黨和政府堅持和平的方法和自願的原則不動搖，並用事實向農民表明，合作化可以使佔農村人口多數的、在生產條件方面還有各種困難的貧農和下中農得到利益，至少不損害他們的利益。因此，佔農村人口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對合作化是擁護的，或者是比較擁護的；而比較富裕的農民面對合作化大勢所趨，也是可以擁護或者隨大流的。

手工業者的情況和農民基本相同。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則要複雜得多。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所有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但採取的方式是暴力剝奪還是和平贖買，要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和列寧關於和平贖買的設想，結合我國實際，以和平贖買的方法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和政府不僅沒有采取鬥爭地主的辦法對待民族資本家，而且還繼續支付定息，安排工作，因此總體上也可以使他們接受改造。

定息從1956年1月1日算起，原定7年，到1962年結束。1962年又宣佈，從1963年起，延長3年。1966年9月停止了支付定息。據統計，全國領取定息的私股股東共114萬人，國家每年定息支出的金額約為1.2億元。1957年全國71萬在職私方人員和10萬左右的資本家代理人全部安排了工作，60—65%安排直接參加生產經營，35—40%安排為企業管理人員。

黨和政府除了通過經濟贖買的辦法團結資本家外，還十分重視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經常組織他們參加各種學習，引導他們參加各種政治實踐活動，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前途的教育，使他們自願接受和平改造。

對資本家實行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不僅穩定了資本家的思想，提高了他們對社會發展的方向的認識，使絕大部分資本家都願意接受工人階級領導，減少了改造的阻力，保證了社會的穩定保證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而且將幾十萬資本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幹部，使他們得以利用所掌握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經營管理經驗，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總之，由於我們黨採取了和平改造方法，解決了諸如實現社會變革與經濟發展、和平過渡與消滅剝削制度這類通常難以解決的矛盾問題，使生產力平穩地得到解放和發展。這是國際共運史上的偉大創舉，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智慧和巨大創造力。

鄧小平曾經指出：“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而中國社會主義改造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為我們黨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列主義的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找到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二）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改造中出現的失誤和偏差

鄧小平説過：“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我們也還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述。當然缺點也有。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出現的一些失誤和偏差，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於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

出現這些問題，有指導思想上急於求成、不夠謹慎，工作方法上過於簡單的因素，同時，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也有認識上的一些問題，主要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選擇和理解上，過於單一，追求純粹的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公有制實現形式的選擇和理解上過於簡單化，只注意到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種基本形式，而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公有制經濟可以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缺乏認識。黨在實際工作過程中曾對這些問題有所覺察，對某些問題也做過糾正，但畢竟認識不深。更重要的是，當時黨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問題還沒有來得及形成科學的理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還沒有完全搞清楚，致使一些遺留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但是，不能因為出現這些失誤而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意義。

列寧説：“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上，有兩個事實是世界歷史上各種革命大變動中罕見的：一是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瞭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沒有造成生產力的破壞，反而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二是這樣的變革沒有引起巨大的社會動盪，反而極大地加強了人民的團結，並且是在人民基本普遍擁護的情況下完成的。這些情況説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的確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背景：2002年，民建中央向全國政協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採取切實措施，進一步解決部分原工商業者的生活困難問題。同年4月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戰部、財政部和民政部聯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解決部分原工商業者生活困難問題的通知》，提出了要進一步解決原工商業者的基本養老金、醫療費、遺孀低保以及由當地政府專項撥款解決其特殊困難等問題。

我省各地為貫徹《通知》精神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據所接觸到的一些原工商業者反映，他們還希望政府有關部門能繼續給予更多一些的人文關懷。

省政協常委、民建廈門市委會副主委、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研究員蔣細定建議：

對北京等市解決原工商業者的生活困難方面的措施和作法開展調研，我省予以借鑑。對我省原工商業者（含三小）和原工商業者遺孀的經濟收入，如養老金收入等狀況和經濟負擔，如醫療費等狀況進行一次全省性的調查，以便在此基礎上省、市協力採取相應措施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問題。

省、市財政每年撥出一筆專款，在總體上提高部分生活困難的原工商業者（含三小）的生活水平。增補養老金額度的同時根據各人的困難程度，特別是配偶無工作者，有針對性地對特殊困難者和特別困難者額外增加補助金。

（東南早報早報記者 郭桂花 2005年01月24日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