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耐基基金會

在漫長的歲月中，基金會在不斷研究新形勢中提出新的工作重點。20世紀60年代之前，貫穿始終的是教育，60年代至80年代傾向於平等和改良。80年代以後的幾大目標是：避免核戰爭，改善美蘇關係；教育全體美國人，特別是青年，以適應一個以科技為基礎的社會；防治各種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傷害，包括吸毒、酗酒和少女懷孕等社會問題；在第三世界培訓和開發人力資源。

在1919年安德魯·卡耐基逝世前，他本人任董事長兼會長，不言而喻，這個階段他個人的意圖起主導作用。 初期的多數撥款對象還是延續以前已經進行的項目和上述已經成立的各種機構。不過卡耐基在致董事會的第一封信中就特意申明，由於人間世道不斷變化，特授權董事會根據自己的判斷，視需要而改變基金會的政策和道路。事實上，在以後漫長的歲月中，基金會的工作特點的確是不斷研究新形勢，提出新的工作重點。對基金會工作方向影響較大的是幾位任職較長的會長：克培爾（Federickp.Keppel，1923-1941），加德納（John W.Gardner，1948-1955），派弗（Alan Pifer，1965-1982）和漢堡（David Hamburg，1982-1997）。

安德魯·卡耐基（1835-1919）

出生於蘇格蘭，12歲的時候他跟隨他的家庭一起移居到美國。人們對他的評價是“一個舉止傲慢，容易衝動，為人熱情、忠誠而又精明的理想主義者”。他最初當了一名錠子工，每週的薪水只有1.2美元。在16歲的時候，他成為賓西夕法尼亞州鐵路上的一名電報員，在那裏他一呆就是12年。此後他投入自己所有的資產建立凱斯通橋樑工程公司，並極具眼光地展望到鋼鐵橋樑業具有不可限量的前景。於是他開始專門致力於鋼鐵生產行業，成為美國的鋼鐵大王。後來他還收購了一家石油公司、一條鐵路，併購買了大量的汽船。在1901年的時候，他將自己建立的卡耐基鋼鐵公司以2.5億美元的價格賣掉，此時卡耐基鋼鐵公司生產的鋼鐵已經佔全美鋼鐵銷售總量的25%。

卡耐基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自己周圍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他曾經為自己的墓碑寫過墓誌銘，在上面他是這樣寫的：“這兒躺着的是這樣一個人，他深諳如何將自己周圍的人變得比他自己更加聰明。”無論是在他生前還是在他死後，人們對他的評價都是褒貶不一，有的人稱他為暴君，而有的人則稱他為聖人。作為一個商人，卡耐基對於與競爭對手進行談判協商的概念是對方必須完全妥協。而作為一個僱主，他則挖空心思地從工作身上賺取每一分能夠落到自己腰包裏，而他給工人與僱員的工資簡直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大錢人別要，小錢要歸我。在1892年霍穆斯德鋼鐵工人大罷工時，卡耐基遠在蘇格蘭，但他僱傭了300名平克頓警衞，試圖鎮壓工人的罷工。這場勞資間的衝突最終發展成為血腥的武裝衝突，在卡耐基的歷史上留下了極其不光彩的一頁。

這一階段貫穿始終的重點是教育。

普及和提高並舉

不同時期重點不同或輪流突出。卡耐基基金會1925年開始成人教育項目，主要對象是新移民、黑人和服刑的囚犯；50年代針對當時大學教育迅速普及的情況，重點放在提高質量，先大學，後擴展到中小學教育，對整個教育 進行綜合治理。這一舉措得到後來任康乃爾大學校長的著名教育家珀金斯（James Perkings）的合作，持續9年，取得重大成就。到60年代，重點又轉到“消除機會平等的障礙”，為此對貧民教育進行大量資助，1964年此項撥款佔全年的1/4。

與普及教育相聯繫的一項工作是推廣先進的教學手段。早在20年代，卡耐基基金會就率先推動運用當時還屬前沿的廣播教學法；60年代末，又與福特基金會合作建立兒童電視工作室，寓教於樂，對象主要是貧窮兒童，膾炙人口的“芝麻街”木偶劇就是這一工作室的產品之一。凡在美國看過電視的人都知道，在使人眼花繚亂的眾多頻道中有一個公共教育台，它是惟一不做商業廣告， 專門播出有教育意義的、文化層次較高的節目的頻道，現已成為美國電視觀眾中最受稱讚的頻道之一。究其來源，也與卡耐基基金會有關。在改良高潮的60年代， 基金會協助各州成立了兩個組織，一是州教育委員會，一是電視教育委員會，前者研究當時教育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改革建議，取得重要的實際效果；後者直接啓發了約翰遜政府向國會提出並通過成立的全國性教育廣播電視集團公司，這就是現在的公共教育台。

