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山兵馬俑

2001年聖井鎮政府規劃投資1.3億元在危山恢復建設危山風景區。當年投資4000萬元開闢建設聖井廣場並恢復了部分道觀、廟宇。2002年，對風景區內進行植樹綠化時，發現了漢代陪葬坑，對文物的保護意識使在危山發現陶俑的消息很快通過正常渠道反映到文化(文物)部門。山東省文化廳、濟南市文化局對這一發現高度重視，成立了由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濟南市章丘區博物館組成的聯合考古隊。考古隊從11月29日至12月30日，對危山漢代陪葬俑坑進行了搶救性的發掘。

危山兵馬俑(5張)

此次發掘，共發現漢代陪葬坑三座，其中一號坑為車馬俑坑，二號坑是與墓主人生活有關的俑坑，三號坑除了石棺與木棺內的零星骸骨外，出土了一些陶壺、陶盆等器物。另外還發現了三四十枝箭頭和一些不明用途的石丸。

一號陪葬坑呈南北向，其南北長約9.7米，東西寬1.9米，深0.7～0.9米。坑內擺放的車馬兵俑自南向北排列。從整體看，應是反映漢代顯貴出行的兵、車、馬隊列的形式。坑內各種遺物達四五百件。由於蓋板的倒塌，坑內的車、馬、俑破碎嚴重。坑內遺物包括170多個陶俑、50餘匹陶馬、4輛陶馬車、近百面盾牌。此外還發現有建鼓、卑鼓，璧、磐、珠等與鼓樂和禮制有關的陶質遺物。所有發現的陶質品均有彩繪，色彩豔麗，栩栩如生。

二號坑位於一號坑的西側。南北長3.3米，東西寬26米。在坑底部發現一輛車、兩匹馬和7個陶俑，其中5個為女傭。在坑底還發現木質箱子腐爛的痕跡。

關於危山陪葬坑的年代、性質、地位和作用，自其被發現之日起，就一直倍受人們的關注。由此也產生了許多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説法和推測。

危山發現的陪葬坑是山東地區首次發現的規模最大的俑坑，是漢代考古的重要發現。有關專家宣佈，在全國已出土的兵馬俑中，這組兵馬俑的規模、結構和意義僅次於秦始皇兵馬俑、陝西咸陽楊家窪兵馬俑，堪稱全國第三大兵馬俑。

危山古時叫無影山，舊時在玉皇閣之東南面，有一奇石，每至夏至午時三刻，人立石上無影。武源河、鉅野河繞山而過，風水甚好。加之危山以北是東平陵，乃兩漢重要城池，漢時相當繁榮。悠久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的優越條件，使許多達官顯貴趨之若鶩，死後也厚葬於此。危山周圍漢墓之多、墓葬陶俑之豐，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漢文帝十六年，文帝封其侄劉闢光為濟南王，居東平陵。闢光始在城內大興土木修造宮殿，濟南國都曾繁榮一時。漢景帝三年，劉闢光參與了“七國之亂”，失敗後自刎。景帝聞之，認為他是“被迫劫為謀，非其罪也”，就下令在危山頂為其修築了一座高大的墳墓，以重禮厚葬，這就是聳立山巔的鐵墓頂。闢光死後，濟南國除，改濟南郡，仍治東平陵，轄縣包括:東平陵、鄒平、台、梁鄒、土鼓、於陵、陽丘、般陽、營、朝陽、歷城、著、宜成。

元狩三年，漢武帝劉徹封齊孝王子劉就為濟南王，元鼎五年，劉就薨。漢宣帝劉詢於本始元年七月，封廣陵歷王子劉聖為濟南王。建昭元年正月，元帝劉爽封梁敬王子為濟南王。元延二年，漢成帝劉驁封梁荒王子劉鳳為濟南王。

公元九年，王莽建立新朝，因其為東平陵人，便將東平陵改名為樂安，延續了16年。

建武十五年，漢光武帝劉秀封其三子劉康為濟南王，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這是東平陵又一個繁榮期。據《後漢書》記載:“濟南安王康……立五十九年薨，康亡，子劉錯繼位。”元興元年、錯薨，子劉香繼位。永建元年劉香死，無子國絕。順帝劉保遂立錯子劉顯為王。永建五年顯卒，其子劉廣繼位。永興元年劉廣死，因無子國除。嘉平三年六月，漢靈帝劉宏河間王利子為濟南王，當時曹操出任濟南相。劉利子死後，其子劉贇繼王位。建安十二年，黃巾軍攻下東平陵，殺劉贇。其子劉開繼位至三國，屬魏。

