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共產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時，正是印度資本主義發展和工人運動興起的時候，這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在印度的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社會土壤，一些小資產階級秘密革命組織成員和國大黨內的少數激進青年成為最早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的人。這些人，有的在印度國外，有的在印度國內。在國外的，最重要的是羅易。

羅易曾是孟加拉秘密革命組織成員，在大戰中曾多次被派往國外購買軍火，後因種種原因逃到墨西哥，參加了墨西哥社會黨，並與黨內的共產主義者創建了墨西哥共產黨。1920年，羅易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被任命為共產國際中亞局主要負責人之一。1920年10月17日，羅易在蘇聯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首都塔什干創立了僑民共產黨，開始在僑民中並向國內宣傳和介紹馬克思主義，闡述印度民族鬥爭的形勢和任務。

這個羅易，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也有干係。1927年，羅易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到中國指導工作。他未經許可，把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五月指示”泄露給了汪精衞，直接導致了國共分裂。毛澤東曾説：誰促成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分裂？“到頭來還是羅易本人”。斯大林出於黨內鬥爭需要沒有馬上處分羅易，但到了1930年前後，還是把羅易開除出了共產國際。

羅易創立印度僑民共產黨的同時，在印度國內，也有少數先進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1921－1922年間，印度的加爾各答、孟買、拉合爾、馬德拉斯和康浦爾等地都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小組。羅易派回國的一些僑民共產黨黨員也成為這些馬克思主義小組的創建人。這些小組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創辦了很多刊物，如孟加拉語的《人民之聲》、英語的《社會主義者》和烏爾都語的《革命》等等。共產主義小組的興起，引起了英國殖民當局的不安。在“粉碎布爾什維克陰謀“的叫囂中，印度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活動遭到了嚴厲的打擊。

1925年，印度康浦爾的一個報紙編輯薩提亞·巴克塔宣佈要建立一個合法的共產黨。在得到當局允許後，於12月26日召開了印度共產主義者第一次全國會議。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為防止共產主義旗幟被人利用，只得派人蔘加會議。會上成立了印度共產黨，各共產主義小組的負責人都被選進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這一天，被認為是印度共產黨誕生的日子，標誌着印度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印度共產黨成立之初，並沒有加入共產國際，而是繼續接受羅易的指導。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工人運動和建立共產黨的外圍掩護組織即工農黨上，取得了很大的發展。1933年12月，全印共產黨會議在加爾各答召開，印度共產黨宣佈加入共產國際。

從1920年印度僑民共產黨成立之後，印度的共產黨內部就存在着關於黨的最低綱領和戰略策略之爭。黨內鬥爭頻繁激烈，外部英國殖民當局的鎮壓也非常嚴厲，黨的命運多舛。印度獨立後，黨時而提出要採取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時而提出採取中國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推翻政權，時而與宣稱要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的社會的國大黨左翼結成統一戰線。但是，印度共產黨還是參加了歷次的國會選舉，其政策也隨形勢變化而不斷進行調整着調整，成為印度政壇上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印度共產黨內存在着各種各樣的派別和鬥爭。1962年，印共總書記高士去世，加之彼時炙熱的中蘇論戰，以及不幸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黨內對印度社會性質的認識也出現了尖鋭的矛盾，令印共內部原有的兩派路線之爭激化。

1964年4月，印度共產黨的全國會議出現分裂。

當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以黨的總書記南布迪裏巴德等為首的一派單獨在加爾各答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選舉孔達拉亞為總書記，改黨的名稱為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

隨後，以黨的主席丹吉為首的另一派在孟買又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選舉丹吉為黨的總書記，繼續沿用印度共產黨的名稱。至此，印度共產黨一分為二。此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前後，受當時中、蘇兩黨兩國的影響，印度還出現了一些極左的共產黨組織，如印度共產黨（馬列）等，但這些組織影響都不大。

印度共產黨認為，印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是新獨立國家中經濟發展最先進的，但在農業中殘存着半封建的生產關係。印度政府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政府，實行的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印度現階段的革命任務就是聯合反帝反封建反壟斷資本的力量，組成包括工人階級、廣大農民、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民主陣線，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由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共同領導的民族民主國家，通過非資本主義的和相對和平的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在對外政策上，印共強調支持國大黨奉行的不結盟政策，主張大力加強與蘇聯的合作，認為蘇聯是不結盟國家“最可靠的盟友”，是“世界和平的堡壘”。