隨後，卡耐基集團又撥款100萬美元給卡耐基教學促進基金會，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研究高等教育問題，該組織由著名教育家、前加州大學校長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主持，在15年內產生了23項重要報告和專題研究，是到那時為止對美國高等教育覆蓋面最廣、分析性最強、客觀而深入的資料，對各大學的教育思想和政府關於教育的決策有重要影響。小組成員還常到國會作證，影響了聯邦政府幾十億美元的教育經費的支出，並使政府成立基礎教育機會津貼項目和中學後教育改進基金。這是在教育方面基金會與政府合作或影響政府政策的典型範例。

黑人問題

卡耐基基金會與洛克菲勒基金會一樣，從20世紀初建立基金會之前就對黑人教育多有捐贈，並建立了聯合黑人高校基金。 它一直大力資助兩所最早建立的著名黑人職業學校：塔斯基吉（Tuskegee）和漢普頓（Hampton）學院。基金會在這方面一些有特色的舉措是，在紐約哈萊姆區和芝加哥貧民窟分別建立實驗中學，專門收容棄學的孩子；在大學中設立非醫科大學的醫士培訓班以 解決城市和農村的窮人就醫問題；開設了對象包括黑人的成人教育項目等等，這些項目實際的主要對象大部分是黑人。

卡耐基基金會在黑人問題上一項特別有意義的創意是，從1938年開始，出資委託瑞典社會學家根納·米爾達（Gunnar Myrdal）進行對美國黑人的專題研究，一則因為這個問題本身重要，二則是為基金會以後在這方面的工作提供依據。該項工作完成得十分成功，1944年出版了他的專著，題為《美國的兩難處境--黑人問題與現代民主》。米爾達作為歐洲人，可以比較超脱和客觀，這部鉅著正文45章，連同附件和註釋共1483頁，至今仍為研究美國黑人問題的經典著作。可能受這項研究的啓發，基金會於40至50年代在路易斯維爾大學設立專門科目培訓善於處理種族問題的警察，又成立社區律師事務所為貧民窟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以解決與切身利益有關的訴訟問題，60年代建立對紐約黑人聚居區的醫療援助計劃等。1963年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萬美元。

1965年新任會長派弗思想更傾向於平等和改良，而60年代又是美國民權運動高漲並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期。在這一潮流下，卡耐基基金會於1963年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萬美元。基金會還資助了幾項別具特色的有利於消除種族隔離的工作，例如幫助中小學教員懂得黑人語言以便更好地與學童溝通；研究北方取消種族隔離的學校所涉及的政治問題；蒐羅棄學的黑人中學生，為他們補課，以便能升學；培養能積極參加民權運動的黑人律師，在東哈萊姆區建立更多的律師事務所併成立反對住房歧視全國委員會等。這些工作都是通過資助各有關組織來進行的。

在此期間，卡耐基基金會的董事會與當時不少基金會一樣，也決定改變其清一色“白種-盎格魯薩克遜人-新教徒”（WASP）的狀況，增加了婦女和少數民族，並擴大了地區和社會圈子。隨後進一步從事更廣泛的有關城市 貧困、危機和族際關係的研究和治理計劃。工作更加向社會公正、平等和人力資源的開發方向傾斜。1972年停止了原來頗為成功的資助醫學教育和醫療項目，教育的重點也從高等教育轉到中小學，特別是貧苦兒童的教育機會問題。

70年代在黑人問題上也有進一步的動作，從1972年起的10年中，對“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美國原住民權利基金”、“墨西哥裔美國人法律辯護基金”、“關於教育問題訴訟的教育基金”等捐款共400萬美元，此外還資助波多黎各法律辯護和教育基金，監督紐約市涉及85000名西班牙裔學童的關於雙語教學的立法的執行。在此期間，基金會為多項對政府進行呼籲與監督的有關少數民族、婦女和殘疾兒童權利的項目捐款共1500萬美元。為此，基金會專門成立了一個獨立組織“卡耐基兒童理事會”，由耶魯大學一位心理學家主持，產生了5項報告，有的報告內容已經超出兒童教育問題，而直指整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提出充分就業和補助家庭收入的建議。這些報告引起很大爭議。在會長的主導思想下，基金會更進一步資助一名學者詹克斯寫了一本更為激進的書，題為《不平等》，對美國社會提出尖鋭批評，認為在社會從根本上不平等的情況下，教育無法平等。

