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若遺址

1977年，在卡若村的原水泥廠院內，工人在施工過程中發現該遺址。

1978年5月，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正式發掘。

1979年5～8月，由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雲南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對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 ^[3] 

2007年，西藏自治區自治區文物局委託北京古建築研究院對卡若遺址進行了整體規劃，將其定性為遺址公園，總投資1.2億元。根據規劃，工程包括卡若遺址展示區、藏家民俗體驗區、文化遺產博覽園等項目。 ^[2] 

卡若遺址，發現的房屋遺址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半地穴和地上房屋。半地穴房屋又可分為圓底、平底、石牆房屋三種。半地穴圜底房屋有圓形、方形兩種，底部呈圓狀，深12～54釐米。半地穴平底房屋有方形、長方形兩種，深30～93釐米，面積5～25平方米。半地穴石牆房屋為半地穴礫石牆建築，有方形、長方形兩種；地上房屋有方形、長方形兩種，面積20～30平方米，最大的一座雙室房近70平方米；半地穴的居住面主要以草拌泥建築為代表。 ^[3] 

文物遺存(5張)

卡若遺址，出土的石器有鏟、斧、鋤、犁、鑽、錛、矛、鏃以及切割器、刻刮機、砍砸器、敲砸器等。其原料為瑪瑙、硅質石、燧石、硬玉、火山岩、流紋岩等。在這些石器中大型打製石器、細石器與磨製石器共存，大型打製石器佔石器總數的85%。出土的骨器主要為生產工具，少數為裝飾品，有針、錐、斧、抿子、刀梗、片飾、簪、璜、珠、項飾、牌飾、貝飾等。陶器均為夾砂陶，分夾砂和夾細砂兩種。陶色有紅、黃、灰、黑四種，以黃為主。紋線、方格、菱形、連弧、貝、圓圈及四方形紋。偶見簡單花紋的彩陶，其中一種為罕見的雙體陶罐。器類主要有罐、缽、盆、碗等，多屬小平底器。 ^[3] 

罐，侈口尖唇，短頸深腹，平底，口徑11.6釐米、底徑7.8釐米、高23.8釐米、胎厚0.6釐米，器身繪有粗繩紋，用夾砂紅陶製作，近口沿處有穿孔兩個。 ^[8] 

卡若遺址的發掘證明，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類繁衍生息，並將西藏曆史向前推進了3000年；同時也説明西藏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形成了文明主幹。但卡若文化並非西藏高原一種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原始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聯繫。

遺址中出土的玉器和海貝是卡若居民與各個地區的民族相互交換而得來的，這説明儘管西藏和其他地區之間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並不能斷絕本地居民和其他民族的正常交往。同時也説明橫斷山區南北走向的6條江河把千萬年來無法互相見面和交流的黃河、長江兩大文明在此連接起來，沿江、河而上的北方和南方各民族終於在橫斷山區相見、相交、相知、相融。因此，自新石器時代開始，康巴地區就形成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多重性特點。昌都的卡若遺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北方的細石器文化、長江流域的粟米文化和南方的貝殼文化在此相遇；這一地理上的“橫斷”卻“橫斷”成了不同特點的多民族、多文化形式。 ^[9] 

卡若遺址的發現，對於研究中國西南古代民族的遷徒及其與黃河流域等地的文化聯繫，特別是證明西藏遠古時代有人類生存，並探討藏族起源等重大學術問題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3] 

卡若遺址是西藏自治區歷史上首次科學發掘的古文化遺址，在中國考古科學和西南邊疆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卡若遺址在西藏的歷史和考古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將西藏的歷史前推到了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就曾在這塊土地繁衍生息；大量出土的文物證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卡若遺址文化就與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地區的古文化以及雲南境內的元謨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中華遠古文明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價值和特殊地位。

卡若遺址對於研究藏民族歷史、西藏高原人類史、西藏史前文化史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5] 

卡若遺址，揭示了西藏距今5000至4000年前的古人類生產、生活線索，比較完整地勾勒出藏東的生活方式，是研究西藏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特徵、劃分西藏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區系、探討青藏高原新石器時代生業模式的重要遺址之一。 ^[7] 

1996年11月20日，卡若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6] 

2021年10月，卡若遺址被評為“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1] 

卡若遺址，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以南約12公里處的卡若鎮卡若村。

昌都市內乘坐8路，在卡若遺址站下車步行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