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洛·何塞·塞拉

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ê Cela，1916～2002）西班牙小説家。出生於西班牙加利西亞省的小鎮帕德隆。父親是西班牙人，母親是英國人。塞拉在馬德里唸完中學後，先後學過醫學、哲學和法學。當過軍人、鬥牛士，也做過官員、畫家和電影演員。1957年當選西班牙學院院士，稍後又擔任國會參議員。60年代曾在英、法、美大學作巡迴講學。

1936年，塞拉以詩集《踩着可疑的陽光走》踏上文壇。成名作是長篇小説《帕斯夸爾·杜阿爾特一家》（1942年），這部作品開“戰後小説”的先聲，奠定了作家在西班牙文學史的地位。塞拉的代表作《蜂房》由於對佛朗哥政府提出了尖鋭的批評，因此尚未出版就遭到查禁，它的第一版是在阿根廷首都出版的，該小説被算作西班牙當代第一名著，評論家們認為，要談西班牙戰後文學，第一要談《蜂房》。塞拉是位多產作家，在從事文學創作的50多年裏，出版的作品已達40多部，其中重要的還有《靜心閣》（1943年）、《小癲子新傳》（1944年）、《考德威爾太太與兒子的對話》（1953年）、《金髮女人》（1955年）、《193年的聖卡米洛節》（1969年）、《早待第五集》（1973年）、《為兩個死者演奏的瑪祖卡舞．曲》（1983年）和《聖安德烈斯的十字架》（1994年）等。此外還有大量的短篇小説、散文、遊記、詩歌和劇本等。

在西班牙文學史上，塞拉是繼塞萬提斯、加爾多斯之後又一個里程碑，是當今西班牙最負盛名的作家。他在創作上受流浪漢小説影響較大，現實主義既是對西班牙古老文學傳統的繼承又與先輩大不相同，顯得極不“規矩”，被稱為西班牙的新浪潮派作品暴露了佛朗哥政權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對反動統治發出了抗議。在藝術上，多用譬喻，語言隱晦，曾有人專為他寫了一部辭典：《塞拉用詞的奧秘》。

1989年10月19日，瑞典學院宣佈把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他的作品內容豐富，情節生動而富有詩意”“帶有濃郁情感的豐富而精簡的描寫，對人類弱點達到的令人難以企及的想象力”。消息傳出後，在世界文壇上引起了一番爭論。198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中，有略薩、帕斯、富恩特斯、格林、格拉斯、昆德拉、歐茨等一大批世界公認的名家，而塞拉居然力挫羣雄，榮摘桂冠，不少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2] 

這一方面當然也説明評獎時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但另一方面也得承認，塞拉確實是一位富有挑戰精神和革新精神的作家，不僅是戰後復甦和重建西班牙文學的先驅者，開闢了一代文風，而且對拉丁美洲的文學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95年，塞拉又獲塞萬提斯文學獎。

塞拉從小酷愛文學，早在大學時代就開始寫作，一九三五年出版詩集《踏着白日猶豫的光芒》。一九四二年出版第一部小説《帕斯庫亞爾·杜阿爾特一家》，一舉成名，引起文壇轟動。這部作品被譽為西班牙文學一個新的里程碑，在西班牙小説中，影響僅次於《唐吉訶德》，一九八四年被評為十部西班牙語最佳小説之一。誠然，小説中的某些描寫，顯然受到自然主義的影響，因而被人稱為“恐怖主義”，這不能不説是這部小説的不足之處。

在這以後，塞拉又陸續出版了反映肺病患者悲觀絕望生活的長篇小説《憩閣療養院》(1943年)、諷刺當時西班牙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説《小癩子新傳》(1944年)，短篇小説集《飄過的那幾朵雲彩》(1945年)，詩集《修道院與語言》(1945年)、《阿爾卡里亞之歌》(1948年)和遊記《阿爾卡里亞之旅》(1945年)等。

1951年，塞拉花五年時間寫成的長篇代表作《蜂房》出版。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塞拉還相繼出版了用內心獨白描寫一個發瘋母親給死於海難的兒子寫信、表現內戰給人民帶來痛苦的《考德威爾太太和兒子談心》(1953年)，用美洲西班牙語寫成、反映委內瑞拉風光和人情的《金髮姑娘》(1955年)，以西班牙內戰為題材、實際上是對內戰進行反思的《聖卡米洛》(1969年)，再現西班牙偏僻山區家族矛盾的《為亡靈彈奏瑪祖卡》(1983)、《尋找陰暗面的職業》(1977年)、《聖安德列斯的十字架》（1994年）和《黃楊木》（1999年）等。其中《為亡靈彈奏瑪祖卡》為塞拉晚年的重要作品。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塞拉還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説集，其中主要有《關於發明的爭執》(1953年)、《風磨》(1955年)、《十一個有關足球的故事》(1963年)等。