派弗與其前任加德納近似，力圖把公益事業擴大到社會改良，不過更為激進，是近乎理想主義的社會改革家，但是他在卡耐基基金會任職期間卻是從尼克松到里根政府時期，是美國思潮偏向保守的時期。所以他的許多理想未能貫徹，在他離職的最後文章中總結了30年來從事公益事業的思想，對當時在里根治下美國精神的“卑下”、社會公正的背離和社會對弱勢羣體和兒童的不負責任表示悲憤之情，呼籲改弦更張，回到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的福利政策道路上來。

1982年另一任新會長漢堡上台。他與派弗背景很不相同，主要從事醫務工作，原任哈佛大學衞生政策研究和教育部主任。他表示到基金會任職是為社會和公眾服務，不過對基金會應關心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他確定基金會的幾大目標是：（1）避免核戰爭，改善美蘇關係；（2）教育全體美國人，特別是青年，以適應一個以科技為基礎的社會；（3）防治各種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傷害，包括吸毒、酗酒和少女懷孕等社會問題；（4）在第三世界培訓和開發人力資源，重點在墨西哥。

漢堡認為，今後世界發展最大的特點之一是科技對人的決定性影響。可以想見，根據這一思路，基金會的工作必然有所調整。在所有以上目標中，特別強調科學，包括硬科學和行為科學；更着眼於全球性的問題；國內則着重政策研究，不那麼強調不平等和社會改良。對政府的態度從批評改為爭取其支持和合作，在華盛頓政界和高層人士中進行經常性的聯絡活動。同時建立了卡耐基教育和經濟論壇，定期舉行全國各界領袖人物的會議，討論教育政策與國家經濟需要的關係。

根據1993年的會長報告，10年中基金會在資產和支出的數額上有很大發展，當時總資產達到13億美元，是1982年的3.25倍；支出預算從1982年的1300萬美元增至5900萬美元，相當於自1911年以來82年間總捐贈數的51%。工作中心仍然圍繞教育與和平兩大主題，強調預見性，“防”甚於“治”，為此，加強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

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是把重點放在早期教育。80年代美國教育界和科學界達成共識，認為兒童和少年時期的教育對人的一生乃至整個國家的未來都非常重要，並就父母和有關方面應如何合作以滿足少年兒童成長的需要提出建議。基金會配合這一共識，大力進行解釋和宣傳，利用其近一個世紀以來在教育界的影響掀起全國長期教育改革運動，重點在公立中小學和學齡前教育，研究一切影響學習的校內外因素，並提出口號“教育非自幼兒園始，而是始自胎教”，甚至從孕婦培訓開始。資助的具體項目有：

① 青少年教育與發展戰略。範圍是從出生前到10-15 歲的少年。在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中, 基金會贊助了對青少年不同的發展時期進行的綜合研究，取得了國家科學院研究理事會、斯坦福大學和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配合，成立了若干專家與公眾領袖聯 合組成的小組，分為幼兒（3歲以前）、童年（3-10歲）和少年（10-15歲）。小組提出了大批報告和專著，其中影響最大的為代表以上三個年齡段的三篇報告：《起點》、《前途有望之年》和 《大過渡》。報告就培養負責的和夠格的父母、產前與初生嬰兒的保健、少年健康成長的要素，以及爭取家庭、學校、社區、媒體等社會力量配合等提出了一系列建 議，在社會上廣泛散發。基金會又出資立項，鼓勵各州和市採取實際措施實施以上報告中的建議。已有十幾個州和若干市參加這一項目。這些建議得到克林頓總統夫婦、全國州長協會和兩黨不少國會議員的支持和大力推動。報告還在全國性的雜誌登載，在電視台的黃金時間播放，並進入一次白宮會議的主題。這一研究對全國的教育政策和計劃都產生了影響。

② 提高教學質量。提高師資水平，改進教學質量，是卡耐基基金會的傳統關注點。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突出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師資培養以及培訓幼兒園和低年級小學教師，促使低年級小學教科書的出版者也參加研究工作。 80年代，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聯合贊助成立教學與美國前途全國委員會，經過在全國範圍內的調查研究，提出一項報告，主要精神是：教育制度的改良歸根結底以提高教學質量為中心。報告並就提高教師職業的地位、吸引優秀人才、建立考核機制、提供終身自我提高的機會等提出一系列建議。報告還強調要建立一種足以反映美國社會多元文化的教育結構。為此，基金會組織的卡耐基教育與經濟講壇還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集思廣益。1987年又發起成立了提高專業教學標準全國委員會，以實施論壇報告中所提出的建議，由北卡羅來納州州長亨特主持。經過10年的實踐，基金會於1997年向30個領域的骨幹教師頒發證書，數量約佔教師總數的40%。克林頓總統在1997年的國情諮文中專門提到了這一委員會，號召全國予以支持。