縱覽眾多歷史書籍，兩漢時期，有史料記載的葬於危山的王侯主要有:濟南王劉闢光和齊孝王劉將閭，且皆有碑文記載。

根據有關記載，劉闢光濟南國治即今濟南市章丘區龍山鎮平陵城。按《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轄縣十四，根據《水經注》及歷代地理志推測，其範圍以平陵城為中心，面積和規模比現濟南市要大。因濟南王劉闢光都於平陵，故史書上又稱為平陵王，七國之亂後，自殺葬於危山上，人稱其墓為平陵王冢，後世人于山頂建平陵王廟。

七國之亂後，濟南王劉闢光、齊孝王劉將閭等六王，及營平侯劉信都之子劉廣、氏丘共侯劉寧國之子劉偃二侯同日自盡，合葬於章丘危山頂，以鐵鑄墓，故俗稱鐵墓頂，按漢制厚禮墓葬。此後，齊悼惠王十二子只剩下一子—濟北王劉志。漢文帝為收買人心，將濟北王劉志徙為淄川王，將劉將閭之子劉壽仍襲嗣齊王，以奉祀齊悼惠王、齊哀王、齊文王的琢園。舊時危山上齊孝王祠堂門柱上有一對聯:“赤手挽銀河，公有大名垂天下;青山埋白骨，我來此地叩英雄。”即為當時悲劇的真實寫照。

西漢中晚期，從漢武帝劉徹登基至更始帝劉玄被殺，時間為166年。西漢武帝時期，是漢朝國勢最為強盛時期，漢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北擊匈奴，南抗百越，確立了漢朝邊疆之穩固，迎來經濟繁榮，一些高官貴戚、武將勳臣，在其死後修建規模龐大的陵墓，如武帝茂陵及其陪葬大臣衞青墓、霍去病墓等，極盡奢靡。西漢晚期，隨着政局混亂、經濟衰退，陶俑製作失卻了經濟依靠，規模不大，在數量上遠不及早期，但從出土的陶俑中，仍可發現其不同以往的特徵:陶俑題材日趨廣泛，西漢早期的陶俑，除兵馬俑外，以女侍俑為常見，其他俑種較為罕見。進入中晚期，伴隨喪葬習俗的變化，人們更注重將日常現實生活的場景如實搬入地下。西漢中期以後，受西域諸地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樂舞、百戲盛行於中原，成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元封二年長安演出百戲時，300裏外的鄉民都入京城觀看。這種狀況在達官顯貴那裏更是有增無減，幾乎宴宴都有歌舞、雜技相伴，以助酒興，它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危山兵馬俑陪葬坑有西域時期的馬俑，不足為奇。

到“文景之治”，“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綱疏而民富，役財嬌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危山及東平陵周圍之地，皆為經濟發展的富庶地區，試想沒有強大的經濟後盾，如此規模的陶俑、騎兵和戰車方陣是不可能出現的。

西漢時期的社會風氣，也是促成漢俑藝術多彩多姿的重要原因。漢時的俑是在秦俑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秦俑是高度君主集權專制統治下的產物，統一、單純、威嚴是其主要特徵。漢俑同秦俑相比，氣魄不足，但在題材多樣、類型眾多、反映社會風貌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主要原因，是漢代社會風氣所致。藝術是時代風貌的折射，漢初經過文帝、景帝的勵精圖治，至武帝時已成為當時世界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漢武帝南平百越，北逐匈奴，西伐大宛，東討鮮卑，男兒以立功邊陲為時尚，表現出漢民族強大、自信之心。由於經濟的發達，一方面生時窮奢極欲、縱情享樂，另一方面死時厚藏。

漢承秦制，西漢前期，某些軍功顯赫的將領及受封的諸侯王多使用陶塑兵馬俑隨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權力。他們以厚藏為德，薄終為鄙，有的甚至傾家蕩產，漢朝統治者不惜將全國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於陵墓建設，其厚藏風氣盛行可見一斑，漢俑正是在此基礎上出現的。而到了東漢，厚藏略減，陪葬陶塑兵馬俑之風鋭減，藉以壁畫增多，以為風俗時尚，陪葬坑為一兵馬俑方陣更是不大可能。加之根據歷史資料，並沒有東漢濟南王葬於危山的記載。因此筆者認為:危山兵馬俑墓主人不可能是東漢時期的王侯，而是西漢濟南王劉闢光和齊孝王劉將閭等王侯墓的陪葬坑，抑或是平陵王或齊孝王之後人祀祭時遺留的產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