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墨補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説：儒家出於文士，墨家出於武士，換言之，即儒家出於儒；墨家出於俠。但儒之一字，在晚周較早的書中固常見，而俠之一字則在晚周較晚的書中，方始見。如果在晚周較早的書中，未見俠字，我們何能斷定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即有俠?如果我們不能斷定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即有俠，我們何能説墨家出於俠?這一點我們首先討論。

在一文中，我所謂俠或俠士，本來是指以幫助別人打仗為職業之一種人。我們現在所需要者，是證明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有這一種人。只要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有這種人，我們在一文中所持之見解，即仍可持之。至於此種人在當時是否稱為俠，則系另一問題，對於我們在一文中所持之主要見解，無大關係。 ^[1] 

【注】：以上是原文的部分內容。

此文出自《馮友蘭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1]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省唐河縣人。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0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越三年，通過答辯，次年獲博士學位。先後任中州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等大學的哲學系教授、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主席等職；還曾任中研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等職。1933年至1934年，赴英講學並考察遊歷歐洲八國。1946年至1948年春，赴美講學，先後任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新中國成立後，多次代表中國學術界赴美國、捷克、印度等國出席大型國際會議和文化參訪。其一生志道精思，年壽高古，殫精竭慮，筆耕不輟。故其著述宏富，卷帙浩繁，思維縝密，邏輯嚴謹。其學亦橫綴中西，縱貫今古。其一生所著，計有中西文著作四十餘種，文章五百餘篇。其遺書集為《三松堂全集》十四卷，六百餘萬言。其中“三史六書”是其主要著作：“三史”奠定了馮友蘭哲學史家地位，使他成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者；“六書”則建構了現代形態的新理學體系，使他成為具有現代性和國際性並在國內外產生重要影響的哲學大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