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認為，印度國家是大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聯合統治的機器，印度社會是一種佔支配地位的壟斷資本主義與種姓、教派、部落制度的特殊混合體，反對印度共產黨關於印度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論斷。認為印度面臨的革命的性質是反封建、反帝、反壟斷資本，爭取民主的人民民主革命。革命的道路應是由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下層組成廣泛的人民民主戰線，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積極參加議會鬥爭，通過合法途徑實現人民民主和社會改革，但也必須準備“應付一切突然事變”。在對外政策上，支持政府奉行的不結盟政策，贊同同蘇聯親近。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後，印共（馬）的很多黨員因為拒絕污衊中國為“侵略者”而遭到政府迫害，約有1300多名黨員幹部被逮捕。

由於先天環境適宜，印度共產黨從其進入體制之初就顯露勃勃生機。1952年參加首次大選，印共所獲議席即列第二，成為國大黨在國會中的最大反對派。5年後，在喀拉拉邦的地方議會選舉中，印共又成功開啓執政生涯。在國大黨一統天下的1950年代，共產黨人能這麼快取得自己的一塊地盤，成就不算太小。由於剛進入體制就獲得豐厚報償，這無疑極大鼓勵了共產黨人的信心和決心。與不切實際的武裝革命道路相比，他們很顯然願意以這種低代價的體制內革命方式進入政壇，並施展其改造社會的宏大計劃。

1957年，印度喀拉拉邦出現了第一個共產黨執政的邦政權，南布迪裏巴德擔任邦首席部長。他宣佈，他的政府不是要在喀拉拉邦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而是要實現國大黨中央政府提出或允諾過但沒有徹底實行的改革主張。新政府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推行了比較激進的政策，釋放了所有的政治犯，把所有的私立學校和學校置於政府的監督之下，特別重要的是，新政府把國家擁有的適於耕種的荒地分給無地的農民耕種，實現了租佃法，使廣大佃農得到了較多的實惠。

然而，南布迪裏巴德關於新政府不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講話並沒有消除印度全國、喀拉拉邦內部和國大黨對共產黨政權的敵視態度，反對派勢力不斷地挑起各種事端，而時任印度總理的尼赫魯和國大黨中央總書記的英迪拉·甘地對此實際上是贊同的，中央政府沒有采取任何穩定措施。由於形勢動盪不斷升級，1959年7月31日，印度總統以喀拉拉邦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壞、政府失去民心為由，接管了邦政權，實行總統治理。印度第一個合法的邦級的共產黨執政的政權就這樣夭折了。

歷經磨難的印度的共產黨和其他左翼力量並沒有因為這一次的失敗而氣餒。相反，他們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結成以印共（馬）為首的左翼陣線，通過合法的鬥爭，爭取掌握政權。

1977年，印共（馬）領導的左翼陣線趁國大黨內亂，接連成功搶奪了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兩地的執政權。此後，這兩塊位於孟加拉國兩側的邦成為印度最為鞏固的紅色堡壘。迄今為止，共產黨只在1988年的特里普拉邦選舉中失守過一次；在西孟加拉邦，則連續執政了34年，是印度執政時間最長的地方政府。究其原因，與印共（馬）在擁有8000萬人口的農業大邦西孟加拉大力推行土改有關。土改重心有兩方面：租佃改革與土地的重新分配。通過合法的土地改革，有超過150萬佃農在主管部門登記後獲得租地耕種，其永久、可繼承租賃權受到憲法修正案保障；根據聯邦制定的《土地最高限額法》，邦政府從地主和富農手中徵收超限額土地，分配給250多萬農户。土改使西孟加拉過半數農户直接受益。小農、貧農、中農擁有該邦84%的土地，遠高於全國平均值。土改充分釋放了農村的活力和農民的積極性，1981年到1991年，西孟邦的糧食產量年均增長6.5%，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長率僅為2.7%。

左翼陣線還着手建立縣、鄉、村三級自治體制，使印度傳統的評議會即潘查雅特（Panchayat）制度煥發新活力。邦將50%的職權下放充實到三級潘查雅特，而各級機構每5年改選一次。選舉過程從候選人醖釀到政策宣傳再到最終投票和計票，均自由、公開、透明，包容反對派別，具有充分競爭性。邦政府特別規定，婦女席位要佔1/3，落後地區、低收入者、賤民和土著民，也須予以充分照顧。如此重組之後，無地和貧苦農民在各自治機構中的代表比例高達70%以上。通過這種方式，原本由地方精英壟斷的權力結構被摧垮了，地方治理結構大為改善。如今，這種模式已成為印度各邦效仿的典範。

1980年代以來，印度國大黨（英·甘地）領導的中央政府在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經濟政策方面邁出越來越大的步伐。共產黨更堅定地將自己打造成工農等弱勢羣體代言人的角色，對國大黨的右傾化予以猛烈抨擊。1998年，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濃厚教派主義色彩的印度人民黨通過選舉上台執政後，共產黨又開始着力維護穆斯林、基督教等宗教和世俗團體的利益。在此過程中，其政治空間和羣眾基礎得到進一步拓展。