③ 文科教育。在提高教育質量中有一個特殊問題是文科教育問題，對美國的意義就是如何加深全民對民主制度的理解。1981年卡耐基教學促進基金會提出一份報告，題為《高等教育為國家服務》，其作者大聲疾呼美國存在着“公民知識盲”，建議在大學課程中加入新的公民教育。1988年美國價值研究所又提出報告《向公民社會呼籲》，建議重新對一些基本的公民社會問題進行學習思考。從1930年以來，卡耐基基金會就對大學本科的課程改革集中資助，並且這也是卡耐基教學促進基金會資助的無數研究報告的主題。中斷了16年以後，基金會又重新開始這一課題。從1999年開始將研究文科教育未來的目的，以及基金會能如何有效地迴應這一問題列為研究主題。

④ 教育服務工作中的各方合作。從80年代初開始，基金會即從事一項工作，把大專院校、公司和國家的各實驗室以及各科研機構的科學力量同中小學的教學需要結合起來。特別注重建立科學教育工作者和科學機構的聯繫，以改進教學和課程，包括理、化、生物，也包括行為科學和心理學。在此領域中一項突破性的規劃名為“2061規劃”（以哈雷彗星再次出現的年代命名），主持人為著名科學教育家拉瑟福德 。他認為美國當前學校中的科學教學不足以為生活在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高技術世界中的未來公民作準備。該規劃旨在重塑大學前的自然科學、數學和技術教學，從幼兒園起，貫穿整個12年中小學。經過10年的努力，於1989年發表了《全體美國人學科學》和《水準線》兩項報告，對發動制定全國科學教育標準和直接改進科學教育質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國科學院經常發表科學標準，成為提高科學教學的中心。

國際和平與安全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會一直把反對核擴散以及前蘇聯地區的發展作為中心議題。冷戰以後種族間的衝突成為對和平的新威脅，也是基金會的重點之一。

① 避免核戰爭。基金會大規模資助跨學科、跨國界的研究，特別關注核武器和製造材料的安全儲存及其指揮-控制系統。基金會發揮它的特長--充當聯繫獨立研究者和決策集團的中間人，一方面贊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 果，一方面設法在重大問題上建立他們與政府、傳媒和企業界之間的聯繫。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頓政府期間，基金會都曾應政府的要求召集有關專家就核軍控和防止核戰爭問題、與蘇聯關係、非政府組織的作用、聯合國改革等問題進行討論。

基金會還資助前參議員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學會國會項目。這一項目的活動方式是在一個休閒勝地與有關某個問題的國際學者進行超黨派的無拘束的討論，已經舉行的有與前蘇聯、東歐和烏克蘭等國家的討論。

② 防止核擴散。基金會1992年撥出鉅款資助有關這一題目的研究、討論和活動，參加的有各方面專家。指導委員會中有參議員納恩與盧格、布魯金斯學會會長斯坦布魯納、 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軍控中心主任佩裏（1994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對1992年納恩-盧格修正案有很大貢獻。該修正案是針對1991年國會通過的《減少蘇聯核威脅法》的。這是參議員把研究成果化為政策實踐的典範。 1992年，基金會資助的哈佛大學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卡特在一份題為《蘇聯核裂變》的報告中指出蘇聯解體之後的新的核威脅。這份報告到了兩位參議員手中，他們立即合作發起美國幫助消除這一危險的立法措施。後來卡特任助理國防部長，和佩裏一起與兩位參議員合作共同執行這項法案，幾年來，共花費20億美元，用於許多大型工程計劃、軍事來往、國防工業轉 為民用計劃、軍營建設和再培訓、武器與裂變物資的安全保衞以及反對人才外流的贈款等。有幾千名美國人在俄羅斯與其同行就以上項目進行合作，包括使烏克蘭、 哈薩克斯坦和白俄羅斯完全非核化。

③ 防止致命的衝突。1994年，基金會把“國際安全” 項目改名為“防止致命衝突”。特別把重點放在明確的、系統的防止災難發生的辦法上，而不是事後修補災難造成的破壞。成立了“卡耐基防止致命衝突委員會”， 有36名委員，包括16名國際領袖人物和長期對防止衝突研究有經驗的學者。兩名主席是前國務卿萬斯和基金會會長漢堡。這是一個國際性組織，與世界各國的組 織有積極的合作關係，經常舉行國際會議。委員會分以下四方面進行研究：