所獲獎項：1989年諾貝爾文學獎

塞拉是位多產作家，在他從事文學創作的50多年裏，出版的作品已達40多部，其中重要的還有《靜心閣》（1943年）、《小癲子新傳》（1944年）、《考德威爾太太與兒子的對話》（1953年）、《金髮女人》（1955年）、《193年的聖卡米洛節》（1969年）、《早待第五集》（1973年）、《為兩個死者演奏的瑪祖卡舞曲》（1983年）和《聖安德烈斯的十字架》（1994年）等。此外還有大量的短篇小説、散文、遊記、詩歌和劇本等。

1989年，由於他的作品“帶有濃郁情感的豐富而精簡的描寫，對人類弱點達到的令人難以企及的想象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95年，塞拉又獲塞萬提斯文學獎。《踩着可疑的陽光走》《帕斯夸爾·杜阿爾特一家》《靜心閣》《小癲子新傳》《考德威爾太太與兒子的對話》《金髮女人》《193年的聖卡米洛節》《早待第五集》《為兩個死者演奏的瑪祖卡舞曲》等。

其他小説包括：《蜂巢》（The Hive）（1951年）、《1936聖 卡米洛紀念日》（San Camilo，1936）（1969年）、《為亡靈彈奏馬祖卡》（Mazurka for Two Dead People）（1983年）、《克利斯託對亞利桑那》（Cristo versus Arizona）（1988年）。

在四五十年代所寫的經典性的遊記中，有一種較為平靜的幽默感，遇到的是一位較為文質彬彬、圓通世故的塞拉，是流浪者塞拉，在尋找那時正在消逝中的環境和文化。

作為一個整體，擺在面前的作品異常豐富、沉重而堅實，它野性十足、狂縱奔放而又激烈慷慨，然而它又不乏同情心或通常的人類情感，除非我們要求那些情感以最簡單的方式表達。塞拉使西班牙語得到了復興，使它生氣勃勃，正如我們這個時代中為數不多的其他幾個傑出人物所做的那樣。作為一個語言的創造者，他繼承發揚了塞萬提斯、貢戈拉、克維多、巴列—因克蘭和加西亞·洛爾卡的傳統，自從這些作家的印跡打進這部大書以來，西班牙語作為一種語言已面貌一新。

他那具有實驗性和戲劇性的作品重新點燃了人們對西班牙小説的興趣，對二十世紀的文學發展產生很大影響。1942年發表第一部小説《杜瓦特家族》，講述了由社會扭曲促成的一個殺人犯的故事，既對罪犯表示同情憐憫，又對他的行徑感到深惡痛絕。在塞拉的作品中，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形象的暴力場景、性情古怪的人物，以及社會的紛雜混亂。

《蜂房》小説共分六章和一個尾聲。它通過首都馬德里的小咖啡館等場所，向讀者介紹了來自中下層社會的芸芸眾生，展示了他們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的三天生活景象。小説描寫了活動在小咖啡館周圍的三百餘個各色人物，其中有工人、職員、醫生、警察、小販、跑堂、更夫、妓女、流氓等等，三教九流，應有盡有。他們形成了一個“人類的蜂房”，營營不息地騷動着。《蜂房》在藝術手法上有其獨特之處，主要是客觀描寫，作者不加評述，攝影機眼，採用影視手法，集體主角，人物不分主次，時空跳躍，情節不按順序，因而被譽為“一部開創了西班牙小説新時代的偉大作品”，進一步奠定了塞拉在西班牙文學界的重要地位。

塞拉的散文，特別是遊記頗具特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出版的遊記有《漫遊卡斯蒂利亞》(1955年)、《猶太人、摩爾人和基督徒》(1956年)、《比利牛斯山脈萊里達地區之行》(1965年)等。此外，塞拉還發表過劇本《牧草車或鍘刀發明人》(1969年)等。

在西班牙文學史上，塞拉確實是繼塞萬提斯、加爾多斯之後最負盛名的作家。創作真實地反映了西班牙戰後城鄉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繼承西班牙古老文學傳統的同時，又具有創新的精神，使西班牙文學登上新的高峯，為振興當代西班牙文學做出了重大貢獻。一九五七年，被選為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七年，還曾分別獲得西班牙國家文學獎和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親王文學獎。