相對於人民黨，共產黨對國大黨（英）抱有更多好感，畢竟兩者有維護世俗政治和國家統一的共同目標。

2004年，印共（馬）和印共在人民院選舉中獲得了巨大成功，印共（馬）甚至獲得了史無前例的43席。兩者所獲的席位及其他左翼力量所獲席位之和達到了61席。這個數目雖然還不足以組織政府，但卻對欲組成政府的政黨聯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為了阻止信奉印度教至上的印度人民黨繼續執政，以印共（馬）和印共為首的左翼力量決定從外部支持以國大黨為首的“團結進步聯盟”，其基礎是雙方達成的《最低共同綱領》，從而為其執政奠定了政治基礎，印共（馬）和印共也因此在全國範圍內達到了其影響力最大、地位最高的階段。作為交換，共產黨人索姆納特·查特吉首次坐上人民院議長寶座。

由於不贊同曼莫漢·辛格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左翼四黨沒有參加政府，而是採用印度特色的外圍支持方式。不過，雙方這種合作沒有進行到底，2006年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協議簽署之後，共產黨出於“反帝”的本能和維護不結盟政策的考慮，堅決反對批准該協議。辛格總理的不妥協立場最終導致左翼四黨宣佈撤回對政府的支持。辛格政府在隨後的信任投票中成功爭取到社會公民黨等中間勢力的支持，驚險過關。

2009年5月落幕的印度人民院第15屆選舉中，印共兩大主流派均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創。在543個議席的競爭當中，印共（馬）只分得區區16席，與上屆相比，劇減了27席，甚至比1967年首次參選時還少了3席。在全國性政黨排名中，印共（馬）從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損失慘重，2004年時還有10席，這次只得4席，角色更顯微不足道。

共產黨的三大據點，除小邦特里普拉的兩個人民院議席繼續被印共（馬）包攬外，喀拉拉和西孟加拉兩邦都顏色大變。西孟加拉邦總計42席，印共（馬）這次只奪得9席，與上屆26席的輝煌戰績形成強烈對比，而其主要對手草根大會黨則由1席猛躥至19席。在喀拉拉邦，印共上次3席全部淪陷，印共（馬）也只斬獲4席，相當於上屆的1/3。

此次選戰，為何共產黨突然間黯然失色，國會議席大幅萎縮？印共（馬）在2009年6月的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中認為，參選時組建“第三陣線”，明確提出建立不切實際的“非國大黨、非印人黨”政府，是患了策略性失誤。的確，此舉將左翼政黨逼入牆角，促使不希望政策發生鉅變的民眾起來阻止共產黨上台。不過，從選舉結果看，參加“第三陣線”的比久人民黨、泰盧固之鄉黨，議席不但未見減少，反而有所增加，而上次大選一席未得的全印安納德拉維達進步聯盟，此次竟將9席收入囊中。比較起來，只有左翼四黨遭遇滑鐵盧，尤以其中兩支共產黨隊伍為甚。這説明，失利原因主要還在於共產黨自身表現。

喀拉拉邦大選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印共（馬）在該邦陷入了內訌。邦首席部長阿諸善南丹和黨委書記維亞原相互攻擊，激烈的權力鬥爭甚至一度導致兩人拋開對方，各自組建自己的黨務系統和政務系統。

假如説喀拉拉邦的矛盾性質屬於共產黨內部黨政區隔不清、黨務書記權限過大引發的老問題，那麼在西孟加拉邦，共產黨遇到的則是新挑戰。

一直以來，西孟加拉邦的工業化步伐就被視為落後於印度整體發展，以至於昔日號稱印度經濟中心西孟加拉邦的綜合實力排名已落到印度各邦中間靠後。強大的工會組織和罷工不利於吸引外資，青年人才不願意留在首府加爾各答工作。即使是近幾年，西孟加拉邦首府、印度第三大城市加爾各答仍然每隔一兩個月就全城罷工一次，不僅公共交通癱瘓，工人糾察隊還停止私人交通服務，甚至飛機都停飛。

印共（馬）意識到必須實現工業化，因此在2006年西孟加拉邦大選中以此為核心議題，強調改革，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但卻因為政策執行中的急躁，尤其是工業徵地問題處理不當，引起農民的不滿——塔塔集團推出的世界最廉價小車NANO的生產廠，因為在西孟加拉邦徵地遭遇農民和反對黨的抗議，不得不搬遷廠址；另一吸引外資設立化工廠的標誌性項目也由於強制徵地，甚至引發了大規模抗議和流血衝突……

此外，印共（馬）執政多年也出現官僚主義和缺乏活力的弊病，加上過去相互抵制的兩大主要反對黨首次聯手，使得尚未成功找到工業化道路的印共（馬）最終在2011年邦議會選舉中落敗，其連續執政34年的奇蹟亦就此終結。