考察種族、民族和宗教衝突的原因和防止其發展為致命衝突的辦法；

支持非政府組織進行防止暴力的努力；

繼續努力加強民主機制，作為應付前蘇聯和中東歐內部帶有爆炸性的衝突的非暴力機制；

探索美國、俄羅斯與其他核大國如何加強努力以遏制先進武器的擴散，避免使族羣衝突更加危險。

委員會於1997年發表最後報告，在全世界散發，號召國際社會的各類成員，包括民主國家、聯合國、區域組織、企業界、全球科學界、教育與宗教組織、傳媒、關心衝突的非政府組織等，通力合作，防止致命衝突；除了消極 的避免直接對抗之外，還應採取積極措施，如促進民主、市場改革和創建保護人權的公民組織。

其他如自然資源的減少、領土完整的原則和自決原則之間的矛盾、和平實現後如何通過消除宿怨達成和解來予以鞏固，以及對過失國家實行制裁的效果等等，都是有關這一問題的題中之義。

④ 建立各種集團之間的相互瞭解。各個羣體是否不需要族際仇恨和衝突也能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取得有效的發展？人類的適應能力如何調動起來把這種隔膜和仇恨減少到最低限度？這是卡耐基基金會在冷戰後所致力的課題之 一。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把兩項傳統的關注--和平與教育--結合起來。家庭、學校、社區組織和傳媒對形成族羣的態度有關鍵作用，既可以向仇恨和衝突方向，也 可以向寬容和合作方向引導民眾的情緒。1996年卡耐基資助16家機構對青年人的族際關係問題進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找出兩種態度產生的根源與如何進行尊重 和寬容的教育方法。鑑於媒體的重要作用，基金會在其資助的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中增加了這方面內容。這個節目是國際性的。

在世界幾個地區鞏固民主機構和進程

① 前蘇聯及其他地區。對俄羅斯和其他前蘇聯地區，基金會的做法不是提出改革的建議，而是提供機會促進這些地區和美歐及其他國家高級集團之間的經驗交流。

基金會資助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的“加強民主機制”項目從戈爾巴喬夫初期就已開始，對蘇聯中央政府和比較進步的地區中關心建立民主的人士給以諮詢，此項工作一直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許多當時與此項目有關係的人士已是俄羅斯社會有名望的重要人物。漢堡在會長報告中稱：這樣有組織地幫助一個國家民主化的國際行動在歷史上是少見的，而事實證明不是不可能的。不過，如果把民主當作裹着糖衣的新帝國主義入侵活動，那麼將一事無成。如果把它看作在我們這個紛爭無處不在的人類中一個強有力的、建設性的、解決衝突的機制，那麼這是一個應付生死攸關的挑戰的寶貴機會。

② 加強美國國內民主。卡耐基基金會認為自己的各項工作，包括教育，都貫穿了加強民主價值觀的精神。不過另外還有更加直接的由專人負責的專門項目，其主要內容是提高選舉的投票率、促使競選捐募款制度的改革、推動國會改革、提高大學在處理重要社會問題中的作用、研究民主與媒體的關係等。基金會認為當前對美國民主的威脅因素如下：

公眾對政治的冷漠和憤世嫉俗的態度，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政治權力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不是為公眾的利益服務；

不同宗教、種族和族裔、階級、性別的人羣關係日益疏離，美國凝聚力下降。光是寬容是不夠的，還需要進一步互相理解和接受，並認識到美國社會的力量在於多元化；

老年人的積極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其困難也未得到足夠照顧；

貧富懸殊擴大。

這些問題都是基金會特殊項目所關注的內容。

其他特殊項目

經濟問題在卡耐基基金會歷史上不是重點。但是自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家庭收入下降，大批婦女進入勞動大軍，而同時反福利政策的勢力抬頭。有鑑於此，基金會開始關注經濟拮据的家庭問題，資助一系列的有關研究項目，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兩名學者卡默曼和卡恩關於工業化國家社會福利比較研究與卡耐基兒童理事會關於美國困難家庭兒童狀況的報告。基金會還在哥大建立了全國貧困兒童中心，致力於將美國2300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兒童的狀況向全國廣為宣傳以教育公眾。

此外還成立了“卡耐基科學、技術與政府委員會”，旨在促進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研究，分析科學如何為社會服務，並確保科技成就作人道的使用，關注發展科技的決策過程；研究“使美國民主適應世界的變遷”，如技術進步、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內少數族裔和文化多元化對原來的民主機制的挑戰等課題。

1997年克林頓總統授予卡耐基基金會漢堡會長美國平民最高的榮譽--總統自由獎章，以表彰他為“改善兒童的健康和福利事業”做出的終身努力。