卡米洛·何塞·塞拉所寫的書已逾百種，它本身就是一個真正的文庫。在這些書中，充滿最令人驚訝的對比，粗俗的幽默故事與歐洲文學中的一些最陰鬱、孤獨的作品比肩而立。

西班牙內戰將臨之時，塞拉是馬德里的一個年輕詩人。作為事件的參加者和一名抵抗戰士，幾乎比任何作家都更置身於那些令人痛苦的事件的中心。在戰壕中服役、負傷並在戰地醫院躺過一陣之後，在戰爭結束、回家、西班牙開始在新政權下度過漫長而沉悶的歲月之後，作為一名散文作家——開始初次登台。那時上層想要看到有益教化的書，最好是描寫歌舞昇平、太平盛世的書。而塞拉的第一部長篇小説，寫的卻是一個具有多重人格的殺人犯臨刑前敍述其生活史。《帕斯庫亞爾·杜阿爾特一家》於一九四二年在布爾戈西班牙布爾戈斯省省會。一個汽車庫裏秘密印刷出來，當它引起官方注意時，這一版幾乎已經售罄。書刊審查官對此書漸漸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這本書肯定是所有西班牙語小説中僅次於《唐吉訶德》的、最廣為人讀的作品。這個殺母者的故事，可以作為一個寓言，一個關於西班牙的巨大苦難和激烈內部鬥爭的神話故事來閲讀。

在斷斷續續審理了漫長的11年之後，巴塞羅那一家法庭於2009年4月末終於裁定，已故西班牙大作家、198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米洛·何塞·塞拉剽竊罪名成立。法官根據雙方舉證、自行研讀，以及兩份專家報告認為，塞拉生前的小説《聖安德烈斯的十字架》中，有多個段落“改寫”自女作家瑪麗亞·德爾·卡門·福爾莫索的小説《卡門，卡麥拉，卡米尼亞》。兩書手稿曾同時競爭1994年的行星獎，但塞拉的小説最終勝出，同時贏得5000萬比塞塔的鉅額獎金。福女士的小説參評在前，塞拉的作品則直到報名截止前最後一天才交稿，其間有近兩個月充裕的“作案”時間。

此前，西班牙媒體廣泛報道，塞拉多年秘密僱請槍手，替他寫出小説初稿，他再以自己的風格加以潤飾成書。《聖安德烈斯的十字架》也是先請人捉刀，拿《卡門，卡麥拉，卡米尼亞》做底本，改頭換面而成。

文學專家指出，儘管兩書在敍述技巧和情節結構上“極為不同”（福女士的小説以全知型的第三人稱敍述，而塞拉用的是第一人稱），但“雷同或相近”的段落仍多達65處。最為明顯的是，兩書故事均發生在加利西亞的拉科魯尼亞；均始於1931年西班牙第三共和國的建立；均有叫哈科布的男主人公和精於紙牌的女主人公。

塞拉和福爾莫索女士均已去世，此案現由福女士的兒子赫蘇斯·迪亞斯·福爾莫索訴入公堂，塞拉的出版商行星出版集團亦被列為被告，福爾莫索指其出賣母親的手稿，與塞拉聯手剽竊，內定獲獎，以從中共同圖利。

2002年塞拉去世時，備極哀榮，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王后索菲婭和首相阿斯納爾均在當天親赴塞拉去世的診所，為他的遺體送別。次日起，全國各大報連篇累牘地刊登紀念和稱頌文章，《世界報》頭版標題是《偉人之死》，作家弗朗塞斯科·烏布拉爾説，塞拉的去世標誌着“最後一位偉大的西班牙作家的消失”。

僅僅過了七年，報紙的大號標題已經換成了“剽竊”。然而對塞拉身後名譽損害最大的事件，卻是他曾向獨裁政府告密求寵的曝光。2004年，歷史學家發現了1960年代佛朗哥政府情報部長曼努埃爾·弗拉加收到的內部報告，顯示1963年西班牙作家大會之後，塞拉主動向情報機關提供密報，開列可被政府收買、馴服，或加以“思想改造”的作家名單。

塞拉指認，當時聯署公開信、抗議警察暴力鎮壓北部阿斯圖里亞斯礦區工潮的102位簽名者中，有42人是西班牙共產黨黨員。塞拉本人也在那封抗議信上籤了名。

他還進言獻策，認為對大多數簽名者，政府可以用為他們出書，或金錢收買的方式，令他們投誠。並特別建議，政府應將主攻目標鎖定在著名的知識分子和作家佩德羅·萊恩·恩特拉戈身上，因為他是反佛朗哥陣營中的軟柿子。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塞拉的作品不斷遭到佛朗哥政府的審查，而他本人也曾主編過公認有反佛朗哥內容的雜誌。

“塞拉人格複雜。”發現這份報告的歷史學家佩雷·伊薩斯説，“在他人生的某些階段，他好像要把所有的牌握在手裏。”有證據顯示，塞拉告密並非由於受到脅迫，而是主動、自覺、自願為之。伊薩斯説，塞拉明顯是在向法西斯政府求寵，意在獲得公開承認，以成就其顯赫聲名。

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了許多優秀的品質，其得主不僅僅被視為文學大師，往往也是道德楷模。但倘若上述指責實有其事，則塞拉這樣的作家實在令諾貝爾獎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