2011年5月結束的邦議會選舉中，左翼陣線也在喀拉拉邦以微小差距失去執政地位，印度左翼30年來首次同時失去兩大邦的政權，印度僅有東北部的特里普拉邦仍為共產黨執政，這讓不少人開始擔憂印共未來的政治前景。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眾多貧困人口使得左翼思潮在印度仍有很大市場。據世界銀行2008年的報告，印度每日生活費低於1.25美元的人口有約4.5億，約佔印度總人口的42%，有8.28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佔其人口總數的75.6%，這一比例甚至超過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

例如有“印度北大”之稱的尼赫魯大學，直到今天仍然有學生為學校學費增長2盧比（1美元約合44盧比）而絕食抗議，學校也不允許雀巢咖啡等商業化的咖啡館在校園開店。在印度，仍然有不少年輕人習慣於享受政府補貼的長期為窮人提供的低價、但同時也是低質的服務。

此外，印度共產黨（馬）畢竟在西孟加拉邦還有較為完整的機構和組織，這都讓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相信，共產黨很可能還有翻身再執政的一天。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後，印共（馬）和印共都進行了反思，認為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不代表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而是有關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歪曲和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內涵，強調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印度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黨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黨的政策出現了趨同的傾向。

儘管丟掉了槍桿子，長期浸潤在體制內，印度共產黨人卻能始終保持革命激情，既沒有像歐洲同僚們那樣變色，一步步“社會黨”化，也沒有像亞洲多數共產黨那樣“羣眾黨”化。這支具有超過90年光輝歷史的共產黨隊伍，似乎具有非同一般的抗拒體制化的能力。

2012年4月上旬，印共（馬）召開第20屆黨代會，該黨政治局委員亞秋裏提交了“關於一些思想認識問題”的議案，指出了中國社會主義模式的缺點，分析了拉丁美洲、朝鮮、古巴和越南模式，並得出結論認為，印共必須從這些國家的經驗中“正確地吸取教訓”，根據印度的“具體情況”制定出路線圖。

據《印度時報》報道，會上參加討論的多數代表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持批評態度，認為中國模式“更注重培養億萬富翁而輕視解決城鄉差距問題”。在印共（馬）黨代會上，不少代表提出了中國模式的各種問題，包括貪污腐敗、不平等和失業率上升等。代表們認為，中 國出現的新資本家、貧富之間差距的加大和中國工人微薄的工資，都顯示中國“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來自印度北部的一些代表建議印共（馬）效仿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府，而不是學中國。但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代表明確支持中國模式裏好的元素，並建議在印度模式中採納。輿論認為，印共（馬）在2011年的地方選舉中遭遇慘敗，此次“思想風暴”能否取得預期成果，並不明朗。 ^[2] 

1964年印度共產黨分裂時，印共的力量大於印共（馬）。但由於兩者不同的政策，印共的威信曾一度下降，印共（馬）成為印度最大的左翼力量。印共（馬）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政治局。設有縣級委員會和地方基層組織。印共（馬）現有黨員104萬，下屬羣眾組織的總人數超過3000萬。現任總書記普拉卡什·卡拉特（Prakash Karat）。

印共的最高權力機構也是全國代表大會，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全國委員會，全國委員會選舉產生中央書記處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現有黨員約60萬左右，下屬羣眾組織的總人數約600萬。現任總書記巴爾丹（A. B. Bardan）。

印共（馬）1964年從印度共產黨中分裂出來，據稱現有104萬黨員，是印度最大的左翼政黨。印共（馬）領導着印度各邦和國民議會中左翼政黨的左翼陣線聯盟，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影響力很大，並曾在這些邦長期執政。但在2011年地方選舉中，該黨遭遇慘敗，只剩下在特里普拉邦執政。印共（馬）具有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和反美帝國主義情緒，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則。

2012年4月上旬的印共（馬）第20屆黨代會上，該黨政治局委員亞秋裏否認該黨就模式問題產生分歧，“印度需要發展自己的社會主義模式，而不是進口中國、古巴或俄羅斯模式。我們不評論他們的道路是對還是錯，我們學習他們的經驗，採納適合印度條件的做法”。輿論稱，正處於最困難時期的印共（馬）希望藉此次會議向其全體黨員發出信息，通過“關於一些思想認識問題”的決議顯示其思想的正確性，提高士氣。該決議案在承認資本主義秩序在21世紀全球佔上風的同時，指出資本主義的剝削性質，認為資本主義方式不能克服經濟危機，只是從一場危機到另一場危機，全球化的結果是不平等，只有社會主義才是人類解放和解脱的靈驗藥方。亞秋裏説，該黨的目標是改變世界現狀，找到一種取代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